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驻全国各地主要负责人合影：左起1姜维平，2广州办主任吴泰基，3四川办主任杨永年，4文汇报办公室副主任林金来，5深圳办主任林裕栋，6上海办主任姚欣宝，7武汉办主任邹珍贵，8广州办副主任林燕芳，1995年1月14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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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是《文汇报》的生命线
《文汇报》在香港的三家左报中，论资历不如《大公报》，论商业性，亦逊色于《商报》，但它近年来在政治影响力上，却比前者要激进得多，正因为紧跟党中央，领左倾风气之先，一方面使北京的中南海领导人青睐，另一方面却使香港本地的订户和零售量不断下降，气得老总们经常骂《苹果日报》是“滥苹果”，骂《东方日报》是迷失了“方向”。是它们挤占了报业市场。
然而，不管怎麽骂，人家在香港地摊卖得好，收入也多，各项业务发展也快，《文汇报》没有办法，但它亦有自身的优势，就是“广告保护主义”，大陆的企业在香港招商和推销产品，必须把广告给香港左报，这是中央有关部门下达的指示，所以，《文汇报》高度重视大陆的广告客户和业务，由于中央对它的拨款逐年增加，但《文汇报》总是人浮于事，入不敷出，自然大陆办站的广告年收入就成了报社老总们馋涎欲滴的大肥肉。
1994年至2000年期间，我经常往来于香港和大陆之间，我发现一个秘密，《文汇报》的员工对政治改革和民间疾苦非常冷漠，老总们关心的是广告收入，员工们专注的是内部福利，只要一开会，八成与广告有关，每逢年底或年初，必有总结会和表彰会，其主要内容很少涉及到新闻报道，大都是研究增收广告的经验和教训。谁点子多，创收多，谁就被表扬。一般情况下，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广告特多，这和当地经济活跃有关，此外是上海和北京，于是，驻广州办，上海办，北京办就成了“大哥大”，而它的主任位置就成了“肥缺”。
《文汇报》广州办事处成立的比较早，影响力较大，它所在省市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因为毗邻香港，故对《文汇报》较熟，许多广告就刊登在这家报纸上，而且，对外招商成了各地官员拿手好戏和脸面，他们为了拿回扣，也把“肥肉”给了《文汇报》，因此，在我的印象里，它们办事处包括临时工，不过10个人左右，但年收入竟数千万元，真是不可想象，肥得流油。
于是，如同官员一样，就出现了腐败和犯罪，“关齐云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而且，围绕着广告回扣，佣金，提成，奖励，大陆员工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报社领导不得不出面协调和查处，那时，广州办和上海办最有钱，所以，产生的利益冲突和人事争斗也最激烈，有趣的是，负责大陆员工外联的副社长刘永碧，采取的策略都是一个模式：合稀泥！她很少谈论是非，只求广告稳定，她心里非常清楚：《文汇报》在香港讲假话卖不出去，必须靠大陆广告收入支撑，而拉广告的能人，一个也不能得罪，广告是它的生命线，所以，凡是大陆办站出了人事纠葛，她都是各打五十大板，谁的积极性也不伤害！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某个办事处的领导和员工针尖对麦芒，实在合作不下去了，不得不做人事调整。
广州办就发生过多起“政变”，90年代中期，吴某某由《韶关日报》总编的职务调《文汇报》驻地主任，他为人忠厚，亦严于职守，但商业头脑太差，交际能力欠缺，就被一位姓陆的“广告大侠”所蔑视，该人之所以被戏称“大侠”，确有过人之处，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很少写出文章，但能利用《文汇报》的招牌纵横天下，其一表人材，能饮善唱，广交大款，财源滚滚，每年总结时，其承揽的广告额都名列前茅，于是，他瞧不起吴某某，两人矛盾日深，以至水火不容，“陆大侠”给报社发申请，要办第二广州办事处，吴某某也声称不炒他鱿鱼，自己就辞职，官司打到香港总部，令老总们头痛。一位参与决策者对我说，唉，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吴是党员，办报政治上可靠，陆是“大侠”，赚钱是快手，能人！他们权衡再三，还是“陆大侠”走人！因为文汇报毕竟是党报啊！它还得顾忌脸面。好在，铁打的《文汇报》，流水的员工，共产党坚信，只要广告能赚钱，有佣金和奖励，为了生活和享乐，就不怕员工辞职，继任自有后来人！所以，2006年，我获释后查阅了《文汇报》网络版，见到了许多新面孔，过去的广告“大侠”和办站主任大都风流云散了！
