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来就对失败的英雄怀有特别的崇敬之心，一曲两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别姬”，古往今来曾催动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泪水。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着一位曾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卫了中国国民革命、推进了祖国民主统一的革命领袖，一位曾预言共产革命只能使我们的民族与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因而自始至终坚持要反对和铲除共产革命势力的伟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因而才不仅被他的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随者和新一代不解历史者，否定并讳言至今。这一历史的极不公正，随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大陆人民对蒋介石先生的认识，也就日益地在摆脱着中共种种谎言和欺骗的桎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确实噎走到了能够还蒋介石先生原貌的这一天。
本书上卷将从本章起，在辨析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同时，兼为蒋介石先生辩。因为缺少了对他的正确认知，也就失去了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真正认知的可能。
一 建成革命武力以“底定广东”、准备北伐
应该说，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在为“竟辛亥之功”而艰难奋斗的十数年反复辟岁月里，盖因袁世凯、张勋能拥遗朝之兵以求公然复辟，北洋军阀能据私家之兵“假共和以复辟”，地方封建军事势力则因“有枪便是草头王”而割据一方，唯革命党人无枪无炮无军队，反复辟才至于屡兴屡衰，甚至屡遭叛卖。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因痛感没有革命武力，才不能在那个恃武力以复辟的时代，夺取反复辟的胜利，更不能实现北伐打倒军阀的历史愿望，因而决心建立革命之武力，以反对复辟之武力。由是，陈炯明叛变之后，重建广州革命政府，尤其是建立革命武装，便成为孙中山先生一心相与的重大事业。而这个重大事业的关键一步，便是建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以召收、训练、培养一支革命的军事力量，以期能够依靠这支力量，达成反复辟 —— 即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目标。
第一、孙中山信任、重用并寄希望于蒋介石
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证实，蒋介石自一九零七年赴日本留学，即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国民革命，并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党人。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风潮起，他曾“托故假归”，在上海和陈其美密商起义计划，设法营救了同盟会员张恭。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与张群秘密离日，回浙江参加领导起义，并获成功。嗣后，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的岁月里，他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孙先生所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坚持在上海、东北和日本等地从事反复辟的斗争，虽然遭袁通缉，但革命志向不改。一九一七年孙中山首举“护法”旗帜，他即向孙中山先生四呈对军阀作战计划，尤其是“对北军作战计划”和“滇粤两军对闽浙单独作战计划”，竟成为十年后北伐作战方略的蓝本。他的军事才能由是而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很大赏识。01 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先生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已称：“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尤过之。”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蒋母去世，孙亲纂祭文曰：“文与郎君介石游十年，共历艰险，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其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笃责如严师，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姿，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一九二一年，当苏俄与第三国际派代表马林赴中国广西拜见孙中山先生时，孙曾宣布“他愿意派一个最能干的人去莫斯科。”02 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先生，后来在赴俄考察中曾当面反对苏俄支持外蒙古独立，公开申明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不容劫夺，愤怒反击了中共留学生对孙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的恶意攻击。为他从此视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并对苏俄“欲染指中国及其满蒙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产生警惕，奠定了直接认识的重要基础。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因陈炯明叛变，蒙难中的孙中山先生曾急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立即衔命赴难。对此，孙中山先生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领共生死。”甚至称“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二万援军。”03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先生甚至托廖仲凯捎亲笔信，谓蒋“兄能在军中多待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密友，梅屋庄吉先生的长女国方千世就曾在回忆中说：“孙先生说过，蒋介石是可以继承我的一位青年。”04
即便是曾守侍孙先生病塌，为孙先生记遗嘱，后十数年竟以蒋为嫉、为敌的汪精卫，也曾一再对蒋说：“孙先生临终前，曾一再呼唤介石，介石……”05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先生决任蒋为大本营参谋长。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日，黄埔军校创建，孙特任蒋为黄埔军校校长，以期蒋能够培训一支北伐的党军。其时，虽因廖仲凯向军校延进大批苏俄军事顾问和中共党员，06 从而使蒋痛感事事制肘，曾忿而还乡。但是，孙先生对他的一再敦请，和他对孙中山先生本人及国民革命的忠诚，还是使他接受了这个光荣而且重大的任命。蒋从此为培养一支革命的武装，进而用这支“专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陈独秀语）保卫广东革命政府，开拓国民革命大业，底定和统一广东，直至领导北伐打倒军阀，曾竭尽其一身之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为军校题“亲爱精诚”四字。八九年前中国大陆史家已称：“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经常召集学生训话……日常事务一一过问，所以，黄埔军校办得虎虎有生气，很快就培养出一批合格的军事人才。”07 一九二六年北伐出师时黄埔军校已召收学生五期，共七千四百余人，为未来的国民革命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军官。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二月，蒋即以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建立了两个教导团。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后又建立了第三教导团，并扩充成师。是年四月正式更名为“党军”，蒋任司令。八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亲任军长。
第二、蒋介石用革命武力底定广东，被“倚为长城”
一九二四年十月，广州商团头目陈廉伯在英国支持下纠合武装，密谋叛乱，妄图推倒革命政府。国庆日，商团竟实行总罢市，于西关各处遍贴“ 打倒孙政府”的标语，并于西关各街道严密封锁交通，试图阻止广州群众及军校学生的国庆游行，不得，遂于太平路西豪口开枪射击游行队伍，当场打死十余人，伤百余。蒋接孙中山命令后，立即率领军校学生队赴广州，并督率其它部队，向西瓜园、太平门、普济桥一带警戒。十五日晨，商团来犯，蒋率学生军坚决还击，其它各军亦沿途夹击，遂大败商团。陈廉伯逃港，商团叛乱亦告败亡。蒋与黄埔学生军建立了保卫南方革命政权的第一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孙中山北上，叛将陈炯明遂乘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广州政府命蒋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学生军和粤军第二师张民达部、第七旅许济部出发东征。是为第一次东征。东征军在蒋指挥下，连下东莞、石龙、常平、深圳，十四日与陈炯明血战淡水两昼夜，消灭大量劈，克淡水后，又次第攻占平山（今惠东）、海丰、陆丰、普宁、揭阳、汕东、湖安等州县。三月二十日劈以一万余众攻击东征军，蒋乃命何应钦率教导团及学生军死拼，并令教导二团及粤军第七旅支援，始将顽敌击退，并乘胜击溃陈炯明主力，东征军又占阿婆（今揭西）、玉华、光宁、梅县，余逆遂退至江西境内。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曾写道：“在第一次东征中，蒋介石都是亲临前线，先后发出命令、手谕、电报、训话、告诫、及所作的紧急处置达六十多次。”08
一九二五年四 —— 六月间，当蒋介石东征之时，滇、桂军杨希闵和刘震寰已在勾结谋叛。而当东征军底定潮、梅，进行修整之际，杨、刘因阴谋败露，遂公然叛变，武装占领广州省长公署和财政厅各机关。被迫迁往广州河南办公的大本营，急令蒋率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叛。蒋回广州后，遂兵分三路，于龙眼洞、瘦狗岭、广九路火车站迅速击败滇桂军，毙滇军师长赵成梁，俘桂军师长陈天泰。刘、杨遂无心恋战，逃往香港，叛乱归于失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大本营任命蒋介石为广州卫戌司令。
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因陈炯明劈主力垮而未亡，仍为重大威胁，大本营命令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蒋即兵分三路向东江地区进发。在蒋指挥下，东征军一部与陈部激战三日，克惠州。东征军另一部仅以两个营的兵力，与劈洪兆麟、谢文炳部八千人激战于海丰，十月二十二日收复海丰，生俘大批敌军。东征军又一部，乃于十月二十七日与劈一万余人激战于华阳，先为敌所困，后因蒋驱援军赶到，而击退劈。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蒋介石终于率军收复东江，将陈炯明劈全数消灭，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为此，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又写道：“在第二次东征的具体战斗过程中，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有关作战的命令与电文来往频繁。”09
一九二五年十至十一月，即第二次东征期间，蒋介石在随军指挥潮、梅战斗时，因得知粤南军阀邓本殷进窥广州，阳江、罗定、云溪各县亦已被占。蒋当机立断，令李济深率独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团回援，并命第十一师待命。当东征军平定北江后，蒋又立即增兵南路，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南路总指挥，分兵四路，会攻南阳。十一月七日克阳江，二十三日克廉江，邓本殷退琼州。蒋即命李济深所属第十一、第十二两师负责肃清琼州之敌，李部遂渡海作战，琼州终克，邓本殷被消灭。
