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逃出中共区（注）
当我在北平从事难民救济工作时，我曾设法改善我们在安国的经济情形，但未能成功。我们在安国的教会。曾受日本人掳掠两次，日本投降后，又全部为共产党所蹂躏，从我过去的经验，我晓得只要共产党把东西抢走后便很难追索回来。
我曾几次用我的主教的名义，设法请求军调部的协助，因为我希望从有力方面收回我们的财产，或至少收回使用权。他们回答说，共产党噎把他们第七中学的五百多名男女学生，移到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教会改成“教育”中国青年“师资”的地方。
我每次到军调部拜访中共代表叶剑英的时候，都赶上他“生病。”他身体非常健康，我曾在军调部附近看见过他和几位军调部官员在一起，因此我晓得他的生病乃是一种政治病。
我坚持着要见他，最后，一位较低级的共产党顾柏年（译音）和一位叫乔治哈泰（George H
tem）的负责接见我。
关于乔治哈泰博士的情形，我知道得从少，他一直用一个中国姓名来掩饰他的身分。远在战争初期，一位波兰女人雷夫苏丝曾旅行延安，并且在一九四四年写一本书“鲨鱼鳍和小米”替中共辩护。她在书里面曾叙述到在延安晤见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袖，其中包括哈泰博士在内。
她在书中写称，“各方面的人都加入我们的工作，协助我们的计划。最初一位是马海德博士，虽然是中国姓名却是外国人。他年纪有三十几岁，身体不高，但很健壮，走起路来有些弯腰。脸色梭黑，深眼窝，眉毛浓重，态度很和霭。他讲起英语来像美国人，讲起法语来像法国人，讲中国话像中国人，还会说些近东国家话。我们问他难解的问题时，他总是一笑置之，我们便认为他是个美国土耳其人或叙利亚央岐人，但是他不愿意我们问他的籍贯和真实姓名。有一次他曾对我说，‘在我没入八路军之前，我是个一无所长的人’………”
哈泰博士是一个很奇男人。他是北加罗林纳州格林维里的美国医师，父母是美国叙利亚人。一九三七年他开始世界旅行，到中国停留下来，直入内地，住在中共地区，在延安用马海德的假名，并且娶了一位漂亮的中国女伶人。他早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中共的卫生部里服务。
一九四五年春季，哈泰住在张家口，那时刚好有一批美国特派员去访问共产党的“晋冀察边区司令”聂荣臻，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一日）苏联飞机轰炸张家口，八路军突入张家口市，造成大混乱的局面，随即被蒙古军及俄国军队所驱出。俄国人忙于拆运军火厂和工厂及移运日本人所储藏的弹药。但当俄国人在十一月撤离后，八路军再度返回，把张家口作为他们临时的首都。
哈泰坚信共产主义，他曾经对美国记者莫拉德说，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的，俄国人应该留驻东北，因为“他们的用意是良善的。”
哈泰和我会面时态度非常客气，以后各次会谈时，大部都由他发言，顾柏年只是偶尔插入一两句话而已。
我要求归还我们在安国的财产，并且争持我们土地被没收的事件。在一九三九年，共产党曾在河北中部一带再分配土地，每人只准有三英亩多耕地，并须付些地租。在理论上来说，这些土地足够维持一个农民和他家庭的一年生活。超过三英亩以上的田地，租税加重，结果倒不如放弃耕地合算。安国的教会里，包括有主教，神学院，孤儿院，修道院的修士修女教友等，总计有二百七十多人。我们一共有七十多英亩土地，远不及共产党的规定。共产党为了要防止我们日后购买土地起见，宣布除少数孤儿外，我们都是寄生份子；就孤儿数目算来，我们的土地超过了规定量，于是把其余土地予以没收。这便是他们攫取大部教会财产的方法。共产党摧残教会的另一方法是宣布薪给制度为不合理。他们规定出薪给标准，然后根据这标准计算应还的拖欠款项。
