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中《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作检讨，后被划为“右派”。
在1957年夏季展开的反右斗争中，毛泽东亲自撰写、改定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先后以《人民日报》“本报编辑部”和“社论”的名义发表，时任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徐铸成在劫难逃，再三检讨仍未过关，很快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报社职务撤掉，全国人大代表除名，随后与其他被划为“右派”的文教界人士一起，先去郊县农村劳动，后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结束后安排至出版局工作。因他这一阶段多次汇报学习和改造的心得，被视为进步明显，于1959年9月底摘掉了“右派”帽子，是那场政治运动中落难后首批获此“殊荣”的人之一。可见，比起其他同入另册而尚未解脱者，他获得了较多的肯定和信任。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又使他此后几年除了日常的图书审读之外，还承担了一项鲜为人知的特殊工作。关于这项工作的前后经过，徐铸成在上世纪80年代“右派”问题改正后所写的自传以及其他回忆文字中，从未有一语涉及。若非北京三联书店于2012年10月出版了《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在那些文革时期被迫写下的交代材料中时现时隐，他的这一独特经历很可能湮没无闻。
“运动档案汇编”中最早披露这项特殊工作的文字，是徐铸成写于1968年2月7日的《交代我的社会关系》，首先说明他在“反右”前来往较密切的友人有“大右派”沈志远、傅雷，“反动学术权威”李平心和赵超构等人，随即陈述了他受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干部江华指派去做其中几位“思想工作”的经过：“60年，我摘帽不久，江华就动员我去做一些‘高知’的所谓‘思想工作’，并且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破顾虑，为党做些工作。’”“我问，‘像我这样一个犯过大罪的人，如何去做工作？’江华说：‘正因为你犯过错误，他们可能对你谈些真话。’”本来，徐铸成在“反右”以后自惭形秽，愧见故人，除了沈志远之外，与那些朋友大都不再来往，但因为江华布置了这项工作，只好带着任务登门拜访。
对于这项工作的目的和方式，江华有具体的指示：“这类工作的目的是两条，一是‘量量温度’，看他们头脑发热到什么程度；二是送送养（氧）气，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把对形势的体会以及改造的心得向他们谈谈。”针对徐铸成产生“后一点我没有把握，一定会讲错”的顾虑，江华说：“自己没有把握的就不讲，只听听他们的意见，如实反映，让我们另派人做工作。”徐铸成奉派去“量量温度”，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如何开始第一步呢？江华问徐铸成“以前和哪些高级知识分子熟悉”，徐如上所述举出李平心等人，于是他就叫徐先去看李。徐铸成写道：“那时，李平心正在《光明日报》等大写文章，大发关于什么生产力自行增值论的谬论，我去找他谈过两次，以后，在周谷城的谬论遭到批判时，江华又叫我去看过李一次，每次谈话后，我都把交谈内容详细地写成书面送交统战部。”
据另一篇写于1969年1月22日的《交代我和李平心的关系》披露，或许是考虑到徐铸成初次从事这类工作，江华作了详细的指点：“你主要找李平心、傅东华二人好了”，“总的目的，是把他们的想法如实向党反映，以便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并指出，不要常去，可以隔几个月去一次，遇着国内外重大问题发生时去一次。”于是，“我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冬，先后到李平心家去过五六次，每次去前都告诉了江华或江所指定和我联系的同志，去见过李后，立即把谈话的经过（以对话的体裁）详细记录下来，第二天即送交江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再未去过。”徐铸成是记者出身，在上门访谈过后以对话体详细记录谈话内容，自属驾轻就熟之事，而史学家李平心极可能在茫然不觉中，被统战部通过老友掌握了思想动向尤其是对重大问题的看法。
徐铸成在文革期间的几次交代中说，按照江华的要求和布置，他以这种目的和方式接触的对象，还有翻译家傅东华、语言学家金兆梓、历史学家王造时和画家刘海粟等，而这些著名文化人不是“右派”分子，就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他写道：“每次找他们谈话，是根据江华的指示，了解他们的哪些思想，谈后都写成详细的书面汇报交出去。除掉为完成‘任务’以外，我从未自动去找过这些人。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江华没有再派我去做任何人的‘工作’，我也没有和这些人再接触过。”之所以写下这些交代，徐铸成是为了辩白在“右派”摘帽后与这些朋友或熟人的来往纯系奉统战部干部之命，完成组织上交办的任务。否则，他们这些“文革”时进入“牛鬼蛇神”另册中人，如若被革命群众调查发现曾经相互来往的行迹，很容易就被扣上“私下串联”和“图谋不轨”的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