《特刊》是个骗局？
为了提高广告的竞争力，《文汇报》，《大公报》都出版了特刊，《大公报》的事我不甚了了，但《文汇报》的特刊则广受争议和指责。所谓“特刊”说白了，就是介乎于广告和新闻之间的一种专版，形式上是套红印刷，内容上是某一种产品介绍或企业形象推广，也有某个城市领导的吹捧稿件，等等，它和《文汇报》的新闻版不同，它是严格收费的。记得我的一位具体负责广告的同事，在辽宁省海城市承揽了一个特刊，其内容是吹捧海城银海锅炉的新产品，一个版大约人民币4 万元，双方签约是先支付一半，刊登后再结清账目，这种合作比较公平，也广受客户欢迎，但却出了大问题。
大约是在90年代中期，那个企业的老板姓梁，女性，山西人，其兄长在香港有办事处，我当时并不知情，等特刊登出来以后，她哥哥在香港地摊上买了一份完整的《文汇报》，翻遍了内页广告和特刊，竟根本没有这家公司的内容，他很奇怪，就告诉了妹妹，于是，女老板用地方口音很重的大嗓门与我通电话，她生气地质问：你们《文汇报》守不守信誉？我问明了情况，也非常震惊，因为双方签有合同，相关条款里有明确的日期和版次规定，如果违约，我们另一半费用将被拒付，我忙追问香港总部，但广告部的领导信誓旦旦地坚称，已经如期刊出，丝毫不缺，不过，客户的哥哥却查不到版面，于是，我开始怀疑特刊收费低廉的原因，它究竟是个什麽东西呢？
两天后，我们通过民航班机拿到了20份《文汇报》特刊单页，也收到了那天完整的香港《文汇报》，里面确有这张特刊，我不知道这是怎麽回事。。。。。。后来，我和同事驾车两个小时，把广告样报和报纸专程送给了梁老板，她说，我说怎麽登了特刊后，一点效益也没有啊，上面印了电话号码，我没接到一个电话，可能《文汇报》只印了21份吧！我和同事都苦笑起来！
当然，她很有钱也很慷慨，支付了尾款，令我们感动，但以后她再也没给《文汇报》一分钱的广告费。我经常想，《文汇报》在印刷数量上没藏猫匿吗？
广告被高官所利用
中国的政治体制使《文汇报》和各地官员之间形成了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关系，《文汇报》为了银子，官员为了面子，他们权钱交易，各取所需，那时，各地赴港招商成了风气，动辄某地组团百人到香港去忽悠，虽然签订的协议大都是假的，但官员们只求表面的政绩和热闹，故纷纷仿效，乐此不疲。而《文汇报》趁机捞几个版面的广告或特刊，则绰绰有余。
记得90年代初的某年某月，薄熙来第一次以大连市长的身份带领庞大的代表团赴港招商，我们也根据港馆的指示，承揽了十几个版的特刊，广告收入不少，但有一单特刊闹出了大乱子。那时，大连有一家搞房地产的企业很有名，叫三环房地产公司，它是国企，归农牧业局管辖，其下属农场特多，大都处于城乡结合部，后来原址盖大楼发了横财，故他们把地块规划之后赴港招商，很有斩获，我们和老板王某签订了合同，但广告上面的照片是局长于某，不是王老板，不料，由于电脑当时没有普及，发照片要通过邮局的特快专递，我们的照片等资料到达香港的时候，会议开幕的时间已经临近。结果匆忙之中，出了差错：在于某照片的下面竟属名他是市长薄熙来！
这也难怪，这些《特刊》都要赶在大连招商会当日推出，报社的编辑没几个人知道薄熙来，不像现在，他被骂或捧都出尽了风头！于是，王老板打电话告诉我，薄熙来看了很生气，于某抢了他的镜头，太不应该，而且，于局长尖嘴猴腮，远不及薄熙来潇洒？。。。。。。他花了5万广告费，却受到了批评，心里很难过。我告诉他，幸亏副总编刘永碧发现得早，及时做了修改补救，但无奈一部份报纸已经出街了，它像泼出去的水，永远收不回来了！我只好给王老板连声道歉。
然而，诡计多端的薄熙来吃这样的哑巴亏很少，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文汇报》为自己脸上贴金：中共15大开幕当天，《文汇报》首版的广告，是薄熙来扶植的大连万达集团老板做的，支付了20多万元，其内容主要是薄熙来西装革履的大照片；王军霞在奥运会上夺冠，其原籍所在地的某企业，也在《文汇报》刊出了祝贺广告，当王军霞回到家中，衣锦还乡，薄熙来赶去捧场，就带着这张报纸，它和薄市长一同出现在大连电视台上。薄熙来对王军霞说，你看，《文汇报》给你登了整版的报道！。。。。。。