他们很容易地可以证明出义和团以后的免税规定是不合法的，根据该项标准，应要求教会向共产党偿付欠款。他们并且认为追加利息也是极正当的。在这数目上再加上钜额的罚款，并要求立即偿付，总数常超过教会财产的总值，因此纵使教会倾家荡产也无法清偿这笔债务。他们用类似的阴险手段，希望毁灭教会的声誉，破坏教会存立的凭藉，阻止教会推行工作；总之，不外迫使教会离开共产地区。当他们觉得在某地区的力量噎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便揭开假仁假义的面目，声称教士都是国民党的秘密工作份子，并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如果这些手段还不足以实现阴谋时，便进而控诉教士是日本人的合作者。这是一个极便当的方法。进一步他们便可以制压每个地区内的反共产党份子。
我开始和顾柏年、哈泰讨纶我们土地被没收的问题。我老早便预料到他们的答覆。
他们滔滔不绝地用辩证法解释共产党的目的，冠冕堂皇地讲述他们关心人民“幸福，”狡猾地坚称他们拥护平等与自由。
“你们不是真正那样穷困”，哈泰说，“实际说来，如果我们想压制天主教的话，我们便有力量那样做。但是我们允许你们有宗教自由。”
我用我自己的一套话来回答他。
“一位共产党军人要求占用我们的一部房产，”我对他说。”我向他提出抗议。‘我们不是也亟需要这些房子吗？’我问他道。‘自然，’他会这样回答。‘但是神父也许看到这支手枪了吧？’
“自然，我看见手枪了，”我对顾柏年和哈泰说 “在这种情形下，”我讽刺地讲道，“我们承认共产党统治我们的绝对必要性。他有红军作后盾。我们只凭借正义和公道，这些美丽而有意义的词句，并不能感动共产党。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平等吗？”
这两个人祗笑了笑，讨论就此结束。
另有一次我去拜访叶剑英，又碰到顾柏年和哈泰。这一次，我向他们诉述共产党占领安国教会的事。
“你怎么能说你们的房产是被非法占据的呢？”哈泰问我说。“我们只是占用了你们所放弃的房子。如果你们的教会跑掉，使房子空下来而无人照料时，自然我们就要占用你们抛掉的房子。不这样便是违法的浪费。”他狡辩着说。
“但是神父们为什么要逃走呢”？我问道。“再有，基督新教的教士们也都逃走了。为什么他们离开教会，抛掉工作，放弃一生的事业呢？这里一定有个原因，是不是？这原因还不就是共产党？”
他们两人都承认这或许是教士们逃亡的充足原因。
“你们不晓得共产党在江西的行为吗”？我问道。“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碰到几位法国和义大利的神父，当共产党占领江西时，他们正在那里。他们曾被共军逮捕，予以拘禁。后来被国军释放出来。他们告诉我很多的事情”。我随即讲出许多事隔十五载而记忆犹新的事实。
“那因为是战争，”他们俩人齐声说道。“我们不能对佛朗克的间谍有任何考虑”。当我听到这种不合逻辑的推论时，我有些莫明其妙，我随即想到在延安有一个西班牙天主教堂（里面的神父都是西班牙人），于是恍然大悟。几年前在共产党俞泉真（译音）司令部里，一位政治委员曾认为所有天主教徒都是法国人，因为他只看见过法国教士；顾柏年和哈泰只晓得延安的西班牙天主教教士，他们也就认为天主敬教士都是西班牙人。因此，所有西班牙教士都是佛朗克的间谍，因为佛朗克是打共产党的，而天主教也是反共产主义的。这种推论想起来还是十分有趣，因为西班牙内乱还在一九三一年后五年，那时候佛朗克还是一个无名的军官。
像哈泰博士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竟讲出这种荒唐话，实在使人不解。
