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线电视（MTV）战争
接下来的星期一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妻子已经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使馆区的示威事件简直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周末，与每一个中国人接触的过程中都使我们有血债血偿的感觉。妻子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但那天她竟然恳求我不要去上班。我只好安慰她：只要我跨上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人们都会认为我只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出现的美帝国主义者；我的墨镜将会遮挡我那惶恐不安四下张望的眼睛；我会非常小心保护自己的。虽然如此，她还是把几张写有「深表遗憾」和「一场意外」等汉字的卡片放进我的衣服口袋里，以备不时之需。
推自行车时，我想到了魏，我所在的电视制作公司的老板。她前不久住进了远在北京北郊的医院，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她对大使馆事件知道多少？她看过电视报导吗？突然，我意识到我在中美双方的这场争端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在中国，很少有人像魏这样关注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当我骑着车在小巷子里穿梭时，我想她肯定感到很孤独。此时我遇见了一个行色匆匆的中国人，他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吃了一惊，立刻把魏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上班的途中我有些失望。我曾经期待自己会遭遇具有东方特色的义和团起义般的场景：尖叫的老妇人、从窗户里泼出的污水、留着辫子的民众拿着双节棍在追打我，直至我把他们远远地甩在身后的胡同里。然而恰恰相反，当我骑车沿着簋街（北京北面最热闹的一条饮食街）向东行进时，只听到了几声无法想象发自女人的嘘声。魏的电视制作公司位于富华大厦，一座具有新古典风格的建筑大楼。当我到达那儿，所见所闻让我的情绪变得更糟糕了。在大厦入口旁有一家美式咖啡屋，里面员工的眼神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友善，那首曾经被反复播放的「加州宾馆」也已经被中国歌曲和哀乐所替代。
当我踏入公司时，接待员（我的密友，一向喜欢透露魏的情绪变化）和魏的秘书就好像没看见我似的。我径自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皮椅上，我彷佛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了！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魏打过来的。经过手术治疗后，她的声音有些虚弱。我还未来得及问候，她就向我发出连珠炮式的提问：你怎么样？你妻子怎么样了？你们有没有受到伤害？有办法照常上班吗？我坦白地回答她，我和妻子一切都好，并开始数落中国传媒对事实的歪曲报导。
「听着，」她的语气好像在暗示我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
「你在办公室遇上什么麻烦了吗？」
「没人理我。」我回答。
「别担心，」她说：「我会摆平一切的。」
魏挂了电话。十五分钟后，接待员把我领到了会议室。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在里面坐着，当我进去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一齐看着我，让我感到有些尴尬。为了缓和气氛，我本能地把手放在脑袋的两侧做出模仿鸟儿扑打翅膀的动作，并发出淘气的叫声。一下、两下，会议室里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发出一片爆笑声（多亏上帝保佑这种中国式的幽默）。魏的办公室经理（据传是公司里的中共代表）开始讲话，她对员工说，他们愤怒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伊森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不可能要求他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负责」。所有在场的人对她的一番话点头表示赞同。反过来也一样，每个中国人也不需要为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负责。
会议结束后，大家开始忙各自的工作。那天剪辑的是公司准备送给电视台播出的一部关于电影节的片子。我路过编辑室时往里瞥了一眼，原先关于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的片段被换成了描写塞尔维亚战争的老片子。
魏的秘书，因为当天跟我一起到公司附近的川味餐馆吃午饭，遭到办公室经理的口头警告，理由是与外国人来往过密。吃完午饭回到公司，我遇到了财务部经理，一个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的大嗓门女人，她当时正在接待处主持一场批判美帝国主义的集会。这个反美帝国主义集会的第一个决议居然是立即关掉我的空调机－－实际上是一台简易排气扇。
由于脑子里一直盘算着如何凑钱买飞机票回家，我无暇搞清楚事态的发展对魏和她的公司意味着什么。第二天，我在公司接待处接到她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她的想法让我有点琢磨不透，她居然决定将数周前我们就开始合作策划的一个中美联合脱口秀节目－－「同走一条街」继续运作下去。正当我们在电话里热烈地谈论这个节目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时，我注意到了接待处的电视屏幕。
电视播放的一般都是受政府控制的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但现在出现的并不是这个时段应该播出的节目，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馆舍残骸的画面。伤感的音乐逐渐响起，屏幕出现的是一个中国男子的慢动作播放画面，他在抽泣着，将女儿的血衣紧紧揣在胸前。接着画面上出现了黑压压的戴着头盔的美国大兵、正在起飞的美军轰炸机、衣衫褴褛的塞族难民，然后是哭泣的中国儿童。屏幕变成了白色背景，衬托出一个大大的纳粹标志。标志被慢慢放大，显示组成标志的是被烧焦的尸首以及美国自朝鲜战争以来在世界各地犯下的暴行。镜头继续推向标志的中间部分，背景音乐逐渐加强，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图像：留着希特勒式小胡须的柯林顿总统。
这并不是我首次看到这样的节目。一个月前，魏的电视公司为了制作一部促进中美两国合作和相互理解的片子，曾经与一个北京电视台的新闻摄制组举行过茶会，探讨在这个项目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对方私下让我们观看了他们最新制作的短片。故事以新闻报导的形式开头，一个戴着像赛马选手的护目镜般眼镜的主持人叙述主题：柯林顿轰炸伊拉克系列。片中有一个简介，主要是介绍波湾战争的背景，以及美帝国主义在科索沃和世界各地暴行的内在关联，并指出这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利益；然后是两分钟的动画，配上同样伤感的背景音乐：美军轰炸机、黑压压的美国大兵、惊恐万分的伊拉克儿童，以及哭泣的中国儿童。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剪辑方式好像是中央电视台一贯的手法。他们甚至给这部短片起了一个我在中国电视台系统中首次听到的名字：「在线电视战争」。
最终我会如何看待「在线电视战争」这部片子呢？当然，这与我对中国和魏的了解多少有些关系。
