三妹


三妹也说说：陈破空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内容真叫个又大又空，超过破“空”记录。刘晓波这个合作派代表人物和民运的败类，二十年前就在全国电视台为中共讲话洗刷天安门屠杀；又在监狱中写“悔罪书”被中共用作给大学生洗脑的材料；出狱后又写书“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进一步诋毁天安门运动，否定其实质意义；紧接着又发表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诋毁天安门运动达更烈程度；就在不到一年前，他又在审判中发表陈述“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美化监狱“人性化、柔性化”，称赞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是“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这个陈述是他二十年来美化中共人权的继续，正因为这些“立功表现”，他才有了“监狱贵族”的特殊待遇，同时也有了海外的“破空”们为他吹嘘的虚名和欺骗诺委会和哈维尔的“坐牢记录”。中共除了利用刘晓波为它人权说话绝不会怕这个软骨头和民运败类，虽然中共不喜欢诺贝尔和平奖，却根本谈不上“重创”。昂山素姬得和平奖二十年了，小小缅甸都没被“重创”，一个软骨头刘晓波得和平奖就能重创连美国都对其示软的中共？

零八宪章的那一套，也就是刘晓波的那一套中共不会听（此处指的只是他与中共和解共生的那一套，而不是他说谎为中共人权美言的那一套），底层的维权人士更不会听，零八宪章那一套除了误导和骗和平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和底层民众的维权抗争毫无正面意义，它只不过是刘晓波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拥趸们用来炒作和骗取诺和平奖的道具。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吹得再大再空也没用。我上星期去洗牙，我的牙医都对我说，他在网上看到评论说刘晓波这人很糟糕，今年和平奖不名副其实。可不要小看一传十，十传百的常规。

我今天（星期天）从上午十一点到三点接受了Blakeway英国制片公司的采访，这个制片公司是受BBC和诺委会委托。他们从英国伦敦飞到美国，一路从波士顿跑了几个城市采访了五、六个人，我是最后一个被采访人，采访完我，他们就坐飞机回伦敦。这些被采访人中，只有对我的采访是有关刘晓波的，其他的采访都是有关别的奖项，有两个是关于化学奖，两个是关于经济学奖。摄制组的人说，他们的老板因为我们反对刘晓波的信有说服力 （make sense），所以才这么麻烦地跑到芝加哥来采访我。他们还计划下个月在伦敦采访许毅教授（也是谈刘晓波）。因为他们的这个决定紧急，我没有多少时间准备，只好仓促上阵。对着镜头就是说中文对我都是很大挑战，说英文就更难了。但是，为了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我接受了采访，并及时给制片公司写出有关刘晓波的材料，还先以文字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虽然最后剪裁后，我讲话的时间会很短，但起码世界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将会在BBC播放这个片子后，向所有海外中英文媒体公布我写的有关刘晓波的材料（中英文）。

三妹

二0一0年十月三十一日


三妹再说说：陈破空先生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不该“紧紧抓住刘晓波”，两个例子是战俘和柴玲的个别言论错误。我们“紧紧揪住”刘晓波是他变来变去的投机行为和他不断地为中共人权美言的行为。战俘受胁迫写供词或服软了，我们当然予以理解和同情，我们不能理解的是由于“悔罪和立功”免除一切“罪行”而提前出狱的刘晓波说的话“我赢了。一纸悔罪书换来自由，真值！”刘晓波的这种投机心态和行为与那些美国战俘的服软行为可比吗？柴玲的例子与刘晓波更不可比。首先，柴玲根本就不是刘晓波那种投机多变的小人，其次，她由于年轻面对这么巨大事件的没经验的言论与刘晓波的投机多变的行为更不可比。

至于陈破空先生说的条条道路通罗马，更不能令人信服。刘晓波这种一次次为中共人权美言算什么路？不过是骗个监狱贵族的特殊待遇和诺和平奖之投机路而已。刘晓波这种投机多变道德低下人居然被他的拥趸们骗来诺贝尔和平奖，这就是典型的中共扭曲的畸形社会的表象，这种畸形在花瓶民运中更为突出。