因蒋介石上述一系列军事胜利，使革命政府“底定广东”的愿望迅速达成，蒋从此被政府与民众“倚为长城”。对此，中共党魁陈独秀曾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10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和三十日，陈独秀又在《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称“蒋介石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历史的事实噎证明，蒋介石迅速底定广东，既对中国国民革命之广东根据地的真正建立功莫大焉；更为其后领导北伐打倒军阀的大业，奠定了至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中山舰事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也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挖心战术”的第一次公开大反击。由此国民党乃得救，由是共产党则注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败的命运。是故，国民党称之为“蒋中正救党”，共产党则从此对蒋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余年来，国共两党对“中山舰事件”各执一说，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责的办法既不能诚服众心；用索引与考据的研究亦难使双方党人悦服。在中国大陆，中共历史学家乃众口一辞，以党言为立言。即便是八六年后，大陆新一代历史学者噎越来越走上了“过度美化”11 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道路，但对该事件的评价，仍因中共领袖曾明言钦定，所以至今尚无人敢公开推翻中共定论。至于暗中、私下或在民间，自然早已是“各抒己见”。在中国台湾，随着言论由小限制走向大开放，对这一历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论是国民党的铁杆忠臣，还是某些要“淡化历史”的史家，他们对该事件的研究与判断，仍然和中国大陆颇多区别。为此，笔者将根据国共双方和两岸史家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并从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后果出发，以寻求历史的公正结论。
第一、国共两党及两岸学者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
一、中共领袖周恩来指“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制造。”12
二、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称：“三月二十日所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阴谋，完全是针对蒋先生而来的。”13
三、一九八六年于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是这样叙述“中山舰事件”的：三二零事件发生前，蒋介石支持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以惑乱人心，煽动反共。三月十八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按：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即派出中山、宝璧二舰前往。但十九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又将中山舰调回，十九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得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 无故生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共产党要暴动。蒋以此为借口，于三月二十日凌晨擅自宣布戒严，调动大批军警，断绝广州市内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局，扣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做党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14
四、一九八八年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则对该事件做了另一番叙述：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令蒋校长座舰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准备劫持蒋中正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三月二十日，蒋采取断然措施，拘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包围俄国顾问住宅及共党机关，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罢工委员会枪械，是为“中山舰事件”。中山舰的调动，系听从俄国顾问的命令。事发之后，俄国顾问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国，共党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军校中担任的职务，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军校教务长邓演达的职务亦被解除。15
第二、“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共与苏俄的态度
一、中共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云：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州。他一面动员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妥协方针，一面对蒋进行所谓亲善访问，表明中共继续支持蒋的态度。16
其二、一九八九年前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专著中亦云：陈独秀主张妥协退让，对蒋介石的这一背叛行为非但不予指责，反而表示“抱歉”，批评共产党人“太急进”，不应“包办”太多。17
其三、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著述中称：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18
其四、该历史学家又称：进而，在六月四日，陈独秀写了三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19
二、苏俄及其顾问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史书云：四月底，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回国三个月后返回广州，他主张对蒋作最大的让步，承认蒋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20
其二、《陈立夫回忆录》称：那时（指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俄国方面也不愿意和蒋先生关系恶化。后来在北平大使馆的文件中，发现当时俄国顾问（指季山嘉），受莫斯科的责备，称他们轻举妄动。……他们明白如果国民党一旦在广东失败，那共产党也将无法生存。 21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引述：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苏俄驻广州领事馆，即派人拜诣蒋介石，询问中山舰事件是针对某些个别人还是针对整个中俄关系？蒋当即回答是“对人”。不久，苏俄乃令季山嘉等回国，中俄关系仍旧。22
其四、台湾历史学家云：俄顾问看汪精卫不行，只好弃车保帅。经过协议，给汪留点面子。三月二十二日，大家齐集汪公馆开政治会议，其中有一项决议说：“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从此一直休到十六年四月。即一九二七年四月。23
其五、日本《产经新闻》曾连载的《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称：事后（指中山舰事件后）苏联顾问团成员曾经自行检讨，承认失败而有如下的自责：一是俄国人对中国风俗习惯不注意，引起中国人反感；二是中国共产党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然转移，只知以显明地扩充共产党为工作总方针，欲在各处把持一切指挥之权，招致国民党员之反击。季山嘉等一部分人，于二十四日自广州处分归国；国民政府复于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国顾问十余人的聘约。这才削弱了俄国人的控制力。24
应该说，中共与苏俄在事件发生后的“态度”，已能表明这个事件的“蹊跷”所在，亦噎能够揭示这个事件的事实性真相。
第三、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后果
一、历史背景
重大历史背景之一：中山舰事件发生在国民党“二大”之后。就国民党一方而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才留下了苏俄与中共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的历史契机；是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才使得大批共产党员能够在国民党内攫取权力，并造成了汪精卫的上台；是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权力病，又使得苏联顾问成了国民党“左派”的太上皇，使苏俄与中共窃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更将国民革命逼向了共产革命的危险边缘。就中共一方而言，其突出的表现，据中国大陆史家称：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均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按：即国民党二大）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额中共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25
中共《中国现代史》亦云：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团体）“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26
中共史学家的上述文字，无疑是苏俄与中共如何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一份“自白书”。对此，台湾史家的证词云：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闿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被孤立起来。这个名单使人们有“黄锺毁弃，瓦缶雷鸣”之感。27
上述事实噎十分清楚地证明：正是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即“中山舰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前，中共噎在苏俄的指使和汪精卫的配合下，基本上达成了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窃夺。更何况历史早已证明：七十余年来中共从不曾允许过任何一个其它党派的人入它的党，做它的秘书，任他的委员、部长、常委，更不曾将各级地方党委都交由它党人士去把持，也不可能任由它党的人在共产党内开除共产党的元老，训令共产党的骨干，夺取共产党的权力……。
重大历史背景之二，是在国民党“二大”之后。此时，中共与亲共派即“左派”，已如其愿望地在国民党内占据了绝对优势；反共派与远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击和孤立；国民党中央的党权，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所纂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为共产党人所把持；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军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产党员担任，28 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之龙……。是时，因底定了广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而被倚为“长城”和“柱石”的蒋介石先生，如能够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苏俄，又能够甘当“左派”，并与中共联手，一起来把中国国民革命彻底变成为俄国的共产革命，把国民党也彻底地变成共产党，或乾脆将国民党彻底消灭，则苏俄与中共大约也就不会把蒋介石先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非打倒他不可了。