我正想向他驳辩时，他说，“如果他们是美国人的话，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我对共产党争取美国好感的事实，殊觉好笑。熟习个中情形的人，都晓得莫斯科噎训示中国共产党用各种方法来争取美国人的好感，使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乃是中国空前的福星。马歇尔使团来中国的期间。他们始终保持这项策略，使美国人认为共产党乃是真正的安善良民。这两个人何以要在我的身上空费这番唇舌呢，我不晓得原因，但我却抓到这个机会。
“如果是中国神父呢？你们是否对一位中国神父更会多加考虑”，我问道。
“自然如此”，哈泰顺口答出。
“那么你们何以在胜利后一直占用着安国一位神父的房产呢？”
他们犹豫了一下。“那因为是打仗。我们现在做的事，将来便不会那样做。那只是临时性的占用”，哈泰说，顾柏年频频点首表示同意。
我们的历次交涉，永远是这样地告一段落。我一直地这样往返商谈，终归没有头绪，正如从砖瓦里找面包一样地困难。
春夏季过去了，九月间，我到山东省济南去，并旅行该省中部各地，因为那里有许多难民等待救济。十月，我又去归绥（绥远省会），继续难民救济工作。绥远位于高原，天则气爽，景色宜人。在整年间不会有七十天阴天的日子。
我极想和傅作义主席会谈一下，但当我抵达归绥时，我才晓得他正在张家口附近和共军作战。于是我转往张家口，准备和他晤面。当我离归绥前，我看到许多受过苏联训练的蒙古人间谍，从外蒙古解来。这是我一生看到的真正间谍。他们在工作时愚笨而无经验，立刻暴露出真正身分。
张家口在归绥东面稍南，我先搭火车到集宁，然后随军用卡车队首途张家口。这些卡车是从缅甸运到蒙古的，经过多少艰苦，才完成了这样被认为是几不可能的工作。共产党噎把张家口向东通港口的补给线予以遮断，使在该地区作战的国军无法从附近的东面港口获到补给或军火。这一队八十辆大卡车的运输队，完全装满补给品，从缅甸经滇缅公路越过喜马拉雅山抵达昆明。然后穿过重山到重庆，再向北取途成都到西安。到西安后又须曲折西北行（因为那里的黄河无法渡过），抵达兰州后再转向东北直抵归绥。这条路程约有三千四百英里，需时四五个月。整个路程大部是崎呕不平的艰险难通山地。司机们时常要停下车来修理道路。中国在抗战期间，西南部噎发展，并且建设了许多公路；这八十辆卡车的涉险故事，乃是中国人坚忍卓绝的非常例证，且足以说明政府在初期剿共战争中所遭逢的艰钜困难。
我在集宁遇到卡车队，并且听到这段经过。因为共产党遮断交通，我无法再搭火车前进，我便拜访黄维将军，要求他准我随卡车队前往。他告诉我说。他正押队前往张家口，欢迎我随队同往。那时天已降雪，我和黄将军站在停车场上谈话时，雪下得正紧，停车场位于城中心区，建筑物已被炮火夷平，卡车停在这块空场上比排列在街道上容易防卫敌人的袭击。
当我和黄将军站在雪地里谈话时，我们忽然听到可怕的爆烈和轧轧的声音，我们开始寻找声音的来源，发现卡车正在慢幔下陷，轮胎陷进地里几寸。
立刻一阵喊叫呼哨声从四方传来，人们都聚起来把这些下陷的卡车从这带危险地区拖出。谁都没有功夫去调查原因；每个人都跑过来协助把卡车开到安全地带，当发动引擎无法开动时，再加上人力的推拖。这些人在几千哩的跋涉中，穿过缅甸丛林地，越过峙岖山岭，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所阻碍。不大会的工夫，全部卡车八十辆都移到马路上排列起来。当秩序恢复，哨兵重就防位后，他们在筋疲力竭下点数一下卡车──一辆都不短。
黄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们与我再回到广场，在狼藉不平的地面发现出这次混乱的可怕原因。这块被选为安全停车场的空地，实际上乃是共产党的万人冢，在九月间九天血战中死亡的一万多名共军兵士，在被傅作义击败撒退前都埋在这个大坟墓里。落雪融化使地面无法支持载重的卡车。
