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压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如今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为了饭碗
最近见到网上有一个帖子，《我们的腰原来是不弯的》，粗粗看了几遍，主要是说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腰身原来很挺拔，现在卑躬屈膝，做了奴才——除了做意识形态的奴才之外，也甘心做了资本的奴才，嘴脸自然十分得不堪。至于为什么是这样，说辞很多，比较能够激起社会情绪和民意反应的是知识分子奉行犬儒主义，自甘堕落了。什么是犬儒主义，在此处的语境里，我理解就是把自己当成猪狗，只要被人养着，苟活着，至于是否体面和尊严就无所谓了。说实话，这样的犬儒主义颇能概括中国知识界现状的一个部分。
犬儒主义来自西方，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把自己当猪狗。知识分子一直居于中国政治的核心。比如，在体制内，知识分子是帝王之师——可以用藤条打皇帝的屁股呢。这是第一等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也在体制内，是言官，或者谏官，专门批评时政。这些言官有时气焰嚣张，皇帝也常常弹压。但是，这些人被皇帝越 “罢黜”，他们便越有名。比如，韩愈因《论佛骨表》——反对宪宗信佛，差点被砍了脑袋，民间却愈加敬重。比如，王安石三次被贬，贬一次，声名涨一次。有人送他一句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除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专职批评外，在野的知识分子也以批评时政为己任。比如，民间清议对庙堂一直保持压力，除非昏君，朝廷不会和舆论为敌。还有一直赓续不断的书院制度，也是民间知识分子批评朝政的场所。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批评朝政有两个奖励，一个是可能被明君赏识，有“暮登天子堂”的机遇。另一个是赢得民间或历史的声誉。因此，虽然历代知识分子愿为清史留名常常赔上性命，却维护了数千年的政治均衡，也培育了一支可贵的文化血脉。
中国历史上，时有坑儒和文字狱的惨剧，但是，却没有斩断 “文死谏” 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发展起来犬儒主义哲学。于是，中国文人没有堕落成猪狗，腰身一直直挺挺的。
中国知识分子变成真正的奴才是近一个甲子的事情。但是，有趣的是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比如，苏联时期和纳粹时期毫不例外地都出现知识分子灭绝良知，甘心成为鹰犬，或者为了残汤剩羹出卖灵魂的悲剧。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的现象。这种现象今天在神州大地仍然延伸。今天知识分子除继续甘为意识形态帮佣之外，还纷纷充当资本的奴才。为什么过去，比如历史上，或者在革命年代，把杀头当做快事的知识分子，竟甘心变成了一群让人不屑的蛆虫呢？对此，仅仅用传统的解构和利益的诱惑无法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从来不重实惠，却重清名，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彻底改造成了信奉活命哲学的势利之徒！
打断了知识分子脊梁的那根棍子究竟是什么！或者压折了知识分子腰身的那根稻草究竟是什么！
其实，那根棍子和那根稻草不是别的，是一个小小的饭碗而已。人，特别是热爱虚名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怕坐牢，怕流血，怕砍头，但是肯定怕不给饭吃。因为，就是获得一死的痛苦，咬定牙关也许能挺过去，而没有饭吃，封上嘴巴活活饿死，没几个人挺得住。人往往能战胜死亡，却怎么也熬不过饥饿。某人说，鲁迅活到今天，可能照样要写，要骂，但是如果不给饭吃呢？这一招正是中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软肋——那些饱受儒学浸润的知识分子修养了三千年浩然之气，却没有练就不吃饭的功夫。毛泽东的一句话很说明这个问题：“知识分子不听话，我们不给他发饭票！”不论是苏俄的知识分子，纳粹时期的知识分子，还是中国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都不是惧怕牢狱和死亡而屈服，而是不争气的肚皮让他们接受了侮辱和苟且的人生。
其实，历史上的暴君不是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而是做不到——饭碗不在皇帝手里。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皇权的统治仅仅局限的行政方面（政权的触角有限，民间有很广大的自由空间），皇权统治在经济方面根本无法形成垄断的局面。通俗地讲，那个时候，离开皇帝，知识分子没有官做，但吃饭问题没有大碍——他们可以辞去归来，遁迹民间。皇权统治在经济控制上的 “漏洞” 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近代社会，拜现代物质文明之赐，集权政府，或者专制政党除了行政权力 “无远弗届” 外，对经济，或者对饭碗的垄断权可以达到 “连一粒稻米也不剩” 的地步。农业上的集体化（公社化）和工业上的国有化，致使所有的人只要离开政权，或者离开政府就会饿死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人对于体制的寄生和依赖程度达到极致。这个时候，政权的统治便实现了简单控制——控制了饭碗，便控制了灵魂。在这种统治模式中，只要卡住一个民族的食道，任何顽固的文化长城都会不攻自毁，任何高尚的精神信仰都要缴械投降。苏俄时期，纳粹时期，和中共极权的统治时期，控制人们灵魂的奥妙就在这里——彻底垄断饭碗。
不给饭吃，无处遁隐，加上不断羞辱，知识分子的贫贱不能移的文化传统于是死亡，知识分子也被整体消灭，还遑论什么脊梁和腰身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脊梁只是六十年前那个时代的故事了。接下来的问题是，目前，在市场经济环境，或者政权对经济——饭碗的垄断有了松动的当下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是直不起腰杆，挺不起脊梁呢？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个层面：如果我们承认知识分子早前就已经被整体消灭了，这个问题就不用回答了。知识分子是特殊文化生态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生物，生态环境毁灭了，这种生物当然从此绝种。至于现在的读书人无非都是商贾和政客，甚至市井无赖，用知识分子的传统标准要求他们无疑缘木求鱼，其愚蠢可想而知。
第二个层面：如果还有知识分子（假设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尚有残留），现体制下，即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能不能通过独立写作，在体制外批评体制内来谋取稻粱？他们的批判者的角色是否能够不影响他们在体制外的饭碗？民间，或者社区是否能够对知识分子 “异端” 表达敬重，进而为他们提供庇护空间？按照心理学原理，一棵树如果长不上去，就会横生枝节——通过补偿机制释放其内在的 “力比多” 。知识者如果无法做知识分子去克尽天职，他们就会转向对权力和金钱追逐来补偿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知识者普遍信奉犬儒主义，堕落于声色犬马之中，既为权力喝道又作资本利润扈从的原因。
近代，西方哲学往往被中国人误读，包括犬儒主义。在西方，犬儒主义者并非肮脏不堪，他们仍然可以保全独立的人格。他们只不过把自己当猪狗，但从来不做别人的犬马。他们生活于底层，远离奢华，但可以蔑视权贵。他们不与世俗妥协，内心自有一份对信仰的坚守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负。在这一点上，西方的犬儒主义者和中国目前的知识者的不同是差之千里。由于中共政权在经济上的普遍垄断和政权力量的无孔不入，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连作犬儒的保障都没有，你怎么还能期待他们挺起脊梁，背负整个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呢！其实，极权政权对经济的绝对垄断压断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脊梁，而是所有人的脊梁，包括你和我，以致中国人的灵魂都被摧垮，不再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