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商人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故事
──读《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
何清涟
满口袋的金钱来到拉斯韦加斯赌博。但是否能够赚钱，却不取决于他们在本国练就的经商能力，而是要依靠他们到中国后的「悟性」──能否尽快悟出结交中国政府官员的门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将这类事务交给「公共关系公司」去打理。公共关系公司的职员人手一本《游说者手册》。作者总结说：
对在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美国公司来说，有两个重要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真正法制和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根本没有选择忽略中国政府部门的余地。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有庞大关系网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通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其次就是与公司总部的关系，尽管在我们的手册中没有列出。当某个公司总部的执行总裁或者更糟糕一点，是财务总监宣布即将到北京来，很多公司驻华代表都会不露声色地陷入紧张之中。为避免被问到一些有关盈利方面的问题，第一道防线就是准备大量的套话。因此，我们会为他们预备大量的简报和幻灯图片：都是高质量的、谨慎乐观却又模糊不清的关于市场发展机遇的长期计划，同时又靠指出与当地政府交往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而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第二道防线就是雇佣帮手，那就是我们。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会议上我们扮演独立的审计角色，表示在经过多番精心调查和验证后，十分赞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场计划。第三道防线是，总之，让执行总裁或财务总监忙不接暇。这又会用到我们：我们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不仅仅是娱乐，还有与中国同行举行座谈和宴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满足感，即便所讨论的细节没有一项落实到实处（在中国，要想细究一个问题可能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
良好的关系是不是意味着必然赚钱？答案也是否定的，作者终于道出了外国商人的感受：「他们与令人厌恶的强盗般的中国搭档共同经营龌龊的合资企业，他们需要解除合约后仍旧能够继续维持自身生存。他们在五至十年期间金钱损失得好比人体大出血，即使不断调整自身的烧钱率也无济于事，直到最后，公司总部不得不说，够了。」
中国已经成了「不少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
四、站起来了的中国政府
上一世纪的「冒险家的乐园」中，洋人们不需要扭曲自己在本国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但今非昔比，中国到底不是当年那种半殖民地，「官怕洋人」的光景早已经「俱往矣」，站起来了的中国政府既然能将臣民治得服服贴贴，还怕洋人不成？洋人如果要想在中国成就一番事业，除了见官恭敬有加，贿赂有术，还必须伴以「思想改造」，承认「资本主义的杂交理论」，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需要西方资本主义的三个必备条件，即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论自由」，并无条件论证今日中国必须要排斥掉这些因素，而且排斥掉这些因素也能够进步，成为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世界之星，如果能够用英文写上与《人民日报》步调一致的文章发表在西方报刊上，比如批判法轮功是邪教，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么，中国政府绝对不会亏待这些「中国人民的朋友」。尤其是，作为美国商人，一定要在中美冲突或者两国外交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论证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霸权主义的表现，至少也得温和地指出从策略上来讲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明智的，这样更能够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之形象加分，而成为中国政府的铁悍朋友。
外国人对这点并非「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而属于「困而知之」一类，暂且让我们回到书的开头。
书的第一章是作者对「炸馆事件」后中国政府发动反美游行的近距离观察，因为今年中国政府执导的国家游戏「反日游行」与当年如出一辙，连手法都一点未变，包括一些小细节：警察让一批人进去示威，投掷石块后，再让另一批人进去。今年反日游行这一细节被《纽约时报》记者维妙维肖地写出来，让人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智慧与操控能力有足够的了解。
五、外商在华成功的「葵花宝典」
作者以此情节作为开篇第一章并非无因，因为一个政府能够如此收放自如地控制人的思想情绪与行为，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之严密可想而知，而一个外国商人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做生意发财，「想不与政府官员做交易，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性」。
接下来，作者写出了外商们为练就「中国特色」神功的葵花宝典：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般的简单，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它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
写到这里，读者真要感谢作者的坦诚，上述三个办法确实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秘籍宝典，但因对本身形象有损，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秘密公诸于众。
六、外国人被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人