卡车向张家口出发后，我亲身领略到这些勇敢的司机们是如何走过这几千哩路的艰钜路程。从集宁到张家口没有一条合适的直通大路，我们只有穿山越岭或驶行于草原。最困难的是我们必须涉过许多小溪。那时候河面冻冰还无法支持重载卡车。幸喜这些小河都很浅，大部都可以涉过；遇到不能涉行的河流时，我们使用铁索把卡车拖过。我们曲折前进，藉着地图和本能的判断，寻找最容易的路途，终于抵达张家口。我们到张家口时，正是傅作义将军在三天血战（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一日）击败共军克复张垣市后几个星期。从日本军投降后，张家口一直便被共产党占领者。
共产党失掉张家口后，声势大挫，若干极具经验的美国特派员，以前曾对我预测国军将永远无法克复该市。我在张家口停留了一个短时期，几次与傅作义晤谈，我非常佩服他胜而不骄的态度。共军撒退时纵火焚烧市区，傅作义立刻把城市重建起来。
傅作义对我绝口不谈他的胜利和他的军事成就。他只谈到人民在复兴国家中的合作，傅氏的伟大处在于朴质单纯，没想到后日竟为他的一位僚属所出卖，而使他在一九四六年的声名付诸流水。
我在张家口的工作结束后，我乘马北上到西湾子。这村庄是察北教区（西湾子教区）的中心，崇礼县县治，居民几乎都是基督教徒。这里是华北最重要最悠久的基督教中心，教堂建筑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像长城外的大部村庄一样，西湾子的居民几乎都是小农。除一两个农家外，在村内根本没有富人，只有十几家可以称得起是“大户”。
我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周抵达西湾子，发觉住民都在惊恐不安。西湾子在日本投降后便被共产党所占领，随即对这个中国基督教堡垒加以残酷的统治。十四个月间，他们没有过一天太平日子，直到国军克复张家口后才乘胜追击，把共产党赶出西湾子。村民告诉我说，他们惟恐共军的撒退只是极短暂的休息，因为共军在撒退后，曾分成若干小股在深夜潜入村庄，抢刺扎死抵抗共产暴政及酷刑的反共村民。他们认为傅作义下令所组织的自卫民团，不久便须拼死作战。
这种看法很快地变成事实。十二月六日，在我离开西湾子后十天，共产军包围了西湾子，及西湾子和张家口交通孔道中间国军将要增援的几个村庄，包围三天后，共军开始攻击。住民惊惶失措地逃往山里，民团中千余名英勇但未受过训练的骑兵队虽然奋力作战，但实力未足与共军相抗。共军捉住逃亡的材民，当俘虏押回。西湾子在焚烧下抵抗了一天，终于在夜间失陷，共军立即开始有计划的破坏和屠杀。祟礼全县被掠一室，几百名兵士和平民被杀戮，另几百人被俘。该基督教中心被屠杀焚烧的消息，传遍国内外各地，被称为“崇礼血案”，各地人士，对这项消息都惊疑参半。但我们这些明瞭共产党行为的人看来，共产党在西湾子的烧杀抢掠，乃是他们在占领一地方以后的必然结果。
共产党一向熟练用里应外合的方法来攻陷城市。他们事先在西湾子村内组织起流氓恶棍；在较大城市中，基本策略大都相同，但计划则更为详尽繁复。城内人民有组织的扰乱和暴动，都经过详细计划，静待时机成熟起事，城外的“行动”，只是给城内暴勋的信号。从表面看来，人民的暴动好像是出于自发，是表示人民对冤苦及不公义的反感。实际上，这种“自发”的暴动，是经过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几个月乃至几年的准备。
一九四七年共产党之占领石家庄，及一九四八年之占领济南，都是共产党运用这种阴谋的显著实例。
一九四七年一月我曾前往石家庄，工作结束后，我搭火车赴定县，但是火车始终不曾到达。共产党在铁路下埋起地雷，客车和铁轨全被炸毁，死伤若干旅客。共产党的计划是集中炸毁交通线，使这里的铁轨炸掉，那里的机车无法运转，政府在继续一再修理下，直到轨道、枕木、机车和车辆消耗罄尽时，大部地区便会因铁路不通而陷于隔绝。