我第一次遇见魏是在一年前，在纽约上东区的一个街道拐弯处；那天刮着大风。当时我只知道她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喜欢与美国人合作的独立电视制片人。第一次的见面颇富戏剧性：在我去地铁站的途中，当时我刚看完「红色角落」这部电影，这是李察．基尔（Richard Gere）关于新冷战的作品，描述的是一名在华的美国电视集团高级行政人员遭受黑暗的中国司法制度陷害的故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影片的播放地点在亚洲学会，一家由于亲中态度而闻名的研究机构。为了显示该学会没有受到台湾资金的操控，一名穿着入时的学会职员在放映前上台对该片做简要介绍，以便我们对影片能有更好的理解。他不厌其烦地向在座的人士解释，大约有二十五名纽约文学家和影评人认为该片是一部敌视中国政府的影片，出自于与中国为敌的人士之手（暗示这些人包括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以及李察．基尔）。
「红色角落」是李察．基尔根据个人的喜好而创作的电影，他试图通过对中国黑暗制度的描写来制造轰动的娱乐效应，并以此支持西藏独立运动。李察．基尔在片中扮演一个精明的周游世界的美国商人，代表美国一家大娱乐集团来中国大陆做商务谈判。他在谈判结束后与一名中国美女共度春宵，隔日一早却发现她横尸身旁，中国警方指控他蓄意谋杀，令他百口难辩。但最后在他的中国律师的努力下，终于揭露真正的凶手原来是女郎的高干男友。白灵在这场戏中扮演法院指派为李察．基尔辩护的漂亮律师。
李察．基尔的表演十分夸张，在剧中多次出现他拍桌和声嘶力竭地申诉自己权利的场面，而反观白灵则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有独到的诠释，令人折服。身为律师，对正义的执着使她敢于挑战中国武断的司法制度，但也因此而断送了她的政治和专业前程。她显露了那种中国人所固有的自豪感。剧中有一段她拉二胡的演出（这是好莱坞对中国传统文化简明的表现方式）；而在另一个场景中，她列举了美国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来反驳李察．基尔对中国警察的指责。最后终于真相大白，罪恶的高干被绳之以法，李察．基尔重获自由。在机场临别一幕中，李察．基尔和白灵都向对方表露了心中强烈的爱慕和依依不舍之情。悠扬的东方背景音乐响起，白灵强忍着眼泪，告诉李察．基尔她爱上了他，但是她别无选择，必须留在中国继续为正义抗争。
故事的结局令人感动，但亦不能免于俗套。影片结束五分钟后，在前往地铁的路上我遇见了魏，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她的个头娇小，约莫只有五英尺，有着可爱的脸蛋，一双细小却有神的眼睛，稍微有些扁平的翘鼻子，樱桃小嘴，虽算不上漂亮，却给人一种聪明伶俐，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兴趣的感觉。
「你还好吧？喜欢这部电影吗？」我问道。
她很有礼貌地对我笑了笑，用带有中国北方口音的英语回答：「是的，我非常喜欢。」
在交谈中我告诉她，我很快会去中国。于是她递给我一张她的名片。初冬的寒风在我俩身边呼啸着，陪着魏的还有一位看起来像电影制作人，态度和蔼的美国老年男子，他们好像还有事情要做，所以我只好与她匆匆道别。
那次的相遇绝非偶然。我之前就得到消息，她将在亚洲学会出现，而我非常需要与她见上一面。事实上，我已经陷入了困难的境地，在经济上亮起了红灯：虽然我磨了几个月的嘴皮子，那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在资金筹措上还是遇到了麻烦。美国广播公司一位高级资深记者以「我们有非常多关于这方面的素材」回绝了我，美国公共电视台也不例外。美国有线新闻网一位曾在北京记者站任职的记者看了我一眼后说：「我想，你根本就做不了这件事情。」也许他是对的，我既没有资金，也没有靠山，对如何推动这个项目更是毫无头绪。甚至连李察．基尔也不给我回信。
但我还是在纽约的街角上遇见了我的救星。作为电视制作人，魏所具备的优势之一是在与中方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仍保有独立性，而且对美国比较友善。把我引见给魏的是一家左倾传媒「环球视野」（Global Vision）的创办人兼执行制片－－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谢特对我大加赞扬了一番，他告诉他的老朋友魏，说我是美国数一数二的编剧和制作人。就在与魏结识后，我突然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兴奋－－我又有了新发现，而且我非常确定，魏是一名对美国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
我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碰到过几个天安门运动的流亡领袖。他们被媒体宠坏了，经常带着冷漠的表情，优雅地谈论如何才能荣归故里，就像一群被遗忘的没落皇族，完全忽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只会漫无边际的谈论。
我忽然觉得魏与众不同，她比较脚踏实地、积极进取，在纽约街头很自然地为中国公民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悲伤。我将会与她携手制作电视节目，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朋友泰瑞时，他诙谐地说：「如果我幸运的话，甚至可以与魏被关进监狱的同一个牢房！」
我从来不去问魏为什么这部片子对她有这么大的影响，直到后来我逐渐对她有所了解后，才意识到她真是一个有趣的中国新一代，「红色角落」中让她落泪的并非与中国政府斗争的艰辛，或是那些贫苦的受迫害的中国老百姓，而是影片中白灵饰演的女律师。在这个角色中，魏彷佛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化身：自信、积极进取、充满理想且具有坚定的信念，在制度所允许的框架内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而奋斗；虽然事业还未成功，但是个人相当独立；能与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又不为这种关系所左右。
我开始为魏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们成为了朋友，她向我讲述她的故事。六十年代初期，魏出生在南京，她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或「黑五类」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她的祖母来自地主家庭，而祖父则拥有数间纺织工厂、货仓，甚至两个妻子。因此，魏出身富贵，享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但就在她四岁的时候，这些优越的条件在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魏的父母被批斗，魏也被送给亲戚抚养。
就像其它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一样，魏积极地投身共产主义理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想以此洗刷烙在自己身上的印记。她自豪地回忆起曾经有一次，她代表自己的学校独唱了一首「东方红」。但是，她始终未能摆脱「黑五类」的身分，无法享受进一步学习的权利，所有的机遇都向她关上了大门。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她被送到山东南部偏远的农村，与农民一起劳动，接受「再教育」。
魏靠着自身的努力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身子弱小的她卖命地工作，博得了周围人们好感。在某种意义上，她既吸收了毛泽东的集体主义思想，又接受了农村劳动的磨练，但仍未放弃个人的抱负。在她的回忆中，有一件事情令我感到非常讽刺。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当时她与朋友走在路上，公社的广播公布了毛泽东的死讯，魏一下子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彷佛自己的苦难到了尽头。显然，她的第一个机会开始向她敞开双臂；四人帮被打倒后，大专院校恢复招收学生。她努力争取这个应得的平等权利，为能进入大学而奋斗。