中国被渲染成梦幻式的东方黄金梦，这个寻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许多外国商人的生活方式，还将商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改造成「中国特色的新人」，这种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特色新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原则，唯利是图。中国一些冬烘学者至今还在那里津津乐道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能够成功克制人的贪欲，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习到哪怕三分成色。但可惜的是，中国人哪怕负笈西洋，也并未能将马克斯‧韦伯津津乐道的西方精神学到，倒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少染上了「中国特色」（这是本人亲自观察这个群体得出的结论，连他们自己也多少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化充满了对权力的膜拜与歌颂，这种膜拜经常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如果外国人投身中国并生活于其中，这些人在本国耳濡目染几十年之教养，最后都不得不服膺于中国文明。
作者讲述了一个商人在中国的成功故事，这位叫做龙安志的商人想尽办法在中国阿谀奉承，以便捞取好处。这位商人九十年代是中国政府的顾问，曾运用他的学识帮助许多军工企业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场上市，妻子是中国军队的高干女儿，除了长袖善舞，在中国赚了不少钱之外，最特别的是，他还是一位写了二十本书的多才多艺的作家，比如《中国第一》，还有歌颂香港巨富李嘉诚的《红都》，这些书热情歌颂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回归。而《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则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最让中国政府满意的是龙安志经常为英文报刊撰写与《人民日报》论调类似的文章，作者总结说，龙安志「用尽三个方法来证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
龙安志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让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他又怎能不倍加热爱呢？尽管这个国家充满了种种不公平与不人道的事情，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为那微薄的工资（每小时二十五美分至三十五美分）而辛苦劳作，但龙安志的笔下，中国仍旧是一颗熠熠生辉、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与经济明星，那里的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尤其是中国政府对龙安志的满意，那真是许多外商梦寐以求的恩遇。
在本国能够以「扒粪者」自居且自傲的无冕之王们，到了北京「也不得不像美国商务代表那样在中国政府官员前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只报导一些日常的大众化新闻。记者和商务代表在这方面都学得乖巧了」，因为「他们不仅要对付他们老板的删节和中国政府的监视，还必须在一个难以获取真正信息（统计数字、公众态度、所有权、投资规模、消耗和利润甚至包括规范用语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报导最基本的要素）的环境下工作。事实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只要出现一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在华商界造成威胁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闻调查报告，该名记者得到的回报就是被打入另册。」
这个由自由人变为半臣民的过程是痛苦的，每个人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挣扎，诸多外国人都被「弄得疲惫不堪，道德继续沦丧。作为各人而言，我们的防波堤差别很大。一些人紧紧地抱住了中国政府这块礁石，其它的一些人则与海岸保持一种不切实际的距离；一些人在市场里恐吓孩子，其它的一些人却收养他们，但压力仍旧存在。」
一向被骂为没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看了这一段以后，或许会获得心理平衡？甚至还可以为中国人有面对中国冷酷现实而保持一颗坚硬无比的心灵而感到自豪？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办公楼走廊里悬挂的一幅字：「东方无穷」──真正是神秘莫测，度人无数的「东方无穷」呀。
与上个世纪的冒险家乐园相比，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世界发生的变化比中国更大，不过中国媒体更乐于谈中国的变化）：矗立于各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连通全国的高速公路、追比美国欧洲的物质生活，最主要的成就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还有世界上最先进无与伦比的网络监控技术，挟巨资出国定居的中国精英（他们远比当年国民党败逃时仓皇出逃的上层精英气定神闲）……
但中国也还有不变的东西：官僚们贪污腐败横行，国民依旧是臣民而非公民，工人（包括农民工）仍然在血汗工厂里打工，新闻自由依旧渺然难追，「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的情况遍及中国，穷人的孩子依旧无法读书，女子迫于贫穷而为人妾侍（现在叫做二奶或小蜜），老百姓见了官依然矮三分，最重要的是，我们号称已经学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民主，至今连民主的第一要义程序正义还没学会遵守，……
让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所以中国政府官员也站起来了，官员们成了「能够造就国王」的人，外国商人到了中国，也得依靠官员们的恩赐才能发财，能说我们的祖国没有变化？
还是借那首传唱了二十来年的「新编社会主义好」做为本文结尾：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皮包（或说是翘着尾巴）回来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社会主义性高潮。
这样一个中国，我，还有我的那些良知尚存的同胞们能发自内心地拥抱它吗？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博大出版社（美国）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