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东的咖啡馆被迫停业的同时，他失去了清华大学的工作，拍摄纪录片的经费也因此面临困境。由于他采访了许志永，艾未未等人，他的电话被当局掐断，邮箱被屏蔽。

去年10月份，杨伟东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出采访邀请后，他的家门口出现了13个摄像头。

杨伟东:“从我的家门口，安了13个摄像头。当时我们的班子最多的时候是13个人，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了，全给吓跑啦！怕受牵连。我的生存空间没有了，我生存能力没有了，我在消耗自己的这点钱，消耗完了以后，你这个采访就停止了嘛。”

杨伟东一家世代都是共产党员，他爷爷1925年加入共产党，可算的上是共产党的所谓功臣。他的老爷， 父亲，母亲及他们兄弟俩都是共产党员。

为何这么一个所谓的“根红苗正”，可以说是前途无量的艺术家，要冒着危险去采访许志永等敏感人物呢? 这得从他的母亲说起。

杨伟东的母亲是国家体委的医生，曾多次陪同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运动会，因拒绝为一位著名运动员注射兴奋剂而遭到当局迫害，杨伟东因此陪同父亲开始为母亲上访。

杨伟东: “1988年7月13号，他们开了一个会，针对88年奥运会。当时就提出来要给一个著名的运动员打兴奋剂，所以就导致我母亲抵制了这件事情。84年的奥运会我们得了9块金牌，就按照共产党执政的这种理念，4年以后肯定要比9块金牌要多。但是88年的奥运会得了5块金牌，等于说比84年的金牌少了。他们就受到批评了。最后这个撒气筒就撒到我妈身上了。”

在这期间，他的弟弟，93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大学生，也连带遭到迫害，至今没拿到行医证。

杨伟东：“我的弟弟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当时那个年代，你毕业之后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我的弟弟分配到国家体委去了，跟我妈是一个单位的。那一年是1993年。分配到那以后按道理来讲就是分配了工作了嘛。他接收了之后说不符合分配原则，这样来讲就是无端的把我弟弟给开除了。我弟弟从93年开除之后就再也没拿到行医的这种资格。等于说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这么一个医生白白就浪费了。他的档案给开除了，给扔了，给扔到人才（市场）去了。如果你再想去其他医院，连干部身份都不是的话，你怎么能够分配到其他的医院去行医呢？现在行医也不是随随便便开诊所，这也是不可能的，当时那个年代更不可能。我弟弟被分配到那个地方就是有预谋的。”

就这样，杨伟东陪同父亲上访了20年，这20年来，父子俩处处受到刁难和冷眼，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的父亲在2007年因恶性脑瘤而住进医院，做开颅手术，手术刚刚出院，体总就派人对他的父亲进行围攻，导致他的父亲过早离开人世。

杨伟东：“在2007年的9月25号，国家体育总局来了8个人到我们家。因为我也不在家，我弟弟在上海。就等于他们8个人在围攻我父亲和我母亲。那种恶毒的语言我就没法说了。我父亲就是在这种围攻当中一下复发了，当时就休克了。休克以后送去医院，再也没有从这个医院里出来，12月2号去世了。9月25号那一天他们8个人到我们家里来，当时我父亲的头还在包着，如果你稍微有点人性的话，(当时)就可以闭嘴了，就可以今天不谈了。”

杨伟东告诉记者，他父亲去世后，连抚恤金也被当局扣押。这一切使他开始反思共产党的作为，他于是萌发了深入民间，寻找真相的念头，2007年至今，杨伟东倾个人全部财力拍摄纪录片 《需要——》，2011年7月22日在香港推出《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新书发布暨媒体见面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