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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权威学者张玉法近日在一个有关中华民国诞生始末的纪录片发布会上解疑，清末民初这段历史当中，民国开国元勋孙中山是如何指挥辛亥革命、终结满清王朝。
台湾总统府的直属单位“国史馆”新推出名为《鼎格之际》的历史回顾影片，以纪录片的形式阐述孙中山领导革命运动的最关键一战武昌起义，以及从1911年10 月10日到翌年4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宣布迁往北京之间，约六个月的中华民国诞生始末与历史转折。纪录片10月8日在全台首播，前一天在国史馆举行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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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历史学者张玉法在发布会上致词，从广义上的辛亥革命解疑大陆学术界的不同说法。
张玉法说：【录音】“有人说武昌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根本就在海外，他对武昌革命、辛亥革命没有什么贡献，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外行。我简单地说一下孙中山到底对武昌革命，在武昌革命前后有没有贡献，他有没有参与。”
张玉法表示，广义上的辛亥革命开始于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其后一直到推翻满清，时间有17、8年之久；而部分学者所持看法认为辛亥革命从1911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开始前后只有80天，这80天实际是经过17、8年努力后的最后结果，属于狭义上的辛亥革命。
张玉法：【录音】 “至于武昌革命爆发之后，孙中山在武昌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作用？是非常大的作用。第一个，武昌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们（革命军）就说，我们是受了孙文先生的命令，来起兵的。在武昌革命爆发之后， 湖广总督瑞澄跑掉了，跑到军舰上去，去给汉口的领事团来交涉，他说你们赶紧发炮来把他们消灭。领事团有一个人是法国领事，法国领事说，我知道孙中山不是义和团，他是一个改革中国的，你们绝对不要干涉，所以经过法国领事的据理力争，所以领事团才决定维持中立，就是外国不干涉，不来打击革命军，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张玉法表示，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列强压力下，先后被驱离香港、日本等地，也不允许进入越南等接近中国的亚洲国家，使得1911年黄花岗战役和武昌起义，对革命军的指挥只能从海外以电报或信件传递，并由黄兴代孙中山在中国境内传令。
张玉法：【录音】“所有孙中山在海外的一些构想，都随时以电报告诉黄兴，或者写信，孙中山在海外筹到的钱，筹到的支援革命的款项，通通寄到香港，由黄兴来统筹使用，而且国内的革命发展，孙中山了若指掌，随时都会看到报告，而且随时有训示。在黄花岗之义失败之后，革命党人想再继续发动（革命），那时黄兴想到云南去发动，刚好湖北一带的革命同志说，因为湖北新军很多都调到四川去镇压保路运动去了，说湖北可以发动，说赶紧让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多筹一点款，因为革命需要钱的。可以说孙中山是一直对国内的革命是在指导当中，在掌控当中。”
张玉法说，武昌革命爆发后，当时在香港的黄兴紧急赶到武汉协助革命战争，到了武汉之后，便是以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孙文的名义，发了2个布告，号召所有汉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
张玉法：【录音】“可以说孙中山虽然不在武昌的现场，但是他的声望，他的精神，实际上无所不在，当然也在武昌这个地方。所以最后使各个省响应，华南各地都响应，然后跟袁世凯来议和，然后逼着满清政府退位，我想孙中山的精神，他的号召，大家不能忘记。”
根据台湾国史馆新制作的纪录片内容，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获得17省代表中的16票支持，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而南方迳自选举总统，让袁世凯至为不悦，立刻以唐绍仪逾越权限为藉口，准他辞去代表职务，并否认先前已答应的条件，议和一时陷入僵局，于是孙中山在当选之日就致电袁世凯，说明他只是暂时当任大总统，并且明确承诺，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使清室退位，即推荐他为下一任大总统。
清宣统3年12月25日，即公元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的2月12日，隆裕太后在北京紫禁城内的养生殿颁布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正式终结清朝268年的统治。
纪录片当中拍摄有上面写着“当选人 孙文 十六票”的文件档案，以及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与革命军众官兵在上海火车站合影的历史旧照。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第一天，上午10点，护军官兵齐聚清末上海车站，擎枪肃立，枪上刺刀高挂五色旗，刚当选临时总统的孙文穿戴一身军服与军帽，在广东督都胡汉明等随员的促拥下，准备从这里搭乘专车前往南京就职。
（纪录片原音）【录音】“载着孙文一行的列车，在下午5点抵达南京下关车站，现场旗海飘扬，欢声震天，当天晚上，时年47岁的广东人孙文，在数百名观礼者的欢呼声中，于总统府内的西暖阁宣誓就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此诞生。”
对于纪录片内容，国史馆馆长吕芳上指出，不同于近来中国大陆各地举办的辛亥革命纪念活动和讨论会，这部新推出的纪录片采用平实客观的方式叙述，不带意识型态和政治宣传口号，可以禁得起历史考验。
长期从事近现代史研究的吕芳上认为，大陆史学界在研究辛亥革命或民国史的课题，虽然表面已比过去更为开放，但因限制框架太多，史学研究者往往写到一半，就要搬出马列思想，交待一下马克思的历史观，这种政治干扰史学研究的现象仍相当普遍。
吕芳上特别提到中国社科院今年出版的36册《中华民国史》，【录音】“我们看到他们《中华民国史》是一个不完整的民国史，只写到1949年，写到1949年以后就不再写下去了，这基本上就是他们官方的意味很浓厚嘛，民国史到1949年就把你结束掉，意思是这样子。实际上中华民国还在，没有所谓的不见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华民国史真的要写的话，那还是要必须客观地来描述。”
台湾国史馆从上个月开始，陆续举办民国史讲座，以及文物档案展览和发表会，期望在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国百年之际，以重现历史的方式纪念历史。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叶治忠、明薇采访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