他们一直地采取这种计划，把一个城隔断起来，然后以雄厚兵力突击而把该城及邻近地区攫到，使国军逐渐困处于较狄小的地区。当我坐的火车被炸毁时，我看到周围都是共军堡垒。堡垒是屹立不动的，但炸车的地方永远在他们的射击范围之内，直等到没有火车通行为止。这年冬天我看出有许多不好的预兆，当火车桥梁被炸毁时，国军只能把铁轨铺在冰面上通车。等到春季解冻时再想另外办法。他们因为过于仓促，只要火车能通行就好，没有时间精力再去考虑几个月以后的事。
二月，我又到了石家庄，随即搭火车赴太原。这班火车是正太路间最后的一次班车。正太路曾经屡遭破坏，旅客只有一段坐车一段走路，等到我到太原去的时候，那已是最后一次能够开行的班车了。
我到了太原以后，心情愈加沉重。九月，石家庄陷落，这次又是城内第五纵队与城外共军里应外合的结果。
石家庄位于河北中部，日本占领时期曾以此为军事重地。西面的太原和东面的德县，乃是两个重要的交通补给中心。山西的煤经正太路由太原运往石家庄，日本人又修筑一条德石路（由石家庄通到德县）与天津相联络。他们在石家庄驻有重兵，以备随时向各地补充增防。石家庄的重要性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入华北时，这里人口仅有三万；到一九四五年日军被驱出时人口竟增到五十万，新的工厂，军火厂，军营和工业设备都建立起来。
共产党完全瞭解这些重要性。蒋委员长也晓得这里的重大军事及战略价值。但是欧美人却不知道这地方的重要形势。
一人四五年，国军从日军手中收回这个城市和周围地区，控制住半径一百英里内的区域。共产党分布在半径内外的乡村地带，但继续像荆棘似地滋生起来。他们从半径之外逐渐向内潜进；一村一镇地渐渐渗透。国军无法在各地都驻防军队，小的城市里，只能驻守千八百名军队和几百名民团。
共产党采取一项确定的计划，判断好驻防国军的实力，然后采取万无一失的行动。当他们发现某地有一千名驻军时，他们便组织起潜藏的队伍，用五千名的兵力发动突击而攫取该城。因为国军分驻在全国各地，无法迅速集结组织，也无法在被破坏的铁路上灵活调动以应付共军的游击战术。后来，政府也看到这种情势和这种不可免的结果，他们会被共产党逐渐吃掉，而只剩下几个大城市。这种情形最后终于发生了。等到政府发觉后，为时已晚；不过，纵使政府能尽早发觉这种情形时，蒋委员长能否克服共军的策略也很成问题，因为他一方面必须保持交通线的畅达以便运输军事补给，一方面又须努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经济。这便是政府所面临的双重困难问题。反之，共产党则企图破坏国军的交通线，孤立所有城市，因为这样他们便可以劫获军事补给，并且箝制住乡村的食粮。这样便不难看出，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共产党给他们制造出来的。而且共产党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完全封闭起政府的供应来源，政府便势必用飞机从乡村向城市输运食粮。共产党又晓得政府的飞机不多，只能供应一部军需而无法顾及民需。很自然地这样便会造成人民的仇怨政府而欢迎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控制着食粮的供应，并能决定人民的生存或饿死。
共产党详细地计划一切，并付诸实行。若干小城市都被割断食粮供应，人民对长期惨痛战争后所获到的胜利，感到失望；他们怀疑着这场战争何以还要继续，不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战争，而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战争。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乃是共产党所计划的战争。反之，共产党工作人员却继续不断地在这些城市里夜以继日地施展宣传，用一连串的谎言和允诺描绘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美丽生活图画，告诉人民说，政府是如何的窳败。他们的手法非常周密，有时表面好像官冕堂皇，实则都是有计划的一种行动。