不过，最能体现他和当地官员对《文汇报》的利用，还集中在这样一件事上：大约在90年代中期，新加坡富商黄某芳到大连考察，那时，大连星海会展中心原址，还是一片由城市垃圾堆出的荒地，薄熙来想让黄老板投资开发，但精明谨慎的商人思虑再三，拿不定主意，于是，薄熙来亲自提议《文汇报》宣传，我被他的秘书叫到大连星海湾，薄熙来说，今天黄先生来了，是个关键时刻，我们要办大事啊，你没看我今天打了领带吗？。。。。。。我知道，他平常喜欢穿夹克衫，里面是白衬衣，一般不系领带。薄熙来在星海湾现场，一边带领黄老板视察，一边说，你看我戴领带了吧！就知道我要办大事！。。。。。会后，他的秘书还向我提供了详细的文字资料，并强调说，你一定要马上报道黄先生投资的事，于是，《文汇报》第二天“中国新闻版”刊发了长篇文章，但非常奇怪，此后很长时间，这个商人只是签了意向书，并无实际举动。。。。。。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薄熙来深知《文汇报》在海外有影响，是要通过媒体给黄老板施加压力，逼他在大连投资。总之，类似的故事太多了，大都已经往事如烟，印象淡然。薄熙来是最会利用和玩弄媒体的高官之一。
拖欠款的烦恼
在《文汇报》任职的五年间，我最烦恼的事莫过于广告的拖欠款了，虽然，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了新闻报道上，但遇到大额的未付的尾款，既使是部下和同事所为，也必须跟进和处理。有的还难免打官司。
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的广告，一般由中共官员审批后，交由财政拨款，只要有合同和发票，很容易及时结账，但企业做完了广告，有的很守信用，有的拖拖拉拉，也有的赖账不还，总之，五花八门。由此，我也看到了中国企业老板的诚信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记得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一家企业，在《文汇报》做了整版的彩色广告，为了给它开业时的庆典增光，但付了一半费用之后，等广告刊出了，迟迟不付账，我的同事去了几次，也没有索要回来，后来我亲自赶赴那里，像挤牙膏一样，只结了一部份，可能是企业效益不好吧！
不过，东北的吃喝风十分盛行，既使是连年亏损的开不出工资的企业，也是老板天天迎送往来，歌舞升平，烟酒照顾，挥金如土，每次去讨要欠款，他们都会热情地请我吃饭，却继续赖账，有时我很生气，拒绝吃请，我说，你把吃饭的钱省下来，给《文汇报》吧！。。。。。。但这样搞，他们更不理你，也不解决问题，有时以酒论英雄，你多喝几杯，他们就付账，你不喝，他们就说你不够朋友，当然不应当给你广告，这种传统的以酒会友的习俗，是东北人的特点之一，离开喝酒，几乎办不成什麽事！故此，那些年我的胃病相当严重，2000年12月4日，我入狱了，失去了自由，但也避免了酒对我身体的伤害。这叫“有一失必有一得”吧！
我印象中，政府官员对《文汇报》赖账的人不多，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是其中的一个，我在1994年初，曾去采访过他，做了专访，后来，他通过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赵某，在《文汇报》做过一版广告，但结账却并不痛快，我和朱市长通过电话，他久拖不决，还想赖账，但宣传部长赵某是记者出身，为人很守信，多次催他，才付清了账目，后来，他因为和副书记岳玉泉争权内斗，遭到整肃，惨死狱中，我在牢房里听到这个消息，不胜唏嘘！
另一位官员是原吉林市委书记赵家治，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市委宣传部的某官员说，他们正准备到香港招商，打算给《文汇报》一版广告，我来得正是佳机，但不巧，我下榻在江城宾馆，那天夜里，距此不远的文化宫发生了火灾，不仅烧毁了正在展出的恐龙化石，而且，还焚毁了图书馆的许多珍贵的线装书，虽然，我有求于孙书记，但不能无视记者的职责，我立即做了报道，第二天，香港各界都知道了吉林大火，当然，书记很生气，广告也不给了，我灰溜溜地离开了吉林。很长一段时间，我成了那里不受欢迎的媒体记者，他们叫我“捅包蛋！”
说来也挺有趣的，2007年，我应著名画家卢禹舜之邀，去哈尔滨看朋友，住在他办的“八荒通神”大酒店里，竟偶然与上述那位欠款不还的老板久别重逢，谈及往事，他竟一直未与《文汇报》结账，我问他为什麽，他说，《文汇报》是党报，给他干啥？给了，还不是领导挥霍？如果老弟你现在要，我马上给你现金，我连连摇头，他酒酣耳热，气愤地说，你为《文汇报》兢兢业业做事，却落了个坐牢5年的下场，为啥不要？我说，我可不想再坐牢。坐牢太苦啊！。。。。。。他听了，大笑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