魏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在校园里观看了生平第一部令她激动不已的美国电视节目「海洋世界」。当时还有一位住校任教的美国教授，她逐渐成为美国教授的常客。就像所有在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一样，她变成了理想主义者和向往美国式自由以及公平的人。同时，魏早已学会了如何适应现存的制度。曾经有人说过，只有加入这个制度才能改变它，魏直到现在都还坚信这一点。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魏的故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很多中国人都从文革的经历中学到了许多不同的教训。有些人对当局失去了信心，成了革命分子或抱持不同政见，其中相当多的人离开了这个制度。有些人则是不断掩饰心中的无助，成了拜金主义者或性解放主义者。这些在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点：常年没有安全感，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小心翼翼。而魏把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处理得很好，甚至保持了非常积极进取的心态，她总结出的教训是：要想成功，就必须做最坏的打算。这意味着要不断地发掘多余的可供选择的新计划，要像松鼠收集坚果那样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商业运作网络，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氛围，就像守卫在帝王陵墓入口的武士雕塑，将争斗、肃反和羞辱隔挡在外。
就在她第一次接触美国文化后，魏决定逐步离开中国。为了通过托福考试，她在冰天雪地里骑着自行车去英语补习班上课。为了拿到美国的学生签证，她来到北京，在美国大使馆前排了好几天的队。八十年代中期来到美国后，她没有费力在有关美国学术研究或资本主义体制方面发展，而是把自己变成了罕有的美国电视纪录片领域的中国专家，最初是在「西北太平洋」，然后是纽约市。在有关中国的作品中涉及的通常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主题，比如人权状况和天安门事件等。相应地，魏有了新的转变，也就是在看完「红色角落」后，我从她身上发现的转变，她抱持的是不同的政见。魏在电视纪录片这个行业中获得了许多荣誉（特别是关于天安门屠杀事件的作品），在这当中她与天安门事件的流亡者、美国学者以及中国政治家都建立了关系。但这还远远不够，她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重新回到中国，创立一个独立的最终主导中国电视业的电视制作集团。
一九九四年，她搭飞机回到了中国，住进了酒店，开始到处打电话应征中国电视业执行主管的职位。她发现在自己离开后，北京有了很大的变化，成了创业的热土，在索尼和其它一些企图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企业的大力赞助下，中国的传播业在技术设备的更新上有了很大进步。被允许在电视上播出的作品反映的却是另外一种主题，在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沿着党的政策前进，不断进取，节目的内容没有任何创意。满足容易使人不思进取；因此，魏决定再次调整她的人生定位，她不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勇于揭露真相的电视纪录片制作人，而是一个纯粹的美国电视娱乐节目制片人。
当时，中国政府并不鼓励独立的电视制作公司，传播业是禁止引入国外资金的；因此，魏只能悄悄地进行运作。魏认识一个交游广阔但毫无商业头脑的高干子弟，他拥有一家濒临破产的制作公司和允许外国人为中国电视行业制作电视节目的特许经营牌照。魏想办法接下了这间公司并取得特许经营牌照。有了这个平台后，她很快就与中央电视台签下合约，获得几个体育节目的制作权和一场包括西方电影在内的电视杂志展览会的举办权。
魏所采取的方法是，带着一群年轻的北京雇员到欧美举办的电影节进行采访。在当地的拍摄过程中，她会拦住一个美国的影视明星，直截了当地问他的收入是多少，并追问确切的数字，因为这是财迷心窍的中国观众所关心的话题，而不是去追问他的政治态度或是性生活的细节。中国观众欣赏魏的那种带有东方特色的美国式的冒险举动。她逐渐成了下一代中国人模仿的偶像。
但是，魏还是经常感觉到文革的回潮。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有消息谣传她实际上是为美国和台湾工作的双面间谍，她因此被中国官方电视台列入黑名单。相对于广告和电影业，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在中国的唯一真正客户就是中国官方电视台。对魏而言，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指控，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同情那些参与天安门运动的改革人士。在当时旅居国外的中国人，又有谁不是跟魏抱持同样的观点呢？只要你现在遵照党的游戏规则做事情，那么无论你是身处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得到人民的赦免。从这点来看，魏正是被这个规则狠狠地戏弄了一番。
她告诉我，对她的打击源自于某些人对她迅速成功的嫉妒。当国家安全部门对她的过去展开调查时，让她公司的五十多名员工陷入经济上没有保障的状态，公司损失近二百五十万美元。魏对调查行动非常配合，甚至主动提供所需的材料；但她同时告诉我，这是一次她从未碰到过的，了解新中国如何运作的绝佳的学习机会。
虽然魏持有美国绿卡，但她还是拒绝了朋友让她返回美国的建议。她通过认真思考邓小平在官场上的三起三落来安慰自己，并不知疲倦地经营她的人际脉络，巴结一切她能接触到的中国官员。最后，魏给人们塑造了另外一种形象：爱国者，党和人民的朋友。
一九九七年，江泽民应柯林顿总统的邀请，准备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魏知道，在中国她不可能对江泽民进行贴身追踪采访，但在美国则相对容易得多。难道美国会阻止一名英语比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成员还要流利得多的中国独立制片人对访问活动进行摄影吗？很显然，美国方面不会这样做，所拍的带子也没有给人一种需要特别许可的感觉。甚至在主要的会议大厅里，电影胶片的效果通常是用携带型摄影机拍摄出来的，有躲躲闪闪的镜头，就像在摇滚音乐会非法出售被禁止的酒类似的。在剪辑的片段中，经常插入一些中国的美国朋友对新中国，以及江泽民发展与柯林顿总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大加赞赏等诸如此类阿谀奉承的字幕。江泽民这次的访问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从在中国和台湾的两岸关系上起关键作用的美国方面取得一些支持。在采访活动的拍摄过程中，魏遇到了她的白马王子。
中国中央电视台决定不播出魏拍摄的有关江泽民对美国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在做出这个决定的依据上，相信政治方面的考虑远远大于作品质量方面的考虑。因此，魏这次一分钱都没有赚到。虽然如此，魏还是宣称纪录片的拍摄恢复了她的政治声誉。这样做部分原因出于宣传考虑，魏的公司创作了一则当时风靡北京的宣传画，一个特别具有中国色彩的作品：江泽民和柯林顿并排站在一起，但江泽民要稍微靠前一些（以弥补他个头矮的不足，但也同时暗示着中国尽全力追赶超级大国的决心）；在两位领导人的上方是一只巨大的笨拙地拍着翅膀的白鸽；微笑的美国学生、商人和快乐的人群的小尺寸照片，用中文和英文书写着：「他很酷！」
我来到北京的第三天，一九九八年的圣诞节才刚刚结束，当我跨进魏的办公室时就看到了这幅宣传画。那天下午她展示在我面前的是她的双重身分－－中国的爱国者和美国电视制作人。走道两旁摆放着中美两国的国旗（只不过中国国旗略微高出一些）。挂在墙上的是过去一些老作品的宣传画和出自旅居中国的外国摄影家之手的中国当代照片，这类照片我在绝大部分的中国办公室里都没有见到过。也许最栩栩如生的是年轻的安迪．沃荷（Andy Warho）身处一个电影拍摄场面的照片，那是自由派艺术的代表作。
魏非常热情地招呼我，承诺给我办公室，过了几天后，她才告诉我她的真实想法。随着她政治声誉的恢复，她正在着手准备到美国去拍摄一部名为「同走一条街」的影片，这是第一部将在中国官方电视台中播出的中美脱口秀节目。影片的创意很简单，找来一些中国专家和美国专家，让他们坐在一起，在听众面前对热门事件的预设话题发表他们的见解，并假设他们最终会找到共通之处。魏很真诚地相信，通过如此这般的交流可以增进双方彼此的了解，甚至可以确实有效地推动中美双方的关系向前发展。但是，这个节目能否在中国播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能否在美国播出，则可能多少会有一些麻烦。