但是，蒋介石既于廖案发生时，保护了国民党元老不受苏俄顾问的逮捕；又于“二大”召开之际，主张对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即反共派从宽；在黄埔军校，又不支持中共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阴谋地下活动；（按：中山舰事件后，蒋将其解散）；尤其是在国民党“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又数次提出了北伐的建议，坚持要求提前北伐；特别是他握有实权、即军权；这就使得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不仅对他疑忌重重，而且深感他的威胁。因此，如何使蒋手中的军权变成汪精卫手中的实权，并能为苏俄顾问所指挥，便成为“二大”以后，苏俄、中共和汪精卫所一心要谋求的了。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二大”前，如果说蒋介石的某些作为，还未能及时引起苏俄对他的足够警惕，苏俄军事顾问团还仅仅将他认做“中派”，只孤立他而未打击他，那么，待到蒋介石在“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一再坚持提议北伐，却犯了苏联顾问的大忌。苏俄认为，一是中共刚刚在广东依靠国民党而立足，既未立稳，更未独立；二是其影响与势力，尚远未及华中与华北地区，仓促北伐，只可能使他们有“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之虞（参见下卷第一章）。因此，继续发展与巩固中共在广东的力量与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够于华中及华北地区建立苏俄与中共的社会基础，这才是苏俄顾问与中共虽深知全中国人民正在翘首盼望北伐，却决心反对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对北伐，就必须打击坚持提出北伐，并且噎享有威望和拥有实力的蒋介石。由是，在汪想挤蒋、俄想压蒋、中共想倒蒋的局面之下，则汪、俄、共合流以打蒋，也就势所使然。自国民党“二大”召开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苏俄、中共以及汪精卫用以对付蒋介石的手段，一是针对蒋提出北伐，鲍罗廷立即率苏俄军事顾问团全体成员反对，鲍于会上即声称：“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29 二是会下和会后，苏俄立即联合中共、汪精卫和左派发动倒蒋运动，既在广州市区到处张贴反对北伐的传单，又开始攻击蒋介石是“新军阀”，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更在黄埔军校竭力宣扬“北伐必败论”，宣扬校长蒋中正“不革命”，30 进而联合汪精卫煽动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叛变。31 三是汪精卫想免除蒋的职务又不敢，故先暗示蒋离开广东北上帮助冯玉祥练兵，后又暗示蒋出国赴俄考察，实际是想把他扣留在俄国。四是蒋鉴于此种处境，乃向汪提出辞呈，但汪既不批准又不慰留，置蒋于进退两某地。32 由此可以想见，此时的蒋介石如果还要硬顶下去，则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下一步“打蒋”的办法，又将是什么呢？
重大的历史背景之三，乃是蒋介石个人的思想基础与国民党及他本人在“二大”后的处境。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虽派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但是，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赴俄考察归来，不仅撰写报告书给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中常委，如实呈述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警惕苏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还专门写信给倾心苏俄的廖仲凯，敦劝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对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绝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33 可以说，正是赴俄考察，才奠定了他一生作为“反共先觉”的思想基础。并且，他的正确也已为历史的发展所完全证明。然而，蒋介石鉴于他对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忠诚，和他对孙中山重视“俄援”的理解，他才一方面为顾全大局而赴粤任职，一方面则用韬诲之计以存身、建军和助党。然而，孙中山逝世后，面对着苏俄、中共对国民党所加剧的种种分裂和窃夺手段，他虽然在尽其所能地回护着本党的利益，保护着本党的人士，发展着本党的革命军事事业，但是国民党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惨剧，和他本人在“二大”后日渐成为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眼中钉的处境，终于使他有了护党的强烈愿望和本能的自卫要求。尤其是当他身处“辞职既不获准，赴俄心又不甘”的境地时，34 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35 此时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对他操枪叛变，并且当真要劫持他赴海参威而予以软禁时，他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心、自尊心与荣誉心，自然决定了他“反击” 的完全可能性。而作为一位忠于孙中山、忠于中国的国民革命，曾因“底定广东”而被倚为“长城”，更一心向往北伐，以求实行孙中山遗志与全国人民愿望者，他终于借机挺身救党和保卫国民革命，虽则是“逼上梁山”，却更是“责之所在、义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二、历史后果
其实，当我们噎明白“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对“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应该有所“真知”了。不论称它是苏俄与中共要倒蒋的“阴谋”，或是称它为蒋介石要护党或自卫的“制造”，我们都噎有了这个“阴谋”和“制造”的“背景根据”。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苏俄、中共与汪精卫“倒蒋”的必然一着，便是蒋为“护党和自卫”而被迫予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第一次大反击。至于汪精卫本人因中山舰事败乃为俄所弃，和苏俄同意将军事顾问团连团长季山嘉在内的十几位军官撤回国中，尤其是中共党魁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的一再道歉、赔礼和自责，也就更能说明它的“根由”与“底蕴”。但是这一切还不能说明“中山舰事件”的根本性质。因为我们只有看清了“中山舰事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山舰事件”的本质。那么，“中山舰事件”的历史后果又是什么？
其一、它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趁机对苏俄与中共借国民党“联俄容共”而分裂和窃夺国民党党权，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第一次大反击，并且获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国国民党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以来，第一次对党内的“亲俄护共派”危害本党、危害国民革命、阻碍中国国民革命进程之错误和罪恶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并从此于国民党中凝聚起一股反击苏俄和中共的正义力量，为苏俄与中共的嗣后反扑，打下了反击的基础。
其三、正是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才使得大部分国民党人重新认识了本党的目标、理论、纲领和路线，从而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共产革命之本质区别，意识到“联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误和“走火入魔”，噎使中国的国民革命陷入了怎样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舰事件，才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当中国国民革命就要被诱逼成俄式共产革命的历史关头，中国国民党却在自身队伍中，崛起了一个要坚决保护中国国民党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新领袖 —— 蒋介石先生，从而使苏俄与中共要继续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遭遇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和反击。
总而言之，如果中山舰事件纯属苏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蒋”的共同阴谋，则这个阴谋却逼出了一个“中国国民革命的正面效应”，达到了蒋介石能够借机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退一万步而言，如果中山舰事件完全为蒋介石一手制造，则它无非是蒋介石在万般凶险之下，为自卫救党和保卫中国国民革命而厉行的一个手段，则同样达到了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因此，不论中山舰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发生的背景与后果，都证明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效应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是前进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动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抵制和反击苏俄及中共对它实行诱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蒋氏的功绩才理应为之一赞。
中山舰事件之后，苏俄与中共的退让，一是出于不得已 —— 因为蒋有军权和实力；二是准备伺机反击 —— 为了牵制和阻止蒋北伐。蒋介石因既知分裂国民党、篡夺国民党党权和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一心所想，所以，为了保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并为了顾全国民革命的大局，乃提议召中共建政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从“改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间关系，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确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地位及其意义出发”，提出了“整理党务案”：36
一、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批评和怀疑。二、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单，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三、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额之三分之一。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得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会议。六、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许可，不得另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该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交通过时，应该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通过。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加入本党。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即取消其党籍，或以所犯之程度，加以惩处。37
同时，为解决两党与两党党员纠纷，国民党又于五月十七日提出并通过了“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八条。38
