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4月12日起，一场从国民党内部清除共产党员的大潮，从上海蔓延到武汉、长沙、广州等地。
在这一“清党”大潮中，被认为个性忠厚，为人友善，待人接物从容恬淡的蔡元培，却站到了反共第一线。
一向享有清名与盛誉的大师级人物蔡元培，为什么站到了反共第一线？在21世纪的今天，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高德上士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富商之家，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7岁做了翰林院编修。曾留学日本、德国，漫游欧洲各国，学贯中西，德才兼备。
1912年1月，慧眼识珠的孙中山，邀请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袁世凯当政后，蔡元培不满其独裁，断然辞职。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不为所动：“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袁世凯死后，1917年1月，蔡元培受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之邀，出任北大校长。
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对读书毫无兴趣，热衷于吃、喝、嫖、赌，教师则多为走后门进来的不学无术之徒，糊弄混事。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办学宗旨，以“真才实学”作为聘用教授的标准，开“教授治校”之先河，坚持原则，敢作敢当，使北大在较短时间内，不仅成为中国最自由的大学，而且成为中国最规范的大学。
蔡元培历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监察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国民政府代主席等职，毕生爱学生，爱人才，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是最早带头反对中共的先驱人物之一。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医院病逝，享年72岁。
蔡元培操劳一生，也清贫一生，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寸。不仅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的。
他儿子蔡怀新回忆说，父亲做北大校长时的月薪，每月为800大洋。这在当时的北京买房，是一点没有问题的。但他为官清廉，不治家产，无论居官何处，都是租房居住。他收入固然不少，但除购买中外图书外，多用来捐助公益，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和学生。
带头反共蔡元培
但是，这样一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却在1927年成了带头反对中共的人。
1920年代初，苏俄共产党为了自身利益，想出了一个“妙计”，让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便借国民党之“壳”，发展壮大中共，最后由中共取而代之。
苏俄在操控成立中共的同时，联系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希望与之合作。为此，苏俄不仅两次发宣言，声称要废除沙俄与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沙俄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和利益，而且表示愿意出钱、出枪、出人帮助孙中山。但是，要求孙中山同意中共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孙中山同意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部分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出席。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开端。
但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却按照苏俄的要求，在国民党内不断扩展中共的影响力，组织过激的工农运动，引发许多国民党人不满。
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监察委员。他听到、看到、了解到中共的种种过激行动，很不满意。
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蔡元培在上海多次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商议“清党”。比如：
在3月28日的会议上，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蔡元培立表赞成，并建议将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
在4月2日的会议上，吴稚晖提出《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二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
与会者一致决议：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中共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1927年4月9日，蔡元培等发出3000多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国民党容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过激的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
1927年4月12日，“清党”运动正式从上海开始。之后，在军队、各省乃至海外展开。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蔡元培为什么反共？
主要原因有六：
第一，反对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1927年3月6日晚，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交谈时，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需要多少年？陈独秀说，尚需20年。吴稚晖一听，大吃一惊。这无异于说，中共将在20年内消灭国民党。
吴稚晖将陈独秀的话转述给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监察委员们听时，这些人都不能接受。
第二，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
1923年10月10日，蔡元培在比利时沙洛埃劳工大学讲演时说：“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劳工与资本的交涉。在俄国，已经执行最激烈的办法，为各国所恐怖。也有疑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但中国决用不着这种过虑。”“决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主义，决没有赤化的疑虑。”
第三，反对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
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说：“苏联共产党派来的鲍罗廷说，中国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付出500万人的生命。我父亲认为中国是个很虚弱的国家，经受不起大吐大泻，所以他反对暴力革命。”
在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进入上海前，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已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并掌握了民间武装。赵世炎甚至开始策划攻击北伐军，试图让上海成为中国的彼得堡而重演俄国“十月革命”。
第四，反对中共制造的南京恐怖排外事件。
1926年3月23日上午8点左右，南京突然爆发大规模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
期间，北伐军中的一些人武装袭击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打死英、美、法、意等国六人，打伤数十人。英国领事被杀死，领事夫人被轮奸至重伤，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强奸。外国领事馆和侨民财产损失难以计数。下午3点左右，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炮击南京，打死南京市民30多人，伤数十人。
南京事件被认为是北伐军的中共官兵干的。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查抄苏俄驻北京大使馆时缴获的一份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训令证实了这一说法。该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中国民众，排斥外国人……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和残杀。”
第五，反对中共“打土豪分田地”。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中共在城乡领导了一系列激进的工农运动。其中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搞得最过火，提出“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甚至提出“有土必豪，有绅必劣”的口号，将当时正在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的一些家人打倒，甚至杀害。
毛泽东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谈到，湖南农民运动从1926年1-9月为秘密行动时期，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为公开行动时期，“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农会权力无上……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第六，反对中共洗脑宣传。
在清党过程中，蔡元培也赴各地作演讲，称“国民党受共产党之催眠，共产党之煽惑”，“其煽动手段，无所不至，稍一不察，辄受其感”。
结语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蔡元培与中共之间，不仅没有个人恩怨，而且与一些中共领导人关系不错。
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共创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时聘请的教授。就在“清党”开始时，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他带头募捐，帮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他都出手相救，以至于他去世后，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正因为蔡元培与中共没有个人恩怨，蔡元培带头反共才显得难能可贵。
蔡元培反共的根本原因是：他信奉与传统价值和普世价值兼容的三民主义，中共却独尊反传统反普世价值的马列主义。
2023-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