魏已经为这部系列影片的前四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维吉尼亚海滩摄影棚拍摄，为邀请上节目的专家出机票钱，还聘请了一位美国主持人。奇怪的是美国人好像才是魏真正的麻烦。美国主持人马克．索兹门（Mark Salzman）是小说《铁与丝》的作者，该书是所有描写中国的现实生活和武术方面最畅销的小说。在八十年代，当中美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马克．索兹门曾经在中国偏远省份的一所大学受过中国教育的熏陶；因此，在魏的节目中，马克的主持风格是避免介入争执，保持中立，在讨论中无论听到什么始终面带愉快的微笑（就连一些中国制片人都觉得马克的态度经常是模棱两可，非常暧昧；因此，在第一次试看样片的时候他就被剧组刷掉了）。其它的美国专家都是经过挑选的，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是中国的朋友，在节目中都能保持中立，而不是纯粹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来评价中国，或是陷入一些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在一集有关政治的节目中反映的是两位退休的大使如何尊重对方。但最后节目搞砸了：美国大使不停地批评美国虚伪的人道主义，还随口提到发生在中国的工人骚动事件，由于这个禁忌的主题而没能通过中国官方电视台的审查。关于环境保护的节目中，一位中国教授批评政府当局破坏环境的言论过于激进，这显然不利于他的学术生涯。而来自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位专家只做了纯技术上的演示，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的环境恶化情况。关于电影娱乐界方面，专家们一致认为，中美两国的电影有不同之处，但各有特色。来自教育界的专家们则表示，中国儿童讨人喜欢。
当魏和她的摄制组从维吉尼亚海滩回到北京后，我简直看不出那些按照美国标准剪辑出来的片子有多少是用得着的。难道魏不明白叫座的电视节目的组成要素是什么吗？既没有观点的交锋，也没有文明和理念的冲突（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遗忘了一点，从中国人观察事物的角度来看，魏非常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
我开始在魏的公司里表现自己。魏以前通常会雇用旅居中国的外国人，主要工作是为他们写签证申请和教导公司的记者使用标准英语。但美国人相当不满意她安排的工作内容；这时候，我那部关于在中国经商的美国人的纪录片就成了魏的选择。于是我以外籍主管的身分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俨然成了公司里不可缺少的人物，我为「同走一条街」编写了时髦的广告脚本，与中国同事的合作也显得亲密无间。我还对节目提出了改进意见：更具争议性些，以特殊新闻报导形式包装具有高度诱惑力的话题。
在我的印象中，某种程度上，那是我在公司的黄金时期。那时的中国还是崭新的。虽然我的那部纪录片还是未能完成，但是在魏的公司里总有能够变通的地方。我白天努力工作，夜晚则在餐厅的桌子上狂欢。与中国同行共进午餐，我告诉他们我要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名字就叫「富华大厦的阴影」。大家对我的计划表示惊喜，但并不抱太多的期待。那是五月七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看到了「同走一条街」的海报，我的名字就排在魏的下面。那段日子她身体不太舒服需要住院检查，所以我无法当面向她表示感谢。但这都不要紧，我终于成功了，我将事情告诉妻子，希望得到她的赞扬。然而，世间的万事万物好像都是预先安排好似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发生了。
现在，轰炸事件过去一个星期了，我还要继续工作，我不想辜负魏对我的期望。表面上我还是「同走一条街」的执行制片人，我们被明确地要求制作一部我曾经推掉的「非敏感」的片子：「离婚－－中美两国风格之比较」。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北京市的离婚率就翻了一倍，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这是法律松动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可预见的结果），但人们并不认真看待这个问题。美国的离婚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每个人都愿意探讨在婚姻生活中究竟出了什么岔子。中国人在这方面也许比美国人有优越感，因此，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这样的节目可以被接受，美国人也有可供中国人借鉴的地方。瞧，这就体现了文化的交流。
北京电视网络集团的执行负责人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个主题，同意先在国内进行一系列的拍摄报导，并安排美国方面的专家在节目中出现。但魏很快从医院回来，她直截了当告诉我，由于受轰炸大使馆事件的影响，电视节目上不允许出现任何美国人和北约同盟国的画面；这是上面下达的命令。中国的朋友所剩不多了，江泽民已经宣布瑞士不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因为近几次的人权示威活动离他访问瑞士的外交团队太近。澳大利亚的安保条约有模仿北约的痕迹。菲律宾军队在南沙群岛居然向「手无寸铁的中国渔民开火」；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的以色列却出奇的富有；中国竟然还比不上一个正在沉沦之中的俄罗斯帝国；剩下的还有哪个国家呢，噢，瑞典！
我不断地提醒公司，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节目可做了，原定播出的日子也越来越近，终于，北京电视网络集团的高层允许魏的公司到美国拍摄节目，但条件是要尽量模糊一些。「你们能说是在加拿大摄制的吗？」魏问道。最后我们决定使用「在西方国家摄制」的说法。
去到美国后，我先前的所有疑虑都消失了，我被告知我们是轰炸大使馆事件后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摄制组。但是摄制组的工作受到时间和金钱的限制，我们曾准备就家庭价值观念进行一场高水平的辩论，原计划邀请的是华盛顿的专家，后来改成了洛杉矶的，到最后却变成了西雅图的专家。但是，麻烦还远远不止这些。北京电视台那部关于轰炸伊拉克的短片「在线电视战争」的主持人也是摄制组的成员之一，我称呼他为「毛」，有时候我觉得他像一名替身演员。他戴着一副大墨镜，不苟言笑，行为举止非常刻板。我想，他可能是我的麻烦。
我独自搭飞机到西雅图，并立即开始透过电话进行相关的联系，包括一些对离婚有研究的学者；探讨离婚与科特．寇班（Kurt Cobain）自杀的关联；关系恶化的夫妇等。毛在第二天也到了西雅图，他想立即展开采访工作。那天，我安排采访一位退役海军陆战队员，他创办了一个提供离婚父亲协助的组织，采访地点就在他简陋的办公室；总之，他是一个可靠且能提供帮助的好人。
毛带着摄制组的其它成员闯了进来，开始他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相较于中国，美国的离婚率会如此之高？我们的美国老兵巧妙地回答，这是因为法律的健全，并试图将话题转移到他的工作上，例如，如何帮助那些离婚的男人与他们的孩子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毛打断了他，「既然离婚已经发生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老兵试图再次将讨论的内容转移到谈心治疗小组、失去父爱关怀的美国黑人少年等问题上，毛再次打断了他的话，「你了解中国吗？」老兵表示他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毛笑了笑，打出他致命的一击，「比较美国与中国，哪个好一些？」看得出来，老兵在竭力控制自己，尽量保持彬彬有礼的仪态，他有些结巴地回答，中国有优良的东方价值观和家庭观念，两者维系着家庭的和谐。毛对摄影师咧嘴笑着用中国话说：「采访结束。」
我以上厕所为借口离开老兵办公室所在的大楼。站在租来的汽车旁，一脸铁青等待着摄制组其它成员出来。我戴着太阳眼镜，一言不发地开着车把他们送回旅馆。他们注意到我的沉默，彼此之间的气氛有些紧张。