战争的气氛，从来不曾由人民的感觉中消失，共产党在战争中一向使用着旧的基本伎俩和新的阴谋。他们把伤重的国军俘虏送到城市里，然后他们给伤兵一些敷用一两个月的生活费，并且告诉他们说，这笔钱是在正义和人道下赠给他们的，因为国军“欺骗”了他们。他们换到了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感谢，但等到过一两个月生活费用完以后，这些伤重的兵士便成为城市的担负，而无法返回故乡。
他们对轻伤的俘虏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使他们渐渐复原；或把他们遣送还乡作宣传工作，持别是那些离共产地区遥远对共产主义毫无认识的乡村地区。这些人们在返乡后，便成为共产党宣传者的先头队。俘虏故乡如果是对共产主义噎有认识的邻近省份或县份，那么便不予遣还而分编在各部队里，使各部队官员对他们经常加以注意及监视。有时候，当共军需要消耗大量部队时，他们使把受轻伤的国军俘虏编进驱使他们作战。
共产党会对他们这样讲道：“我们想给你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是你们必须替我们拼命作战”。于是把他们开到最前线，一方面可以消耗国军的子弹炮火，一方面可以不费共产党的力量而处理了这些非共产党厌物。
共产党在攻取石家庄时，这些阴谋便构成他们战略中的一部。日本人离开石家庄以后，这里的人口突然锐灭。但当共产党攫取到附近地区而迫近石家庄时，难民又涌到石家庄，人口又增加了十万。共产党噎在难民群里安置下许多工作人员，向同伴难民攻击政府、领袖、“外国帝国主义”，及任何足以激怒难民情绪的挑拨言语。他们企图造成难民的愤恨心理，使用出的手段很有效力。
然后他们开始向地方驻军做工作，这些驻军里自然包括那些以前被共产党击败的军队，有些己经斗志消沉，忧虑未来时日，他们便乘机向这些人散布谣言，挑拨不满情绪。
共产党工作人员甚至还应募兵役加入国军。他们在石家庄驻军里，便混进许多人员。他们起初表现很好，随后便开始以诡计中伤国军部队。他们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用？”他们工作得非常有技巧，使国军士气大为消沉。
共产党以同样伎俩，使若干工作人员插入市政府机构里面；其他假扮难民的工作人员，也渐渐混进警察队、训练班和其他行政机关里。更有些人员渗透到民间，以仆役、工人、店夥、小贩和苦力等工作掩护身分。在城市里面，政府，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每个阶层中，都有了共产党细胞的存在。
当共产党判定石家庄力量噎削弱而时机已告成熟时，他们便包围封锁市区，从外面开始连续的攻击。这是一九四七年九月间的事。共产党一共用了两年时间来削弱石家庄内部。虽拈如此，但城内的市民和难民中还有强烈的反共份子。那些从共产党占领下的其他城市逃到石家庄来的难民，不愿再回到共产统治，他们和当地民众组织起来，对抗共产党的攻击。
城内反击的力量使共产党极为惊异，但是他们还有退守的第二道战线，并且又采取了一项军事策略。他们声东击西地把兵力移向保定，作出放弃石家庄转图保定的模样。保定城立即陷于紧张情势，当时驻在北平的孙连仲将军，便下令抽调一部石家庄的军队去营救保定。
从石家庄增援保定的军队，中途遇到共军的追击。国军在整天奋战下，大获胜绩；但共产党乘夜大量增援，第二天便集结起绝对优势的军力，把石家庄派出的援军全部消灭。石家庄的守军实力，便告削减。