我们与刘晓波的分歧是原则分歧，不是什么通罗马的条条不同道路。他对中国民主的作用是破坏性的，他一次次美言中共人权的行为是在帮助中共欺骗世界。

今天我接受采访时，采访我的英国人凯瑟琳问我，你们是不是应该宽容刘晓波在监狱那种艰难环境下的认罪。我说，当时中共不是只抓了刘晓波一个人，中共当局抓了数百名甚至上千名天安门运动的参加者，为什么只有刘晓波一个人在全国电视台讲话粉饰天安门屠杀，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的悔罪书被官方用来作为大学生的洗脑材料？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受到监狱贵族的特殊待遇？我的反问让凯瑟琳不停地点头称是。




刘晓波获奖，重创中共

陈破空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民运人士、异见作家刘晓波。石破天惊，激起千层浪。

13亿人的民主追求，获得国际承认

在此之前，许多年里，多名中国异见人士被提名。好几次，呼声高入云霄，几乎胜券在握。然而，年年希望，年年失望。中国人，诺贝尔和平奖，两者似乎遥不可及。实际上，早该得了，迟早会得，终于得了。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著，这个13亿人口的民族，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终于得到世界的承认。

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至高无上的桂冠，“具有上帝般的权威”，不仅是授予刘晓波本人，而且是授予整个中国民运群体，包括“六四”死难者和天安门母亲们。中国民主运动的国际能见度，从此被大大提升，达到一个更高更新的层次。之于中国人权进步与民主进程，其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非言辞所能估量。

刘晓波获此殊荣，首先在于他对民主事业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先后三次牢狱之灾（另有一次监禁）。刘晓波获奖，令中共当局尴尬万状、恼羞成怒。然而，给刘晓波戴上这一至高无上的人类桂冠，首席推手，莫过于中共本身。

至高无上的桂冠，中共是推手

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布的授奖辞指出：“刘晓波十几年来致力于在中国尊重人权。他参与了1989年天安门的抗议活动，是《零八宪章》的主要撰稿人……（中共对刘）严厉的判刑，使刘成为中国人权运动的象征性人物。”

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并发起公民签名，论述理性，语调温和，姿态谦卑，对当局充满劝导色彩。竟遭中共下狱、并悍然判处重刑11年。中共的抓狂，令海内外舆论，包括反对派阵营，都大感诧异而难以置信。

究中南海背后动机，其中之一，是故意示凶相于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国家。俨然警告：中共已然崛起，强大无比，从此无畏国际人权压力，无需再与西方展开“人质外交”。关起门来，折腾自己的国民，随心所欲，喜怒由己。

而中南海收获的报应，就是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光环，降临于中共肆意迫害的子民。这正如，中共多年穷兵黩武，近年，更发展到在国际上耀武扬威，逞强耍横的结果，是遭到周边国家、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全面军事围堵。

犹记得今年初，笔者在日本演讲时，就《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下狱，提示：“最温和的呼声，换来最严厉的惩罚。这是权力傲慢，不折不扣的权力傲慢，中南海的权力傲慢。”这番话，激起与会日本人中，对刘晓波的巨大同情和对中共的强烈反感。诺奖授刘，是国际社会对狂妄中共的直接回敬。

文明的训斥，令中共抓狂

中共的回应，又是一场抓狂。中共抗议挪威政府，仿佛挪威像中国一样，如诺奖委员会这样的民间机构都由政府控制；中共中断中挪官方与民间交流，仿佛一个生气的小孩子，动辄扬言“我不跟你玩了”；中共威胁取消合同，限制挪威产品进口，仿佛一个小脚女人，红颜一怒，恨物及乌，恨不得把所有家当都要砸个稀巴烂。

为了阻止外国记者采访，中共悍然软禁刘晓波妻子刘霞。这里，中共又自我违规犯法两条：将对刘晓波的人权迫害延伸到刘妻子身上；违背自2007年起让外国媒体和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的国际承诺。