当我们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毛站在路旁瞪着我说：「我们需要谈谈。」
「可以，就今天晚上吧。」我拍拍他的肩膀说道，「非关个人。」
毛缓缓地点点头，转身走进旅馆的大厅。
回到旅馆房间后，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我究竟在做什么？为他们肮脏的工作提供服务，为中国做违背事实的令人作恶的宣传，难道仅仅是因为二亿中国观众对我太具有诱惑力了吗？还是我太自以为是了？不管怎么说，这成为我难以逾越的障碍。脱离摄制组，按照我自己的风格继续节目的制作，把魏的中国雇员抛在一旁不加理会，这样做好像是我唯一的选择。
魏在大使馆事件发生后还每天打电话给我，难道她对我的人身安全不关心吗？难道魏对已经预见到现在发生的麻烦没有请求我在拍摄过程中保持冷静吗？我对中国人忍无可忍而大发牢骚时，魏难道不是很有耐心地在聆听吗？她是真心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更加美好，成为一个可以独立制作电视节目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的、取代现有正在腐朽的制度的中国。但北京电视网络集团的要求却是：一部反映美国人野蛮、自私和腐烂的木偶戏般的节目。我双手抱着头，在床上翻来覆去。毛只不过是一个受人控制的木偶，魏和我都是。
慢慢地，我想出了一个法子。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摄制组的成员英语都不行，他们也不能在美国开车，因为他们不识路。他们在美国的活动只能听由我的安排。
这种波将金村战略与我的职业道德发生强烈抵触，我事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吗？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奥卡斯岛。我带了一瓶波本酒到楼上毛的房间。不可思议的是，我一直在不停地喝酒并严厉地责备他把我推到了多么令人难堪的境地，一个美国记者被要求在他的祖国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明白这都是因为大使馆事件的原因，但这已经够了！毛很认真地在听，他也很难过。他用蹩脚的英语缓缓说道：「我从未想过刻意这么做。我只是想拍一部好的电视。我要把真相说出来。」
当然，我知道他会这样说。毛知道我可能会辞职，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他将会失去工作和薪水－－这是来美国前公司立下的规定，公司发给员工的薪水很高，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十倍收入。所以，他能做的只是坐在那儿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用关心和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我。很奇怪，我们是不打不相识。我告诉他，我找了一些普通的美国夫妇让他采访，不过地点可能要远一些。他顿时笑逐颜开，我们握了彼此的手。那晚我睡得出奇地好。
奥卡斯岛是西北部还未开发的地区，有着雄伟壮观的峡谷和郁郁葱葱的森林。它在镜头上看起来更加美丽。我的朋友吉莲．史密斯是一位大美人，她生养的孩子们都非常可爱；她的丈夫兰迪是一名吉他手，平时主要是给来这里烧烤的游客提供燃烧的木料。当毛告诉吉莲接下来的采访安排时，她很认真地把所有东西都记在本子上。这时，史密斯夫妇的一位朋友出现了，她带着一个八岁大的孩子，孩子的父亲是兰迪。
毛对这个女人进行摄影采访时，吉莲静静地站在一旁，脸上带着微笑。我们谁都不会告诉毛，其实史密斯是应这个女人和她同性爱人的请求才作孩子的父亲的。但在那时，每个人都喝了不少的啤酒，这场在乡村的聚会是如此令人愉快，整个小屋里荡漾着亲情和友情。
事实上，我一到那儿吉莲就把我喊到一旁，问我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听说北京出现了暴动，但都是一些只字词组。当我告诉她事情的经过后，她对此事再也不关心了。吉莲就是这样，她也许是个嬉皮士，也许不是，但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吉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演员，她决定把戏继续演下去，第二天还请了一些离过婚的朋友到家里来。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毛终于成功地拍摄到一位妇女哭泣的镜头，但是电视上的那对夫妇绝对不是美国人口中的问题家庭；相反的，他们的故事非常吸引人。
同一天，在西雅图五号州际公路上，一个神经错乱的离婚人士开枪射杀了好几个人，但我的中国伙伴们绝对不会看到相关新闻的头条（我把报纸扔进了垃圾堆并在上面倒满了咖啡渣）。就在我们打包准备离开美国的那天下午，毛过来找我，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整个拍摄过程非常成功。他看到了美国真实的一面，他喜欢这样。
回到北京后的几个星期，我们观摩了节目的播出，一起观看的还有参与讨论的嘉宾和一批中外观众。这部片子用了所有能用的噱头：一位来自美国华盛顿的独立妇女论坛专家艾米．荷马斯（Amy Holmes）与伶牙俐齿的中国妇女进行礼貌而热烈的辩论；观众中的北京人士述说他们所经历的离婚。最后，影片上的字幕说明，拍摄地点在西雅图。
当轮到毛介绍他的电视节目时，他手拿着麦克风，很随意地坐在观众席上，明确地要求工作室的摄影机对他进行跟拍。他开始缓慢地述说着：「在去美国之前，我认为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或者是亲人与亲人之间都漠不关心的国度，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就像我们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一样。」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楞住了，但毛继续说着，好像在表露心中的真实想法。「但我发现了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地方－－奥卡斯岛。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男人和女人对婚姻问题都非常严肃，希望能够给予对方和他们的孩子幸福美满的生活。我发现了真正的美国，在这两对夫妇中，一对幸福，一对不幸福，你们也会有同感。」
然后，屏幕上出现了吉莲平静的脸庞，她抱着自己的孩子，周围长满了茂盛的西北太平洋绿色植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心里复杂的感情：自豪、欣喜、羞愧，更多的是自我嘲弄，大使馆事件造成的后果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烟消云散了！中国人都希望像毛那样当一名记者，他们要叙述真实的故事。他们要在中国的标准下制作一流的电视节目，北京电视网络集团高层对一切新的关于国际方面的节目都大加赞赏，却没有想到里面有我这样的反动分子的破坏。
但北京电视网络集团的某位高层好像注意到了什么－－美国专家荷马斯女士「太漂亮了」；还有人揭穿中国专家是假冒的。随着大使馆事件后中国政治环境的改变，魏的政治声誉再次下滑。就在节目播出一周后的某个早上，魏从她的办公室走出来，脸上挂满了愤怒和羞辱的眼泪，她哽咽地告诉我，节目由于含有「反华」内容而被封杀了。
不出几天，数名身材魁梧的北京电视网络集团工作人员来到富华大厦，对魏的胶片室进行突击检查，把有关「同走一条街」的胶片全数没收。北京电视网络集团决定由他们来制作这个节目，花最少的钱且没有任何政治色彩。
一年后，我在中国世界贸易中心的席琳．狄翁（Celine Dion）商店旁遇见了毛和他的妻子。毛现在是「同走一条街」的主持人，但他看起来很沮丧，称那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节目」。毛的妻子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过一段时间，关于美国和中国独立电视制作方面的禁令终会解除的。其它的电视制作人偷偷告诉我，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暴行。直到那时侯，电视上播放的都是「在线电视战争」。突击检查后不久，魏的办公室进行了重新调整。首先是缩小公司规模：一天之内，所有制作人员把她的另外一间办公室腾出，把编辑器材和胶片统统放到那间小房间里。一些负责行政和打扫卫生的非重要职员在同一时间内全部被解雇。一些以前和我亲如兄弟的制作人员，现在彷佛在梦游一般，在公司的剪辑台上做着颠三倒四的工作。与此同时，办公室的政治风水得到了加强，挂上了一幅放大的魏挽着朱镕基手臂的照片，那是魏跟随一个中国官方高级豪华团出访美国时拍摄的。每当从过道上经过时，就能看到挂在魏办公室的这幅照片，彷佛是魏在绝望之余发出的企图挽回她政治声誉的信仰声明。