同时，石家庄市内的共党工作人员便乘机暴动，并散布谎言制造混乱和恐怖。他们对守城国军说，民团噎放弃抵抗；再对民团说，国军已被击溃弃城。谣言越扩大，恐怖也越严量，在混乱情形下，共军很容易地击破第一线而攻进市区。
当共军前头部队攻进石家庄后，第五纵队便露出身分加入共军。国军的抵抗仍然继续，但大势已去，石家庄终于沦陷。
石家庄沦陷后，证明了该城市的重要性。共军踞守在石家庄，东西面的国军便陷于孤立，无法呼应，并且与补给基地失掉联络。共军的包围战策略，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七年底时，国军在华北的控制地区只剩下几个城市了。一九四八年济南也告陷落。共军所用的策略和攻占石家庄时相似，只是就特殊环境咯加修改而已。
一九四八年内，我旅行全国各地，在各大学演讲，参观工业中心，教会，大小城市和乡镇。好像我噎晓得我将要阔别这个可爱的国家和人民。我那时虽然不曾有这种想法，但我的旅行各地实际却成了告别。我到上海住了一个时期，然后又到南京、青岛、天津、北京。我又放行沈阳和太原。我又到分别十八个月的张家口去看了一下。我到张家口的时候正是夏天，一九四六年的胜利景象噎褪色了，我深感心痛。十一月沈阳陷落，大家都看出这不仅是对政府的严重打击，并且是政府与中共战争的转捩点。沈阳陷落便等于东北的全部沦陷，东北是天然资源的宝藏，中国经济复兴与工业发展多利赖于此，在长期日本占领后，现在又入于敌人共产党的魔掌了。
国军的士气噎沮丧得可怕了，傅作义以华北总司令地位必须打一次胜仗以振作军心。他拟定一个战略计划，并和他的二十名将领商讨。他把多年军旅经验的技巧和天才都倾入这项计划之内。他的将领们和他商讨这项计划，都一致赞许。他晓得这项计划一定可操胜算。
第二天，当秘密准备正在按照计划进行时，傅作义照习惯收听共产党的广播，听取他们的宣传以备研究。
他听到了共产党报告员讲出他的作战计划，举出参加会议的将领，每位将领所统率的部队，每个部队的实力，和战略的全部详细内容，这确实使他大吃一惊。
傅作义晓得他被一位最亲近的僚属所出卖了，几乎气得发昏。他只好立刻改变信号，修正全部战略，重新调动部队。自然他不曾实现他所希望的全面胜利。不过损失也不甚惨重，因为他的战略改变得很迅速，但是傅作义看出他无法再出奇制胜共产党了。
他召集起将领讲话，满怀悲痛愤慨。
“你们一共二十个人，”他对那些将领说，“你们在过去十七年内，一直追随着我，都是我的袍泽和心腹。从一九三一年起，在为国效命中，我们一直生死与共；在日本人的阴谋下和长期的战争期间，我们曾饱经挫折和失败，但是我们都予以克服而获到胜利。你们都是三十五军的官员，三十五军有过极光荣的战绩。现在你们中间的一个竟是奸细。我再三思维，想不出那一个是奸细，想不出那一个把我出卖。我请你们每一位都抚心问问良天。想一想你所犯的罪，向我坦白招认；如果你们那一个人晓得这个奸细是谁的话，请你们告诉我。免得噬脐不及。”
后来傅作义曾把这件事告诉我，他说他当时真伤心到极点。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流泪，”他说，“我伤心的并不是个人的损失或痛苦，而是痛惜计划的失败，失败的惨痛。我桌子上的公事都被眼泪浸湿。”
但是这位罪人并没有走出来招认，任何其他官员也没有讲话，因为他们和傅作义一样地不晓得谁是汉奸。从此傅作义不敢再置信任何一位将领，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奸细。
当时危机是如此严重，他必须立即获到美国武器。争取时间最为重要；傅作义看清情势紧急，危机迫，必须向美国驻青岛的海军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说明，以期武器迅速提前运到。
就在这个时候他派人请我商谈。我们噎是多年的朋友，当我听到他把这件可怕的事对我详棚讲述后，我也深感凄惨。