苏俄顾问鲍罗廷鉴于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国共两党态势，对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事前事后均未表示反对态度。陈独秀则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整理党务案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都无权赞否”。39 并于“告全党（共产党）同志书”中，称“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员（指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参加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单缴存国民党，我们都接受了”。实际上“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名单，中共始终拒绝交出”。40
中共党员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根据国民党“整理党务案”，被迫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辞去所任各部部长职务。
国民党于会后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人部。蒋介石推荐张人杰（静江）代自己为中执委主席，推荐陈果夫代他任组织部长，改邵元冲为青年部长，蒋自任军人部长。中执委下设党务会议和政治会议，由张人杰和谭延闿分任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由谭代理（原由汪精卫担任）。七月六日，蒋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主席。
“整理党务案”提出后，据一九八九年前中国大陆史家称：“原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之中，共产党员占很大比重，如中央组织部，最多时，在二十九名部员中，就有二十六名共产党员。在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级党部进行了新的整理与改组，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党员在各级党部中，最多不过占三分之一。”41
蒋介石提出并获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其巨大意义在于：首先是夺回了国民党自身的最高权力，和“一大 ”以来为共产党所迅速窃夺的组织部权力，以及部分地方党部的权力，使国民党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大部分党权，从而保证了领导国民革命的决策权，特别是决定北伐的权力。虽然苏俄与中共为逞其私欲，仍然坚持反对北伐，却已不再能改变国民党志在领导与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发动和领导北伐的决心。
六月四日，中国国民党在苏俄与中共的一片反对声中，召开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刻期北伐案”。七月一日，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发“北伐部队动员令”，宣布战斗序列和集中湖南计划。七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根源，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军阀之暴虐……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之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七月九日，北伐军正式出师。
应该说，自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来，孙中山先生志在北伐的历史愿望，终于在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人的推动和决策下，以自己训练出来的革命军队作主干，开始付诸实行了。历史的事实是，自中山舰事件至七·九北伐出师，短短的三个余月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为保护国民党的党权，为坚持国民革命方向，为决心发动北伐，而反击了苏俄和中共的僭权和篡权，则孙中山先生的历史遗愿和全国民众所一心向往的北伐，非但不可能于短短的十个月之间，就能够解放南半个中国，而且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更不知会改变成什么样的性质。这无疑是蒋介石保卫、领导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又一巨大历史功绩。
自北伐出师到国民革命军解放南半个中国的短短十个月内，因为苏俄与中共曾施展种种阴谋和手段以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由是，蒋介石与一大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乃不得不于北伐胜利进军之中坚持“两面作战”，才能保卫北伐和坚持北伐。
第一、蒋介石洞察其奸
如前所说，蒋介石了解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燎解苏俄的赤色帝国主义性质及其欲染指中国的野心，因此，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当他眼见苏俄与中共不仅公然窃夺国民党党权，而且公开要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甚至噎将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煽变成所谓工农运动、即“共产暴民运动”的中心时，如果说，他坚持提议北伐，并要求及早实现北伐的根本目的，乃是要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 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以“竟辛亥之功”，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用北伐来摆脱广东国民革命正在被诱逼成共产革命的“困境”，用全国人民一心向往的北伐，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去，从而造成国民革命的成功。这与他后来在北伐进程中，先建议迁都武汉，后建议暂驻南昌，最后为不使武汉的悲剧在上海重演而决心“清党”，都是出自同样的苦衷。此外，由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北伐，又施以种种阴谋和手段来反对他、陷害他，所以，他对于苏俄与中共反对不成则加以利用，利用不成则加以破坏，破坏不成则乾脆决以公开背叛的逻辑，应该说噎燎然于胸。
由是，他既不会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坚决反对他要求迁都武汉的缘由； 更不可能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竟于四个月后又坚决要求迁都武汉的原因；和鲍竟敢以一个外国顾问的身份，于迁都的空隙在武汉突然宣布成立“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联席会议”、并执行最高权力的阴谋，“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42 诚如中国大陆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迁都武汉，出乎蒋 介石的无奈，而他深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起关键作用”。43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讲演中就曾指明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他们不过是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想把持党权的武器罢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他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典礼的讲演中乃进一步明确指出：“自从总理死了之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想破坏国民革命，想捣乱国民革命军，想推倒我们国民政府，要把他的共产党来代替我们国民党……现在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党用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消灭我们国民党，来破坏我们国民革命的事业……”至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而从阴谋反蒋走向公开倒蒋的行径，他早已洞若观火，并对苏俄和中共强加在他身上的“军阀独裁”等等罪名亦曾公开揭穿说：“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发纵指示，造成种种流言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反为所惑，遂以为中正真有所谓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的倾向……。”44 其间，他还从共产革命与国民革命之根本理论分歧出发，对苏俄与中共要“直接打倒蒋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的根本缘由，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国民革命军自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来，共产党人对于中正个人早有不满的表示，早有不少的批评和攻击。其中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蒋中正将来一定要造成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并且说，蒋中正已商人化，非防止他、打倒他不可。这些话是共产党人攻击中正个人唯一的焦点……我深知商界的痛苦，并没有比农工差的地方；并且更明白在国民革命期间，也不能离开商人而专使一个阶级来统治中国……我们国民党是本着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来革命的，完全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共产党是要取消私有财产的，两党不同的最大一点就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们完全是求经济独立而来革命的。我们完全是要脱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解除民众的疾苦而来革命的……再明白些说，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要求农、工、商、学、兵各界的经济有良好的状况，也就是为我们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良好的结果，这是我们革命的最后目的。”45
第二、蒋介石针锋相对
蒋介石深知苏俄才是中共的靠山，苏俄顾问鲍罗廷又是中共一切篡夺与破坏行为的具体策划者和指挥者。因此，当鲍罗廷嚣张一时，竟在一九二七年元月十一日欢迎他赴汉的宴会上，突然公开袭击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工农、反对cp（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当时，蒋因亲共派徐谦“宣布立即散会”，才没有机会当场反击他，但第二天，蒋即抓住机会公开指斥鲍罗廷说：“你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你讲出来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工农？哪一个领袖在摧残党权？”因鲍答不上来，蒋介石即义正辞严地指责他说：“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的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也是一个赤色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专行，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中国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我们总理的联俄政策。”46
第三、蒋介石致力团结本党，力劝汪精卫不要为苏俄与中共所利用