魏的性格也有了转变，她的做事风格突然变成典型的北京式：说话粗声粗气，行事武断。每天似乎都有新的点子。有一天，公司制作了一个给美国人做智力问答的节目，但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中国的：中国的首都在哪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久了？卫冕者得到的奖励是环游中国。
魏的设想越来越宏伟。一天下午，魏把我请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她要在网络上建立一个全中国的娱乐频道。当时，我们的计算机用的都是盗版软件，到处充斥着计算机病毒，上网速度就像乌龟爬行那么慢。我从窗户向外望去，把注意力从魏那里移开。富华大厦沐浴在一片金色的阳光中，对面矗立着三座高耸的框架建筑。打从我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这堆废物般的钢材。一些开发商打好了地基，并支起了钢架，然后很快就花完所有的开发资金，或者是从前依靠的关系不复存在。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在北京被污染的环境下，这些钢架锈迹斑斑，总有一天它们会轰然倒塌。在富华大厦的前面是一栋镶着褐色瓷砖的军队司令部大楼。大楼看起来维修得很好，有重兵驻守。一些胡同的遗迹逃过推土机的铁铲而遗留着，一队解放军士兵正在胡同的废墟上演练空手搏击。
魏在实施一项扩展中国网络的计划。项目的前提假设是网络比中国电视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它所蕴涵的活力将会对旧的传媒带来巨大的冲击。魏认为，在未来短短几年内，中国百姓无论是看电视还是在网上看节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节目的内容，而她将提供这一切。
「为什么不从一些小项目做起呢？」我问道。「我的意思是，在你向投资商推销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网络节目前，可以先举行一场小的网络节目展示会。」
魏的视线也跟着我转移到了窗外。「你看到那个简陋的小屋子了吗？」她问。我顺着她的视线向外张望。停车场的管理员用一些废弃的塑料和建材搭起一个小屋棚，供他们遮挡严酷的天气（也可以在里面稍事休息）。
「是的，我看见了。」
「搭建那样的屋棚也需要花费工夫。但是既然我有能力建立富华大厦，又何必去搭起这样的小屋棚呢？」
富华大厦是利用外资建立起来的，虽然这样，魏还是不停地讥讽美国商人在投资上过于谨慎，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像一个中国的皮条客。她说，美国人都是傻子，他们只会像中国人一样，把礼品都进贡给政府官员。魏说话的口气彷佛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教我如何颠覆父亲愚蠢的管理规则。就在魏大放厥词时，我能理解她遭受到的痛苦和羞辱，甚至在北京这般恶劣的环境下，她也曾经建立自己的王国，也许与富华大厦相比规模要小得多，但毕竟也坚持了一段时间。现在她的王国崩溃了，她需要来自美国的资金，但并不欣赏美国的财会制度。
魏精于算计的性格可以追溯到大使馆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她和一个出身名门的美籍华裔男子结婚的计划出了差错。因为，她未来的公公是江泽民的顾问和私人朋友，婚礼被设计成魏以及她在新中国的事业获得成功的加冕仪式。她订下了北京最大的天主教堂（当然是受国家控制的）。周围高墙环绕，现场布置虽然有些中规中矩，但仍不失可爱：完全西式的大教堂，里面披挂和摆放着一些中国的对象和饰品，活脱是一间为外国人准备的中国儿童房。大批的中国影视红星和著名制作人将出席婚礼。魏穿着一袭白色的婚纱，坐着豪华轿车，拿着行动电话，而她手下的雇员则穿着高贵的中国传统红色和金色相间的绸缎衣服。在为婚礼助兴的演员中，魏特意请了一位具有「异国风味」的西藏歌手，在摆喜酒的长城大饭店宴会厅上唱歌。
那天北京的天空特别晴朗，吹着轻柔的微风。然而那些容易被豪华场面吸引，无所不在的中国狗仔队却一个也没有出现。当我和魏的一名顶级制作人兼好友小福一起站在教堂石狮前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时，我想着，为什么传媒界的记者一个都没有出现？小福压着嗓子告诉我：「今天一大早我就听说中南海那聚集了好多人。」当小福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反应有些迟钝，因为中南海是中国领导人办公所在地，就在紫禁城的西边。那儿的道路都实施了交通管制，警卫森严。
「为什么？」我问，「他们是些什么人？学生吗？」
「不，」她回答，「不是学生。他们可能是从乡下来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现在还在那儿。可能摄影记者都到那儿去了。」
在中南海前面聚集的是法轮功学员（中国大陆通常称之为法轮大法）。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法轮功是一种中国宗教形式。他的创始人是李洪志，他曾经是邮政局的工作人员。李洪志将孔子的道德伦理以及西方宗教的部分元素与气功糅合到一起创立了法轮大法，据说仅在中国大陆就有一亿名追随者。在这之前我也见过一些炼法轮大法的人，那是一年冬天中最寒冷的日子，当时我与妻子正在攀爬北京大学里的小山包，寻找一些我们感兴趣的物品。我简直快被冻僵了，为了不让妻子因寒冷而放慢脚步，我像一名中士那样喊着口令，一、二、三、走！这时候我们碰上了一群学生和教员，大概有五十多人，他们闭着眼睛，双手放置于头上做冥想状，只穿着衬衫、长裤和胶底布鞋，就像置身于温暖的活动室内。我停止了呐喊，同时感到自己有点愚蠢。这就是神秘的东方，我想，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因此，在魏举行婚礼那天发生的沉默的示威活动，因为参加人数众多，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超过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几个拿着行动电话的组织者的指挥下，悄悄地、不露声色地把中南海一带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是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第一次如此高调的示威活动（这场示威活动在表面上是为了响应政府出版的一本把法轮功说成是迷信的刊物）。我的一个朋友，《南华早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约瑟．伯贝克（Jasper Becker）承认，他和其它一些驻北京的记者对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请愿事前毫不知情。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也是一样，据几个在中共中央内部有消息管道的记者宣称，示威活动大大激怒（或是吓坏）了江泽民。那天，魏的婚礼快结束时，一场镇压开始了。
但法轮功是一个非传统目标。大部分的学员都是来自偏远的贫瘠农村的老人，他们往往一贫如洗。国家安全部门非常仔细地拍下整个示威过程，把示威队伍中拿着行动电话的人（所谓的「头目」）叫出来进行问话。而当时李洪志大师正住在纽约市。与一九八九年发生的示威活动不同，天安门运动中的学生们是一个有组织的阶级（这里借用马克思的理论）并相对集中在北京北部一块较小的地域（或者是天安门广场），而法轮功是随意性的，是通过口头、电话和网络传播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李洪志写的书）。