“如果我亲自去会晤白吉尔将军的话”，他说，“我必须委任一位将领来代理我的职务，那样他就成为总司令。如果我选的代理人正是共产党奸细时，一切就都完了。如果我留守此间时，我又应该派谁去见白吉尔呢？我的二十位将领中，有十九位是忠诚可靠的，只有一个人是奸细。如果不幸地我正好选定那位共产党奸细去会见白吉尔时，我们和白吉尔所商谈的一切计划便都会立刻为共产党所获悉。你能够替我去一趟吗？朋友。”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心里替他难过。他一直是个刚强明断的领袖，现在都不行了。直好像有一股活生生的力量从身上流出去。他向我简要叙述出须耍向白吉尔报告的事，我搭乘两小时的飞机飞到青岛，向白吉尔报告一切。
白吉尔将军立即飞赴南京，与蒋委员长，司徒雷登和巴大维会商。当时立即决定把主要物资拨运傅作义以应急需。
但是为时噎太晚了。我在十二月十一日搭白吉尔飞机从青岛飞往北平，但是我们无法降落，因为两个机场都噎受到共产党军队炮火的射击。直到我们飞到城市上空时，才晓得战事在进行了。与北平地面的无线电联络断绝，电信员试与青岛联络。总部命令飞机返回，那时我们噎看到下面炮大的轰炸了。我们再与天津通讯，对方覆电请我们向那里飞行。我便要求驾驶员在天津降落。他们不愿我去天津，力主飞回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我反覆地想了十分钟，决定再抓到一个机会。驾驶员在天津降落我刚刚走下机门，飞机便凌空飞去了。
我设法搭火车去北平，但共产党却用十六枚地雷把铁路破坏。那是最后的一班车。我们于是再行回天津。当我获悉北平机场轰炸停止时，我再想搭飞机去北平。但是噎没有飞机飞起了，到了第二天，天津也被共军包围起来。共产党攻进天津后，我不愿再停留下去，因为有人警告我说，我是在他们所“希望的”名单里面。我设法搭乘最后一班飞机飞到上海。
同时北平争夺战仍在进行中，国军战况不利。战争期间内，傅作义发现出卖他的那位将领。那是替傅作义办密码电报的官员邓宝珊，追随傅氏已有二十年，早已成为共产党的重要秘密工作人员。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北平沦陷，那时我正在南京。但我相信华中和华南仍能保持自由，我还可以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
但是南京也在四月底陷落了，我又是搭最后一班飞机逃出的旅客。
在上海，一个知己的老朋友找到了我。
“你是一个出名人物，”他说，“我看见共产党噎把你列进立即清算的名单里了。赶忙离开中国。”
我没有向他多问。我猜想他一定是在共产党里作反间谍工作的政府人员。谢天谢地，载有我名字的“汉奸”和“战犯”名单正好落在他的手里。我晓得我无法再在任何共产区停留下去了。我忽然间又看出，整个中国大陆将要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于是赶忙搭飞机离开上海。飞机翱翔在天空，我再极目四瞩浏览一下市内的景物──高高低低的屋顶，纵横交叉的街道和错综不整的区界。黄浦江的浊流和曲曲弯弯的苏洲河，最后从我的眼里消失。当我看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还记得雷鸣远神父在逃出太行山后不久逝世前的几句话：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不是人；
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注）在本章结尾时，原著者曾对传作义备加赞誉，认为他是被共匪间谍出卖而遭致失败。我们殊不敢同意
这种看法，但站在翻译者的立场，又不便全文删除，致使前后行文语气中断，姑照译全文。但应请读
者注意，这仅能代表原著者的看法。我们是绝不苟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