因蒋介石深知苏俄与中共乃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蠹虫和敌人，因此，为团结本党，他既坚持原则，又能忍让和退让。当鲍罗廷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阴谋成立“联席会议”时，蒋介石虽然深悟其奸，但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他不但极力容忍，而且于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进行。而当汪精卫在中共“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的阴谋策划之下，终于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蒋虽深知汪回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阴谋，但仍怀衷以报，既以总司令名义公开向全军将士发表欢迎汪精卫归国的通电，称：“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需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同心同德，完成革命。”同时，他还在数次私下晤谈中，向汪陈述党情与国情，恳切告以为谋自共产主义者手中挽救国民党，而必须“清党”。并要求汪留在上海。而当汪支吾其词、暧昧不爽时，蒋又坚决地和一针见血地要求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来，那时，你不想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47
汪精卫虽然早已认识到“共产党实以国民党为利用品”，48 但他是为“与蒋分权”而归，而非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而回。所以，几天后，汪还是突然在上海公开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从反面公开回答了蒋介石要他团结本党、而非破坏本党的劝告及警告，带着苏俄与中共交给他分裂国民党的“任务”，去武汉“俄国政府”做他的“第一把手”去了。
第四、蒋介石决心清党以保卫国民革命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当鲍罗廷指挥的武汉“俄国政府”依据所谓“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通过免除蒋介石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时，蒋介石鉴于“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问题”，因而他才向全国郑重发表申明称：“革命责任，不容推委，誓必自责，完成北伐。”49
二、因汪精卫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于不顾，决与苏俄顾问及中共同流合污，蒋介石鉴于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主张人民民权，反对共产专政，建立共和国家、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之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已为苏俄与中共所毁；鉴于国民党再度分裂、国民革命阵营内乱频生，叛乱将至，北伐噎无以为继；鉴于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和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政府，来领导国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蒋决心以中流砥柱之姿，与愤而要求清除共产党的蔡元培、吴稚辉等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一起，50 实行“清党”，并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以瓦解武汉的“亲俄派”国民党中央，推倒武汉的“俄国政府”，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方向。
三、遵照孙中山“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这一联俄容共的原则，一九二七月四月二日，即共产党员朱德率众洗劫南昌江西省国民党党部，公开高喊打倒三民主义，公然践踏孙中山先生画象和撕毁中华民国国旗的同一天，在蒋介石支持下，国民党中央监委在上海接受吴稚辉的请求，备文送国民党员身份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要求一致“清党”。吴稚晖的报告称：《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曰：“……我们根据最近决议的精神，以党团监督政治，以政治监督军事方案，切实督责想做新军阀的人。倘若还要难为我们，那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痛痛快快地来解决他。”本委员（吴稚晖）按：“乱麻即指国民党，快刀必是指无产阶级……。请大家注意……他们常用借乙打甲、借丙打乙的办法……现在拥汪倒蒋，过些时又必拥鲍倒汪，再过些时又必拥列宁倒孙文……这种无产阶级的人们，又是他们的猫脚爪，最后打尽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就实现清一色的共产世界……”
会后，蒋介石即以总司令名义，解散东路军为共产党所把持的第一、第二两师政治部。四月六日，蒋介石鉴于上海共产党已于五日决议由工人纠察队发起暴动，为防止第二次南京事件的发生，蒋乃命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查封由“左派”和中共把持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驻上海办事处。九日，蒋又发布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然后迅速切断与南京交通，使中共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师陷于孤立，清除其抵抗分子，解除其武装。南京事件主谋者共产党员林祖涵逃往九江。南京市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遂包围了为中共所把持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逮捕了隐藏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
四、由于中共为夺取上海政权，一是在军阀驻沪军队噎表示向北伐军投降、上海即将和平解放之时，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51 二是决由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以再造南京事件，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当第三国际为保存中共实力来电制止这一行动时，中共领袖罗亦农曾狂愤地将电报摔在地上 ）；52 三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53 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因而，在国民党中央监委已一致决定“清党”以后，四月十二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十三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于会后持枪武装集合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师弹压。中共叛乱武装当场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鲁匪军特遣证章。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指挥部 —— 上海总工会。化名伍豪的中共领袖周恩来被捕后，因在两家大报发表“伍豪脱离共产党启示”而被开释。此即为中共恨之入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明明要政变北伐成功后的国民革命新政权，却将国民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而扑灭政变的不得已手段，不仅垢之为“政变”，甚至反污为“反革命”，此亦无非是中共一己的“逻辑”，即政治的谎言罢了。
五、当南京、上海噎进行“清党”之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遂聚首南京，在蒋介石主持下于四月十五日举行谈话会，议决“以南京为国都，取消不合法之中央党部（即武汉党部），取消汉口伪政府，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方针”。后又于四月十七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南京办公”，推举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
六、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原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大典。由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代表国民政府的胡汉民授印。胡汉民发表演讲，呼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国民革命阵营”。同日，由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将士文”，要求为完成北伐而“猛进”，并表彰蒋介石领导北伐的历史功绩。蒋介石遂发表“告全体将士书”，称“中正身负党、国重任，自当率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汉口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并于五月再度宣誓出师北伐。
七、南京国民政府为清除反对国民革命的苏俄和中共势力，乃发表对共产党干部及附共分子的通缉令，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员一百九十七人。并于五月十日成立“清党”委员会。由是，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各省遂同时实行清党。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欲将苏俄和中共驱逐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清党”决策，终于在蒋介石的坚决发动和坚持下，付诸实行了。
应该提及的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之所以能够取得迅速的胜利，中国国民党的清党和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戴季陶先生曾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对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面对着苏俄和中共大肆宣传俄国的共产革命，加速诱逼中国的国民革命，大张旗鼓地抢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甚至公然地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戴季陶先生为捍卫三民主义而批判马克思主义、肯定中国国民革命而否定俄国共产革命、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曾在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澄清和建树。这对于捍卫中国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基础和民主建国的根本目标，以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并在“共信”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军内部的“互信”，凝聚全国北伐打倒军阀的革命武装力量，反击苏俄与中共对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对伟大北伐战争的反对、诱逼、离间、破坏和背叛，直至决心将苏俄和中共的势力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阵营，均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确实功不可没。
第五、蒋介石发动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巨大历史意义
一、于中国国民革命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以“竟辛亥之功”就要功亏一篑的危局之下，是“清党”的决策和行动，才挽救了北伐，挽救了国民革命，消除了中国国民革命再一次被诱逼为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二、清党与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仅有力地恢复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而且使得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有了新的和自己的领导中坚，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国民政府，从而引发了汉方真正国民党人与国民革命军将士对于苏俄、中共和国民党亲俄护共派，特别是对“俄国政府”的反对、反叛，直至分共的实现。从而为推倒武汉“俄国政府”，结束宁、汉分林面，赢得护国、护法的胜利，继续北伐打倒军阀，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三、在相当程度上清除了乘“联俄容共”而寄身于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党人，驱除了凌驾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人民之上，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欲移植俄式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并已给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巨大危害的苏俄顾问，从而揭穿了赤色帝国苏俄欲把中国变为其附庸和奴隶的野心，为其后十年公开剿除苏俄指挥中共武装叛乱和叛国，留下了思想和行动的有力根据。