中共声称，诺奖，是对“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犯”。而众所周知，司法独立，主权在民，才是文明规范。而在当今中国，所谓司法，不过就是中共一党的家法、帮规，连中共本身，都无意遵守而恣意妄为。中共又歪称，颁诺奖给刘晓波，“无异于在中国境内鼓励违法犯罪”，然而，犯罪的，恰恰是共产党，侵犯人权，戕害同胞，共产党每天都在中国境内犯罪，犯的就是，践踏人权罪，反人类罪。

中共发言人和官方媒体，搬出大量文革语言，咒骂挪威及诺贝尔奖委员会，并咒骂刘晓波本人。其中一句，咒骂刘晓波“竭力想帮助西方主子维护西方霸权，让中国沦为西方的附庸。”且不说当年，中共起家，借用的就是西方理论 ---- 马克思主义；背靠的就是其外国主子 ---- 苏联。就说如今，威胁中国的，哪里是什么“西方霸权”，明明是共产党霸权；让中国或中国人民沦为附庸的，哪里是什么西方，明明是中共利益集团。刘晓波们追求和奋斗的，是改善中国人权和实现中国民主化，这首先是中国的利益，然后是人类的利益。至于西方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自然也在其中 ---- 一个文明的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加持。

中共当局的言不由衷和信口开河，连它自己都不会相信。古语“狂犬吠日”，正是这等情形。重创之下的抓狂，反而使人们看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一道强光，令中南海惊恐万状。诺贝尔奖委员会授奖于刘晓波，其实就是当头一棒，对不可一世的中共集团，一顿文明的训斥。

围绕刘晓波获奖的争议

海内外华人中，围绕刘晓波获奖，也出现一些争议。争议的声音，甚至来自中国反对派阵营的内部。这本身是民主与多元化的表现，倒不足为奇。反对派阵营中，对刘晓波的批评与否定，大抵有三类：其一，以刘初出道时（比如1988年）的个别言论，来否定刘；其二，以刘第一次入狱时，曾有软弱表现而否定刘；其三，以刘对中共的“温和”姿态，而否定刘。

毋庸讳言，受中共长期高压和影响，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初示啼声，可能以“愤青”面目出现，从八十年代到今天，这一现象，都并不鲜见，关键在于，他（她）日后是否成熟；在美国或西方，国人或军人被敌营俘虏，即便有软弱表现，回归后，一样被视作英雄，其中蕴含了包容人性弱点的西方人道主义；至于“温和”与否，反对派人士应该明白，鉴于体制内与体制外、国内与国外的环境条件差别，抗共人士，必然采取不同策略，或刚性出击，或柔性抵抗，只要对极权专制构成有效瓦解，都是大同之道。古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西谚：条条道路通罗马。说的都是这个理。一味认定只有自己的方式正确，恐于无形间，助长新专制思维的萌芽。

有人紧紧揪住刘晓波1988年的个别言论不放，使人联想到，有人紧紧揪住柴玲的1989年个别言论不放，穷追猛打，而无视刘或柴奋斗的大方向。不允许人家进步？莫非如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

自“六四”以降，二十余年，刘晓波的成长与成熟，有目共睹。思想更深邃，精神更平和，姿态更谦卑。不可否认，刘尚有言行的不周与漏洞，如在《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中，仅因个人际遇，就说“看到了（中共）监管上的进步”、“人性化管理”，以点带面，不计其余。这一段，的确是令人遗憾的败笔。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重点在于，刘晓波坚守信念，始终如一，为推动中国民主化，冲锋不止，奋斗不息。诺贝尔奖委员会，有它自己的“和平”理念，该委员会看到，纵然经历无数波折和磨难，但刘晓波始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始终不渝地推动中国和平转型。“人权与和平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关联，而人权正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所写到的‘民族之间友爱’的前提……”对刘的授奖辞如是道。

面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艰难不易，我们更没有理由对刘晓波苛责。来自反对派阵营的部分批评，其尖利程度，无形间，已经置刘于双向受敌的境地。否定之否定，到达另一种肯定。中共对刘晓波的否定，部分人士对中共否定的刘晓波的否定，不经意地，反倒构成对中共的助力----至少有助于中共在这一事件上转移视线，局部脱困。相信部分反对派人士的初衷并非如此，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效果，不幸就是如此。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