几天后，一场更大胆但规模较小的抗议活动再次在中南海前面发生。示威抗议活动被西方传媒广泛报导，但中国媒体却噤若寒蝉，并把上次发生的示威活动称为「集会」。那天下午我很晚才离开办公室，我在自行车的筐里放了北京地图、北京指南和星巴克的一些咖啡用品（当我被北京警察盘问时，可以充分证明我是一个迷了路的外国游客）。我骑着自行车不慌不忙地经过警察设置的路障，转到中南海的入口处。我看到整个事件的最后一幕：大约有二十多辆大公共汽车，上面塞满了年老的中国农民，大部分是妇女，他们将被带往秘密的地点进行审问，成群结队的警察坐在路旁吃着已经凉了的午餐饭盒。整个现场都是垃圾，但又带有一些喜庆的味道，那情景有点像中国新年刚结束的庙会。警察们看起来很累，但他们肯定很轻松，因为任务完成了，他们把吃剩的骨头随意吐到大街上并大声说笑。现场没有血迹，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里曾经失控，但我感觉明天还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中国领导人已经从天安门事件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事件还未造成广泛影响和获得有组织的支持之前，要毫不手软地进行打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官方关于法轮功报导的限制解除了。魏的几个工作人员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喊道：「伊森，电视上在报导关于法轮功的事情！」我赶紧到接待处，看到中央电视台做的紧急新闻报导。节目主持人很不自然地瞪着大眼睛，用高了几度音阶的声音严正指出，法轮功是非法的。中国公民禁止在公共场合或者是自己家里炼法轮功。正当我们盯着屏幕时，窗外传来大功率广播车的高音喇叭宣传。富华大厦和整个北京城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声音，宣布法轮功是一个非法组织。魏的几个女职员开始神经质地笑着，双手捧着她们的脸，嘟哝着说，自从文革结束后就再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继续下一个节目：一项关于揭露法轮功如何毒害中国人民的特别报导。当报导出现在屏幕上时，我们十分清楚，这是专门针对法轮功的指控，有着电影大片般的背景声音和巧妙的故事情节。这是关于法轮功学员生活的系列影片－－他们是如何沉迷于法轮功的；他们是如何发疯的和对家人失去关爱的。最后，他们走上自残－－生病不吃药，在几个故事中，他们甚至疯狂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活着的配偶在屏幕上述说着事情的经过，每个片段中都有泣不成声的镜头（当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时，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可以挤出眼泪来，这也算是文革的一项副产品吧）。
中共中央电视台的故事充满了李洪志和法轮功运动古怪的预言：飞旋的法轮、世界末日和大毁灭。回到电视屏幕上，换了一位女主持人：法轮功是邪恶的－－因为它连自己的学员也要残害，法轮功不是真、善、忍的－－因为它容不得别人对它的教义有任何的质疑。法轮功是不诚实的－－因为它的领导人已经藏匿起来了。事实上，他躲到美国不是偶然的，这是帝国主义企图颠覆中国的又一个阴谋。女主持人把发言权交给了男主持人，他又开始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共成熟老练的宣传手法，精心选择的用语，尸体和葬礼的精细画面，以及天衣无缝的有关李洪志讲话的剪辑和他那些狂热的追随者，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把法轮功描写成吃人的迷信活动。外面大功率广播车传来的声音，表明一个更残酷的特务机构被重新调动起来，以防暴政机器的机制萎缩。无论如何，中国领导人最终会发起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和大规模的逮捕和残酷镇压行动。
我不知道魏是怎么看待法轮功的。我只知道她在艰苦地挣扎着，等待新的专案。几个星期后，出于私人方面的原因，我和魏在短短数天内先后飞到了纽约。出乎意料的是，「环球视野」的丹尼．谢特做了一个独家新闻。丹尼以前在人权问题上做过广泛的报导，他与盖尔．拉林关系非常密切，而盖尔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也是法轮功在美国的首席发言人。自从中国领导人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后，丹尼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条件接触李洪志的电视节目制片人。中国政府要求将李洪志引渡回国接受公开审判，当时还谣传中国间谍已经追到了纽约，因此，丹尼只带了一个很小的摄制组到李洪志住的地方。在采访中，李洪志要求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并将他的追随者无罪释放。采访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是唯一关于李洪志对发生在中国这场危机的反应的电视节目。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纪录片。
一到纽约，我就直接朝位于百老汇大街四十九号的环球视野办公室奔去。在丹尼那杂乱不堪的办公室里，我们开始考虑如何制作一部以李洪志为主题的采访纪录片，资金和时间，这都是我们需要的。据说美国公共电视台对此感兴趣。魏抵达纽约数日后，我们三人开始筹划这个项目。但从魏的举动来看，她好像有所保留。魏这次带来了中央电视台关于对法轮功做调查报告的任务，我和丹尼对此非常感兴趣，但是魏似乎被丹尼关于李洪志的采访深深吸引了。她说，她想复制一卷那次采访的胶片以便带回家好好观赏。丹尼很坚决地告诉她，只能在他的工作室里看，不可以复制。
我对丹尼的态度有点担心，魏是一个很自负的女人，如果没有魏的全力协助，我们是不可能拍出包括有关中国方面的纪录片的。当我和魏单独相处时，我问她对关于法轮功的调查任务有什么想法。她承认自己的情感有点复杂。她对这个组织并不熟悉，她认为他们不是改革者，不像天安门运动中的学生，他们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我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她的看法，并希望她的见解能给予丹尼在人权报导方面一种更加尖锐的角度。但魏说，她只是需要一些启动资金就可以度过难关。
与此同时，丹尼让我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法轮功修炼者做一些初步的拍摄工作。这使我有机会接近该组织的一些负责人（包括盖尔．拉林，我还在她的家里做了采访）。当我在国会山对支持法轮功的示威者进行采访拍摄时，我发现我开始同情他们了，可能是出于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监视的不满－－一名中年的中国男子，身上穿着中国大陆间谍自以为「很自然」的美国服装，在示威者旁边溜达，并企图混入队伍中。因此，我对法轮功进行采访的态度逐渐变得友善起来，他们后来几乎把我也当成了他们其中的一分子。最后，一小群穿着考究的法轮功学员向我走来。绝大部分的示威者要游行到白宫（在那，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将加入游行队伍），但是我面前的这几位法轮功学员中的精英人物正打算进入国会大厦，对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游说。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他们对华盛顿和美国政治的了解还不如我。他们该游说哪位议员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去找参议员泰德．甘乃迪（Ted Kennedy）？」我问道。
「我们为什么要去找他？」
「因为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议员，是支持人权运动的杰出代表。」
「好的，谢谢你，那很好。还有其它的议员吗？」
「嗯，你们有没有想过去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男）？」
「他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去找他？」
「他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是支持宗教自由运动的杰出代表。他对中国的态度很强硬，中国领导人都怕他。去找他吧！」
他们显得很高兴，对我说：「太谢谢你了，先生！」
我对他们其中一位看起来像是组织者的人说道：「你们是否介意在进去之前接受我的采访？」他是一位年轻英俊的中国男子，身上穿着丝质的双排扣套装，打着一条深红色的领带。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十足像一个国会游说者。他对我的要求没有表示反对。