第一、蒋介石及时提议北伐、坚决主张北伐、决心挥师北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底定广东”以后，蒋立即向军事委员会呈“军政改革计划”称：“统一广东，以统一革命根据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实现矣。然此乃为国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广东既定，全国人士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实行，我革命军所需之战斗力亦愈大。胜利不可幸至，北洋军阀固有必败之道，然其军队之抵抗力量，实非陈、林、洪、邓诸部所能比拟，我必于军政之统一，军事之训练，军事之准备，切实注意，尽革前弊，而后能完成国民革命之准备也。”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对此亦称：“据此，蒋介石就六个方面，即军长职衔应急撤废，全省军制应速确定，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军事教育应谋统一，兵工厂应积极整理，改编军队应加以限制，向军委作出了改革的建议。”54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蒋介石在广东国民政府公宴上首次公开讲演主张北伐。他说：“我对于今日中国全国的局势，以及本党的前途，都曾仔细考察，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将军阀一概打倒，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榇到南京紫金山安葬。”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蒋介石于国民党“二大”作军事报告，认为北伐条件噎成熟：“……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可以动员的人数有八万五千人，枪械也有六万杆；兵士的饷额有一定的预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较有改善；又有各军校陆军学生六千人，足抵一师之数……我们的政府，噎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即中山舰事件后十数日，蒋根据大沽口事件以后各路军阀和列强各国企图继续分裂中国的态势，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立即出师北伐的要求。他说：“北方国民军退出京、津之后，中国形势会有迅速而重大的变化。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加巩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美国近且有联孙以牵制日本之倾向；法国恐俄在华之势力的扩张，故意欲与英、日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北伐……总之，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于无疑；目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内也。”蒋由此一分析而认为，“北伐出师，必须要在上述所料状态之前，也就是必须在六月底之前，见诸实行。”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国民党中央决采纳此议，并于四月十六日举蒋为军委主席，六月五日通过“刻期北伐案”，由国民政府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具体筹划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于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蒋同时宣告：“中正今此就职，仅以三事为国人告：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进而要求全国人民共负革命之责任。”
孙先生留给中国国民党“北伐打倒军阀”的遗命，终于因蒋介石先生以及一大批真正国民党人的坚决推动，而付诸实行了。
第二、蒋介石指挥一期北伐作战、解放南中国
众所周知，北伐是辛亥之后南方革命军事力量北进打垮军阀武力，推倒北方军阀政府，结束军阀复辟混战，初步统一中华民国，夺取“护法”成功的伟大战役。这一伟大战役，初始如疾风暴雨，迅速地扫荡了南方的军阀势力，不足十月，便打到了长江南岸，解放了南半个中国。其间，盖因苏俄和中共的一意破坏，才使得二期北伐被延后了整整八个月之久。然后，又由蒋介石亲自挥师渡江北伐，不足四个月便席卷黄河两岸，光复华北、西北，克定旧都。北伐获得决定性胜利。由是北伐乃分两期：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为第一期，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为第二期。两期北伐作战和数次战役，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除掉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为全国民众所渴望、所支持以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蒋介石先生的敢于坚持与亲自指挥。因为如若没有他的敢于坚持，则北伐必半途而废；没有他的亲自指挥，亦不可能战略正确，军令统一。而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他以身效行、不畏艰险的精神，亦因北伐而得到了证明。
如前所说，蒋介石于一九一七年就曾数呈孙中山先生“对北军作战计划”，十年后，除北方国民军已退据秦、晋，而不再需要“先取四川、略取秦、晋”以外，第一期北伐总战略，与十年前蒋的“对北军作战计划”几无大的变动。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蒋为第一期北伐制定的总体战略方针略谓：“爰调大军，先肃清湖南，然后再会师武汉，进而与我北方国民军联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针对当时三大军阀割据中国的整体态势，为不使吴、张、孙联合以对付南方革命军北伐，蒋又为国民革命军第一期北伐策定了“打倒吴佩俘，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策略。北伐出师后的八月十二日，蒋还亲自发给孙传芳“希望归顺革命阵营电”，以图集中力量首先灭吴，再绝孙、张。具体战略决策则是：除以第一军主力在潮、梅方面巩固粤边，第五军担任粤省后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两军分由粤、桂出发，协力第八军消灭湘境之敌。北伐的战略进程是：
一、北伐出师与湖南之役
国民革命军于七月九日在广州誓师，七月十一日攻占长沙，北伐出师与湖南之役首获大胜。七月十二日凌晨三时，长沙五万人秉烛夜迎蒋介石总司令驻节长沙。此后肃清湘境的后期湖南战役，便伴随着武汉战役的展开而迅疾获得成功。
二、武汉战役
此役是北伐军能否饮马长江的关键之战。作战对象是骄悍成性、赫然有名的大军阀吴佩孚；战力对比则敌军数倍于我；作战环境乃关隘处处，易守难攻。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蒋于八月三日赴郴州，八月四日召开军事会议，为避免孙、吴联合行动，蒋否定了唐生智和李宗仁等主张对鄂、赣同时进攻的意见，肯定了胡宗铎主张先攻武汉的战略，并于八月十二日在长沙亲自策定了攻略武汉计划，略谓：“北伐军以先行占领武汉为目的，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军直取武汉，并以一部进出荆、沙，使主力军尔后作战容易。”此外，蒋还对作战要领，作战目标，军队区分及各部队行动任务，兵站设施，通讯设施等都作了明确规定。55 然后，蒋于八月十四日下达作战命令称：“一、立即以主力沿长沙通往湖北武昌的铁路干线紧迫敌军；二、另以一部兵力，绕道长江上游，渡过长江迂回略取汉阳和汉口；三、命令第六军直向通城，渡江以攻敌后方黄陂；四、命令由归降之黔军改编的第八、第十两军从西侧攻入荆门和沙市，与第六军会师，沿京汉铁路西侧，夹击敌后方主战略线上之武胜关，以断吴佩孚北归之退路，逼迫吴不得不于长江南岸不利形势下与北伐军作战，以一举歼灭吴军。”56
战略决策既定，武汉战役立即展开。第一阶段为肃清湘境的汨罗江会战。八月十九日拂晓，北伐各军受命于平江以东强渡各河口，驱逐汨罗江南岸天岳山一带敌人。八月二十二日，又分路攻克岳州、云溪、五里牌和通城，再强渡汨罗江，自湖南进入湖北，从而结束湖南之役，直指武昌。武汉战役于焉正式打响。
此时，蒋为抓住攻略武汉之战机，使败军无整顿之机会，乃下令曰：“一、右纵队沿长武铁路急进，直逼武昌；二、左纵队以主力于武昌上游渡江，攻取汉阳、汉口；三、第一军以一部掩护左纵队过江，一部由长沙推进岳州；四、第六军随右纵队推进，掩护右侧背。”57 于是，武汉战役第二阶段全面展开，各军奋发，勇往直前，第四军已于二十六日拂晓攻抵汀泗桥铁道桥头。
汀泗桥位于武昌南八十公里处，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沼泽连连，仅有一铁路桥孔为北进武昌的唯一通道。吴佩孚因视其为险关，而命令陈德邻、刘玉坤两将所部劲旅二万人守桥，且于二十六日设前线司令部于汀泗桥后之贺胜桥，以便吴本人亲自指挥。由此可知，若武汉之役乃北伐之第一大战役，则汀泗桥一战便为第一大硬仗。此桥不破，武昌不克，则华中不得，西北难期，西南不保，东南无望，所谓北伐，顿成空谈。
汀泗桥攻坚战由第四军于二十六日拂晓打响，却为敌炽烈火力所阻，援军一师乃抵洛家湾，以加强铁道两头、两翼攻击的火力。二十六日晚因汀泗桥正面河水暴涨，北伐军乃作右翼迂回，企图于古塘角包围敌军。二十六日午夜十二时，北伐军更以三个团的兵力，肉搏三小时突破敌军，始占领汀泗桥东侧一带高地。二十七日拂晓，北伐军全线总攻击，激战二小时，又攻克汀泗桥东南一带高地，敌守桥主力沿铁路向咸宁溃退，另一部则乘船逃命。二十七日晨七时三十分，北伐军又以一团兵力，强袭通过汀泗桥，且战且进，一克汀泗桥市，二克咸宁。吴敌退守贺胜桥。同日吴佩孚亲抵贺胜桥，先枪决旅、团、营长九人，后派大刀队督阵，于是日晚反扑汀泗桥，北伐军不得已撤出。二十八日晨汀泗桥再为北伐军所夺，旋又为敌马济部夺回，两军激烈拉锯，直至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第一军参加战斗，方于二十九日攻克汀泗桥。当之汀泗桥战斗激烈进行时，蒋于二十八日抵蒲圻，亲赴前线。因战况惨烈，又有将领请求暂停进攻，蒋乃坚决答道：“北伐成败关键，在此一战，如果稍一泄气，以后就再也没有争取胜利的机会。吴佩孚的军队，噎是孤注一掷，只要我们能坚决坚持到最后一分锺，我们一定能获得胜利。”58 对此，吴佩孚日后曾赞蒋曰：“其用兵之妙和坚定撑持，我自愧不是对手。”59
多少年来，中共各版本教科书皆称汀泗桥为共产党员叶挺独立团一个团一举攻下的神话，无非是一个若大的谎言。这大约也是八九年后一些大陆历史学家言汀泗桥之战时，已不再言叶挺独立团之缘由。
武汉战役的第三阶段即第二大硬战，是攻克武昌城。北伐军二十九日克汀泗桥后，又于三十日克贺胜桥。九月一日吴佩孚退守武昌城，一是增派两个师于武昌炮台为第一线，二是增设秀山炮台火力，使其远胜于洪山炮台，以作第二线，欲死守武昌。北伐军因左纵队六日克汉阳，七日克汉口，并自九月三日发起第一次攻击后，围武昌城计四十天，发动攻击凡六次，终于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克武昌城，生擒顽敌刘玉春部三万人。武汉之役至此结束，北伐军由是而获得能够西守、东进、北防和南保的战略地位。蒋于武昌攻坚战中曾数次亲临前线指挥，虽身置敌秀山炮台射程之内，亦为左右将官所不能阻。
三、南昌战役
吴军在汀泗桥的失败和北伐军直逼武汉，既使吴佩俘主力遭遇重创，又使东南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有唇亡齿寒之感。因此，孙乃乘北伐军兵进武汉，与吴军相持不下之际，冒险西犯，于八月三十一日，派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任援赣总司令，驱大军于江西，一欲牵制北伐军攻击武昌，二欲抵御北伐军东进以自保。由是，一期北伐的南昌之役，便在武汉之役未果之时便拉开了战幕。
南昌之役共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因北伐军正值攻击武汉时期，蒋为除武汉攻略的右侧翼威胁，乃急调右翼第二、第三各军所部开赴江西，乘孙军集结未绪，于九月六日展开对江西的总攻击。当日下萍乡，迅疾控制赣南，十九日在南昌学生及民众帮助下，第一次攻克南昌城。第二阶段，因孙军全力反攻，北伐诸军既不能分身武昌以渡南昌，又不能不御南昌而殃及武昌，蒋乃决定北伐军于九月二十一日退出南昌。蒋本人及总司令部亦于九月二十三日移节江西宜春，为确保武昌攻略而策定江西收复计划，并于二十四日向各部下达攻击孙军命令，二十五日分别命第二军等攻击当面之敌，三十日又令第二军先灭新赣、永修方面之敌，再进击樟树，至九月底，基本扫荡赣江上游及赣西、鄂南东部地区之敌。十月二日，破敌于万寿宫，蒋遂移节高安，亲临南昌城下督战，险为敌人所乘，曾亲自指挥卫队杀敌以脱险。四日，蒋又于奉新行营命令各军克樟树、丰城，肃清南昌四周之敌，始围攻南昌，激战数日不下，因虑及城中居民，不得已而撤围。第三阶段，因武昌终克，南昌已成主战场，蒋于十月十三日再定攻略南昌作战方针为：“我军为肃清江西，完成本阶段之作战任务，决以主力集中于南浔路以西地区整顿，并先以一部肃清抚州方面之敌，尔后再求南浔路之敌主力攻击而歼灭之。”60 二十七日，蒋又于高安行营下达向南浔路总攻击令，要求各军“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行动，务于十月三十一日前驱逐当面之敌，向前推进，完成攻击准备，依时向所担任目标攻击”。61 同时，为激励士气，乃发布阵前之训令称：“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狡焉思逞。孙传芳尤为现时军阀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之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致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逆转，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需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可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博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遗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
十一月一日，蒋命令北伐军对南昌发起总攻，右翼围敌于南昌，中央与敌鏖战于刘行、乐化，左翼与敌血战于德安、马回岭，不数日便击溃南浔路敌主力，七日攻占南昌城。至此孙援赣之师殆尽，北伐军遂定江西，蒋亦于十一月九日进驻南昌。南昌之役虽一波三折，终宣告胜利结束。
四、福建之役
当北伐军进攻武汉、孙传芳大举援赣、北伐军分兵讨赣之时，闽敌周荫人又受孙传芳之命，由闽西起兵犯粤，欲一举而下潮、汕，图袭击广东革命根据地，牵制赣南北伐军北进，策应南浔路方面守势。对此，蒋同意第一军遵“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实行攻击乃最佳防御”之战术，并致电何应钦称：“知粤东情势，非进攻无以制敌，乃同意何军长意见，电令率军如闽，击破闽敌，以平定福建，解救闽民。”62
十月下旬蒋断然下令第一军攻击闽、粤边境之敌，恰周荫人第二军曹万顺、杜起德两个旅输诚，何应钦遂亲赴三河霸与乞降军谈判后受降，然后于十月六日率第一军离粤攻闽，连克永定、漳州、长汀、同安、泉州、永安、南平等地，后因敌海军投诚而使敌全线瓦解。十二月十八日北伐军进占福州城，收容建民军。周仅率残部逃往浙东，闽局遂定。
五、东南战役
北伐军下长沙、克武汉、占南昌、定福建的战势，既已席卷整个南中国，此时，孙传芳亦只能求助奉张的庇护了。十二月一日，张作霖自组安国军，自任总司令，并任孙传芳和张宗昌为副司令，总司令部设天津，裨能进退两宜。同时联络吴佩孚，以图与北伐军相峙相抗，退可据守关外，进则逞统一北方之心。
面对此一局面，蒋介石在闽局未定之时，即于致何应钦电中道明了他对于整个局势的分析：“一、奉张就安国军事，全系宁孙赴津促成，思引为后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统一北方之名义，为总统过渡之张本。二、西北军迫近潼关，奉张吃惊，比对南军更急，必先制裁西北军之如豫而后才能对南。惟西北军无急如豫取攻势之可能。三、在鄂军队，现已从事肃清鄂西一方，嘱西北军收拾陕南，以图两军在鄂北联络后，再定入豫之期。四、东南方面，先定闽、浙，闽平后，应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统一，再图苏、皖，暂以划江而守，以待时局之变迁。总之，上海不得，则长江形势闭塞，而海内外交通亦难自如。故南京与皖南亦应急谋收复。河南不得，则中原难定，西北军不能与我联络，阎锡山亦不能表明态度。阎已派代表正式声明，一俟我军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响应也。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晋必响应，则奉军虽出关而不可得。否则，攻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63
基于这一正确分析，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蒋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下一阶段北伐的基本战略谓：“我军攻克南昌后……以先攻略杭、沪，击溃孙传芳之主力，会师南京为目的……以主力由赣东、闽北入浙，进攻杭、沪，并各以一部分由长江南北进取皖南与皖西；京汉线方面，另以一部由鄂东进入豫南，以牵制河南与皖北方面，策应长江下游主力之作战。并电西北军由陇海路进出洛阳、郑州，与我豫南部队呼应，相机击破吴佩孚主力，以利尔后之作战。64 同时改编北伐军为东路、中央和西路三个方面军。东路军何应钦为总指挥，进军沪、杭、宁；中央军蒋亲任总指挥，辖程潜江右军、李宗仁江左军，分沿长江两岸进取南京；西路军唐生智任总指挥，以联络陕西冯玉祥国民军，伺机以取河南。”
战略既定，东南战役遂以展开。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根据作战总方略和蒋介石的一份又一份电报指示，东路军即击破龙游附近之敌，二月上旬进占金华、兰溪，尔后连续驱逐桐庐、富阳之敌，乘胜于十八日攻占杭州，三月上旬分两路续向淞、沪及沪宁路进击。左翼经由太湖以西苏、皖边境，击破蜀山、张堵、戴埠一带之敌，二十日进占常州，丹阳，沪宁路敌之交通线被北伐军完全切断。右翼于二十一日连克淞江、苏州、上海。孙传芳主力及直鲁军一部被歼大半，残敌纷向江北逃窜，沪杭地区被北伐军全部荡平。”65 除此之外，一九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又称：“在东路军的进军过程中，蒋下达的电报指示有三十多件，对许多战事均作了具体指示”。66 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当福建残敌窜浙时，蒋曾电何“北军残部如不解决，必有后患，入浙与孙联络更堪顾虑。或引其至入浙途中，根本解决，万勿姑容”。67 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当北伐军有四个军由赣入浙，定于一月十五日前集中衢严一带时，蒋又电何：“由闽入浙部队，亦应于此期内，到达衢处一带。我军第一军除独立第四师外，再留三团于福州，余皆入浙，如能由海道运输，可在台州之海门登陆，因宁波太近杭州也。否则，余第十四或十七军由浦城经处州到兰溪或温州，消灭周荫人部，并与衢州部队联络。而兄则先到衢州本部指挥为要。兄未入浙之前，令白参谋长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而受东路总指挥命。兄从速入浙。”68 翌日，蒋又为东路军亲定攻浙策略：“入浙部队，最好能派一部由闽东直入温州，扑灭周逆，由闽北进处州部队之主力，即可迅速向兰溪或浦城前进，加入本战。”69
东路军攻浙途中，因阎锡山密报“奉军已动员，决于删日前渡江，鲁军主力已向陇海移动，奉鲁联军企图解决豫局”，蒋乃立即电令何应钦、白崇禧、程潜：“于此期间，我东路及中央军以先定东南为唯一任务。东南定，则海军必可归来，武汉当可巩固。东路军与江右军应于删日以前照预定计划齐头并进，切勿迟缓。”70 为不误战机，蒋亦一再电何、白，请他们随时决策，并称“中不遥制”。
对于蒋介石亲自指挥东南战役中之江右军作战，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亦称：在江右军的进军过程中，蒋介石曾给江右军诸将领发了十几件关于窥取浙皖的电报指示（在《自反录》中编入）。蒋先明确指出：“耖前进皖南，占领祈门、徽州，直入严州，截敌侧背，一面威胁芜、宁，使正面进展容易。”后又电令程潜：“在直鲁军尚未渡江之前，从速猛进，确实占领南京为要。”71 在蒋的直接指挥下，因江左军与北路军 72 自皖中向津浦路突进，以阻止直鲁军南下，从而造成了东路军与江右军合攻南京的屏障，江右军遂于三月六日克芜湖，十七日克当涂，二十三日克南京。在蒋的周密指挥之下，势如破竹的东南战役由此而胜利结束。
六、一期北伐的尾声 —— 第一次渡江北伐
北伐军克南京后，虽然南中国已定，然而，由于宁汉分裂，实际是武汉“俄国政府”与南京中国政府之严重对峙局面的出现，不但使国民革命军随之出现了大分裂，北伐亦出现胜利出师以来从未有过的危局。当是之时，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虽然噎挥师渡江北伐，并曾胜利完成扬州、仪征之战，安徽明、蚌、徐之战，不仅肃清了皖、苏两省长江北岸，包括宁、沪北岸的军阀，而且已将敌人追逼至鲁南地区。其间，如果宁、汉不曾分裂，国民革命军仍为一体，北伐军依然为蒋统一指挥；如果一年来乘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西出陕甘、进占中原、平定襄樊的冯玉祥国民军，亦能同心协力、共同北伐；如果汉方的唐生智不因苏俄顾问挑唆、武汉政府不宁、中共叫嚷要南伐广东和东进讨蒋，竟卒然于河南还师湖北，并命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东下进窥安徽与江苏，谋图颠覆南京政府；特别是在汪精卫已因惧共而“分共”，鲍罗廷亦被驱逐回国，宁、汉亦由分裂而走向汉向宁合之时，夸夫死权的汪精卫，如果不唆使怀有“取而代之”野心的李宗仁，对蒋演出了一场“请总司令自决去处”73 的逼宫戏，造成了蒋的“立决下野”；直至造成蒋介石下野后仅五日，军阀败将孙传芳即从浦口以东渡过长江，占领南京近郊龙潭和栖霞山，对北伐军施以“南伐” 与“倒算”，使京畿顿成危局；则第一期北伐的尾声势将成为第二期北伐的真正序幕。虽然北伐诸军死战以守南京，并获胜利，然而，它却成为北伐进军中唯一的一场“保卫战”。第一期北伐亦由此一颇具悲剧意味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第三、蒋介石指挥二期北伐告成，赢得护国护法胜利 —— 统一新中国
二期北伐胜利的前提，是蒋介石复职。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蒋曾发表下野宣言，八月十四日，中国各地报纸即开始满载着各地民众、各种团体、各军政首长等一致要求蒋总司令复职的电文；各地民众甚至公开集会，要求蒋总司令打消辞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亦只好先行通告全国各军，称“此次蒋介石总司令辞职，中央已议决慰留”。蒋辞退后，因军阀威胁日渐，中共叛乱日亟，由宁、汉、沪三方拼凑的“中央特委会”担待不了，各方函电交驰，竞相要求蒋复职，蒋自日本还沪后，各党政要员，连阎锡山、冯玉祥都纷纷赴上海促驾，十二月十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乃齐集上海，召开第四次全会预备会议，一致议决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遂于一月五日宣告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除立即颁布文告，申明国民政府将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以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外，并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
此后，一是重新划编军队，任命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蒋自兼新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任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任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五月十六日鲁南会战结束后，又成立第四集团军，任李宗仁为总司令。
二是针对张作霖安国军“以守为主，以进为辅；期先下山西，然后向南拓进；进若不达，则一退德州，二退保定，三退怀来，四退关外自守”的分步战略，蒋介石为二期北伐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分析：……在敌方，则以山西位于其右侧背，牵制其南进之师，不得不以解决山西为要着。在我方，则因山东向我突出，抵制苏、皖之师，我非攻取山东，无法使一、二集团军取得紧密联系，从津浦、京汉两路并肩前进，解三晋之危。……故总方略在先以主力取山东，使我一、二集团军战线，推进至胶济路高唐、南宫、石家庄之线，以与晋军取得联络，形成合围之势。……此诚无异将敌军加以包围……敌若同时应付各路，则战线漫长，兵力必感不敷；若欲集中专攻一点，又殊非易事。故我第一步先取各路合攻之方略，使敌陷于内线作战之不利……复次，我军在曹州、济宁、大名同时发展，可以横截津浦路敌直、鲁军为三段，而将其各个击破。74
三是基于这一战略分析，蒋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发布“二期北伐全军总方略”谓：国民革命军为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直、鲁、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决命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参战各部队于四月某日（日期另电决定）开始攻击。本北伐前、后两期，前期需进展至胶济路亘高唐 —— 清河南宫 —— 石家庄之线；后期需进展至山海关 —— 承德 —— 多伦之线。第一阶段，…… 首先攻占济南 …… 占领日照、临沂、兖州之线；第二阶段，迅速北渡黄河，沿京汉路猛攻河北，进取石家庄；第三阶段，各军分沿京汉线、津浦线及两线东南地区急进至京绥路，会师京、津，同时向榆关（山海关）、承德、多伦进击。75
各集团军作战任务亦明确为：第一集团军担任津浦线作战，第二集团军担任京汉线作战，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京汉线西面作战，第四集团军建制后则西上平定湘、鄂之劈，然后沿京汉线北上，经郑州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与第三集团军协同作战，以会攻北京为总目标。76