采访组的工作人员很快在他的领带上固定好无线麦克风，我们开始走向国会山的台阶。我花了点时间调整拍摄的角度，力求他和国会山的圆顶能出现在画面正中间，三分之四的比例，充分曝光等等。我宣布：「开始。」
「你打算进去找谁？」
他微笑着对我说：「我要去找杰西卡．赫尔姆斯！（Jessica Helms，女）」
我禁不住也笑了笑。我说：「我想你刚才是说要去找杰西．赫尔姆斯，但是你们对政治所知道的不多，是吗？」
显然，这个问题使他感到很意外，脸上的笑容褪去。他用有点颤抖的声音缓慢地回答：「是的，我们对政治了解的并不多。我也不知道要到这里来找谁诉说，也许没有任何人会听我讲的话。但是，我一定要试一试。我是一个计算机软件工程师，昨天晚上才从旧金山搭飞机到华盛顿，来这里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别无选择，因为在北京，有的法轮功学员就快要死了！」
他说的并不夸张。从北京传来了坏消息：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年老多病者，被赶进了城市的体育场。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挡八月份毒辣阳光的曝晒，据说，他们被拒绝提供食物和水。随着中国领导人和警察对这场贞烈的运动逐渐失去耐心，对学员们的审问变得越来越残酷。
我非常感谢那位接受我采访的计算机软件工程师。他对我非常生气，因为他觉得我是在戏弄他。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你说的确实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们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国资助的，就是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对你的采访中，你不能不对此进行反驳。法轮功是一个清贫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传媒机构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轮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
但是国会没几个人愿意聆听，只是发表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声明。在返回纽约的途中，我在美国铁路公司的列车上向参议员阿伦．斯伯克特（Arlen Specter）提起这件事情。他对此表示关注，但却显得心不在焉。魏也是如此。当我回到环球视野的办公室时，我发现出了点问题。魏已经多次要求丹尼把采访李洪志的片子给她。很明显，魏感兴趣的不是关于对法轮功的采访活动，正相反，她感兴趣的恰恰是丹尼手上的未经剪辑的对李洪志的采访录像带，她要把带子复制后寄给「某位在香港的人士。」她提出以几千美元作为交换。
过一、两天后，我逼问她：「你为什么想要关于李洪志的采访录像带？」
「香港的某些人需要这个录像带。」
「他们要它又是为什么呢？」
「他们只是对此感兴趣，就是这样。」她笑得很不自然，并且回避我的目光。
我没有继续追根究柢，法轮功采访计划摆着吧！不管怎么说，魏是我的朋友，至少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的老板。我们都知道她现在资金上很困难。魏是唯一有机会接触到丹尼采访李洪志录像带的中国制片人，为了达到目的，她在利用我们之间的友谊，巴结谢特；甚至不惜使用金钱收买。也许她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她自称为独立制片人，而现在却要把录像带卖给「在香港的某些人士」（我禁不住开始怀疑，这些在香港的人士莫非就是中国的官方电视台的代理人），但是如果不这么做，她可能就要完蛋。
一个星期后，我飞回北京。已经很晚了，在菊儿胡同的小公寓整理带回来的物品，飞行时差让我感到一阵眩晕，我突然发现，在我带回来的资料中夹杂着法轮功的传单和请愿书，更糟糕的是我的手提箱里还有一本李洪志大师写的书。那些日子里，在公园里炼功的人经常被带回警察局进行盘问。警察已经不止一次在我的住所前逗留，不是来处理噪音投诉就是问我们有没有在当地派出所做长驻人口登记。谁知道那些邻居会不会对住在他们隔壁的外国人产生怀疑。妻子已经回美国了，我的北京话没有她说得好。如果我在门口与当地人交谈，警察会毫不犹豫地搜查我的住所。
我把那些小传单和字条藏在内衣里，带到厨房后，把它们扔进铁桶，浇上油，把抽风机打开，然后点火把它们烧掉。我把书撕成两半，一页页地扔进火里。火苗在铁桶里跳跃着，发出刺鼻的烟味。我想我的邻居们不会起疑心的，他们肯定以为那个外国人正在弄一种奇怪的烧烤。真、善、忍，那些无助的语句让我感到眩晕。我听到有人在外面拉二胡，这是北京特有的，令人感到和悦的声音。永恒的中国，我寻思着。
我用一把铁铲把火灰拨开，以确保全都被烧干净了，我开始回忆魏所做事情中存在的疑点。最近有关李洪志的采访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无价之宝。他们可以用剪接做出任何想要的片子，例如把李洪志变成魔鬼或者是一只咩咩叫的羊来炒作两分钟的仇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已经着手准备两个大型宣传节目，提供政府采用折磨、曝晒和疏忽等手段导致成百上千名无辜民众死亡的遮掩和狡辩。节目的最后还播出母亲和孩子在天安门广场喝汽油自焚的镜头，但从拍摄的角度来看，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事先安排的。
我开始回想起第一次在街角遇见魏时她脸上的眼泪。她把自己当成「红色角落」中为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而奋斗的律师。当时在她身上有某些与遭受中国司法制度迫害的美国电视集团高级行政人员的相似之处。现在，她开始变得有点像一个国家的奴才。跟中国许多专业团体的人士一样，魏陷入了她自己的红色角落。她不同的身分像幻灯片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爱国者、守信用的人、美国制片人、持不同政见者等等。她所有的形象都是为了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都是虚伪的东西。我不由得怀疑，魏在背后收受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好处，简而言之，她是中国政府的合作者。
而我又是什么呢？我感觉自己身处一幕家庭斗争的丑剧中，这是我一直不愿意见到的。当然，我也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老实说，我不是特别喜欢法轮功，我对制作关于法轮功的调查节目不太感兴趣是因为更根本的原因。我害怕，我害怕被审讯，害怕被逐出这个国家，害怕被拘留。我有什么资格来评论魏的是与非呢？我不愿意去想，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中共政府的同谋。
我把书和传单的灰烬扫成一堆，将铁桶重新放回炉台上，离开了厨房。我瞥了一眼自己在那廉价的中国小电冰箱上的影像。整个人无精打采的，身上满是汗水和烟灰。那条洗得发白的中国军用绿色短裤早已失去了弹性，松松垮垮地挂在我的腰间。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是做回美国人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国 - 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作者,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士、国际关系硕士及博士学位，80年代在美国着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外交政策研究员，90年代曾任“美国之声”电视网络的首席调查员，现为《亚洲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和《投资者日报》撰稿人。他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后荣获2004年纽约《太阳报》纪实作品年度奖、亚洲公司 2004季度读书奖、富士比读书俱乐部2004年推荐作品，其中译本出版后获得了2005年度华语作品的“天安门精神奖”和“万人杰文化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