四是为夺取二期北伐的胜利，蒋还于北伐渡江出师前后，发表了《渡江北伐誓师通电》、《致后方将士书》、《渡江北伐告北方同胞》、《渡江北伐告北方将士文》、《渡江北伐告全国民众文》和《告友邦人士书》等，不仅宣告：“中正受党、国委托，统帅国民革命军，继续总理遗教，完成北伐大业；第一、第二、第三各集团军已整军前方，待命进攻，中国统一之期已近，国民革命成功不远。”77 而且号召：“全军同志，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竭尽责任，发扬精神，达成使命，誓除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不愧爱国爱民，毋负民众希望，慰我总理已死诸将士在天之灵。”《告友邦人士书》还特别宣称：“中国革命终必达成功境界，有以友谊匡持扶助者，中国人将永感之，若以无理之干涉，障碍其革命，则必徒召中国国民之怨恨而已。”
五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自蒋介石率军挥师渡江北伐，北伐军遂连克台儿庄、郓城、韩庄、枣庄、兖州、泰安。五月一日克济南。因日本军队图阻我北伐，再次借口护侨而出兵占领胶济路和济南，蒋一面令北伐军严守纪律，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时等与日军交涉，未料日军竟残杀蔡公时以辱我。蒋乃含悲忍愤，痛申“誓雪五·三国耻”，78 同时命令军队“绕道黄河”，继续北伐。由于各军衔命协同作战，79 直鲁军乃溃不成军，张学良十万奉军更是卷席而逃。六月三日，孙传芳通电下野；六月四日，张作霖退守东北，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六月八日，北伐军终克旧都，二期北伐告成。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称：“二期北伐在各路大军齐头并进的进程中，蒋介石给四个集团军分头发了许多作战指令。仅据《自反录》上载《渡江北伐令第一集团军诸将领电》就有七十三件，《渡江北伐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电》有十四件，《渡江北伐与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电》有八件。这些电令，主要是紧密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具体部署部队北进，同时调节各个集团军协同作战等。”80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蒋于北京率领北伐重要将领赴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其时曾洒泪祭告孙中山先生曰：“……溯自我总理溘死，于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愿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而纷集也……英士即死，吾师期我以英士。执信既死，吾师并付以执信之重责，而责我一人……今惟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遗命，澄清中原，实行主义，保存正气……以助党、军革命之成。”
蒋介石确实没有辜负孙中山对他的殷切期望。孙后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因有了他这个中流砥柱，而终于完成了北伐大业，赢得了十一年“护法”、即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胜利。更在北伐进军中，坚持两面作战，粉碎了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和背叛北伐，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欲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阴谋，夺取了新一轮“护国”的初步胜利。并于北伐告成不足半年，促成东北易帜，使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中华民国，始获初步的统一与和平。蒋介石先生之功在历史，千秋而不能讳。八九年后的一位中国大陆史家，在他 “表面骂蒋、暗中颂蒋”的《蒋介石传》一书中，不仅小心翼翼地说：“不能否认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作用。在当时人们的心中，蒋介石的威信很高。”同时，他还特别引用了当时一位女性写给胡适之先生的信，赞颂蒋介石先生说：“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知道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没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个人的福寿与成功。”81
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书目上，都印着“蒋介石背叛革命”这样一个赫然的标题。而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亦都在这个标题之下，称“中共领导北伐成功，大革命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便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这却是一个弥天大谎和欲加之罪。因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就没有失败。第二、如果国民革命失败，便没有中共领导北伐的成功。因为大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北伐就是国民革命的具体内容和胜利进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称国民革命失败，无非是要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革命为手段，妄称国民革命失败以掩饰共产革命的失败，由是它才需要制造一个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谎言，来充当自己失败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坏和背叛国民革命的败绩。
当我们对中共噎重复了千次万次的“历史性谎言”，在逻辑上稍加清理之后，我们对蒋介石究否背叛过革命， 和究竟有没有背叛过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论证得多了。
第一、本章伊始，即已将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历史作了一个简约的介绍。然而，正是这一份极为简单、又极为明燎的“履历”，一是证明蒋介石投身的乃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证明他非但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一心相与的中国国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丰功伟绩而作成了她的领袖。所以，指蒋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参加和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桩赤裸裸的栽赃。
第二、蒋介石除参加由孙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 —— 中华革命党 —— 中国国民党以外，就不曾参加过其它任何党派，尤其是作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如前所说，蒋介石作为一个同盟会员，一个国民党人，他忠于信仰，坚于职守，功勋卓著，更无背叛之可言。蒋介石作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革命者，则同样是在忠于自身信仰、坚于自身职守的前提下，为坚持三民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为保卫国民革命而反对共产革命，为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是举世所知的反共先觉之一。由是可知，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敌人，却被共产党指为“背叛”，则“叛”从何来？
第三、中共指蒋介石“背叛”革命，还有一层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蒋介石背叛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谓三大政策，乃为苏俄与中共所造，本书已有证明，这里不再赘述。单就孙先生“联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孙先生亦向有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则。孙先生一再申明的“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的话，以及孙先生在实行“联俄容共”做法之后，曾一再坚持表明的“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坚持民权革命，反对阶级专政”和他“坚决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态度，便是“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在这些原则下，苏俄若真心助我国民革命，则联俄；苏俄若违背了此一原则，要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国的共产革命，则必须抗俄。同样，中共若真心参加国民革命，则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参加国民革命，以行共产革命，直至公然反对和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则非但不能容，而且还要反对之，清除之。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苏俄与中共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为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噎从窃夺国民党党权、窃夺国民革命领导权走向了反对、利用、破坏、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蒋介石本孙先生的遗教，因苏俄和中共对孙先生的背叛而决心抗俄和清党，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蒋介石对“联俄容共”的态度而言，应该说，他从来就是“联俄容共”的反对者。但因他深知孙中山先生是为“俄援”而联俄，虽不便公开反对，但却数度“托故假归”，消极待之。及至孙中山要派他这个最能干的人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他考察归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头上，又在书面上，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汇报了他对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的看法，明言苏俄有对中国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揭露了中共党人在苏俄对三民主义以及孙中山本人的攻击和诬蔑，并明确认为俄人是要借中国的国民革命，来达到它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的目的。这既是他考察归来即“托故假归” 的原因，更是他几度赴粤，又几度离粤，连黄埔军校校长也不想做的根本缘由所在。若不是孙中山对他的器重，和他对孙中山与国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个校长大约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后的蒋介石，一是于孙先生在世时，为忠于先生，而自行韬诲，努力办好军校，尽力培养党军，尽量使之不受苏俄的过度钳制和中共的过分操纵，从而使俄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视他为眼中之钉。二是在孙先生逝世之后，于苏俄僭权、中共篡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时，坚定地起而护党，捍卫国民革命，直至走向决心抗俄清党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象廖仲凯那样发作过“左派幼稚病”，更不象汪精卫那样发作过“左派权力病”。他无非是在无可奈何时，虚与委蛇；被迫还击时，则旗帜鲜明；事关国民革命大业时，乃义不肯让。由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语究从何来？而真正背叛了孙先生的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者，又为阿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