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第一天，同号彼此熟悉。第二天，我才知道，这里是一天两餐，一餐两个窝头，上午十时一餐，两个窝头，一些雪里红咸菜，一盆开水。中餐四点，两个窝头，一碗开水菜。这个夏天，有三道菜，我命名为：煮茄子爷爷，烫西红柿儿子，烧黄瓜奶奶。菜里没有一滴油，茄籽厚厚一层，西红柿当叫西青柿。而黄瓜则老得如奶奶满是皱纹的脸。这是秦城前几个月的伙食。不过，每周十四餐中有两餐主食是改善的，一般是两个馒头，或者是一碗白饭，菜的改善，八月一号一次，十月一号一次。八月一号的菜是红烧猪皮，那皮上的毛我敢肯定是故意没整干净的。这天的伙食改善是我们沾武警战士的光。
就是这餐猪皮，还让号子里的人闹了肚子。这大概是长期不沾肉腥的结果。不过，这时候我因在十一号闹号而调至十四号，中午还在十二号呆了十五天。十一号的闹号，发生在七月中旬的一天。我在此号已呆了十来天。其实在入号的第二天，我就没按规定准时起床，也没端正地坐在床边。小武警从门孔里看我躺在床上，先是敲门，口头警告，我不理睬，两次以后，他打开木门，命令我起床坐好。我告诉他：病了，头疼。小武警没办法，最后把和我谈话的那位警察老先生找来，打开门，老先生很严厉地看着我，问：真的病了吗？我不吭声。他把我带出号房，带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老先生没了那严厉的口气，他耐心地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他的意思：在这里抵抗没用，这里不管案情，只是监管。案情由案子的预审管，你有冤枉只能找他们说，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写成条子交给我，我可以帮你转给有关方面。但你必须遵守监规。再说，监规也是为你们的健康着想啊。那天，我没和他争论，只说一路押解，戴着拷子，没法睡觉，所以病了。他也没多说什么，只拍拍我的肩，小伙子，别拿自己的身体和政府对抗。我没听懂他这句话的意思，几天后我总算明白他的警告了。
之后的一天，是号子里有人写了个感谢信，感谢武警战士对大家生活的悉心照顾，要大家签名。我当时没想太多，就在这个感谢信上签了名，便那天下午，又有同号写了反思，意思是我们错了，做了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我们真的知错了之类了，又让大家签名，但我拒绝签名。我说：我们没有错，反腐败，要政改，争民主，有什么错？但有人说：是方式错了。我问：什么方式是对的？这个反思终于没有发出。
这之后，又有新的同学被押进来，先是人大的一位，我在运动中见过，但我们二人照面，只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就掩盖了二人是认识的。很快又有一个同学押进来，他手上戴着拷子。这个人我在运动中也认识。但他没认出我，后来经我一说，他马上想起来了。闹号的事情就因他而起。这位同号兄弟也是从外地看守所转过来的，他因在看守所闹号，据他自己讲，他被戴了脚镣。他在号子里学着钉了脚镣后如何走路，又告诉大家，脚镣因重量不同分好几等。轻的可以趟着走，重的只能用根绳子哈着腰拎着走。其实，这时秦城因七月一号唱国际歌，刘刚等人已经被钉上脚镣了。
联想到写反思的事，在又进来两个人后，号子里讨论运动中情形的话题开始多起来。起先还是你一言我一语，后来，就有人提议圆桌会议，每人按自己的理解做五分钟发言，然后针对其发言，开始辩论。辩论发言不得超过三分钟，然后由后一个人再做自己的发言，再辩论。这种围坐辩论，武警发现后会敲门警告。十一号的气氛从悲观无奈到热烈辩论的转变，是这位戴拷子兄弟的到来引发的。全号十个人，只是这位兄弟被戴着铐子。不过，他很快发现这个铐子对于他有些大，他居然可以轻松脱铐。这种铐子在秦城被称为土铐子，其造型是两个欧姆型铁圈，中间加一把铁锁。铁锁的重量将视狱卒的心情来定。
这位兄弟很快发现他戴的铐子偏大，可以忍痛脱铐，就时不时脱下来，自由的挥动一下手臂。白天这样做时，他会避开窥视孔，但夜间睡觉他脱铐，当晚就被哨兵发现。早晨武警班长就来检查他的手铐，并将之换成小一号的。这位兄弟一开始拒绝换铐，被逼换了之后，他开始不停地大声报告。为铐子弄了一整天，但那天是星期天，一直没有管教警察来理这件事。到了晚上九点左右，这位兄弟认为戴着手铐无法入睡，他便要求大家一起和他高喊“报告”。他的提议一开始并未得到多数同意，但当他要我和他一起喊 “报告”时，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他就又要求全号和他一起喊。全号十人在床上坐成一排，我喊“一二三”，大家齐喊“报告”，声音在寂静的夜里，真的很响。这样喊了六七声，门“哐”地一声就开了，四个武警和一个白发警察威严地围站在门口。特别是那个警察，目含凶光。还别说，大家还真的给这阵势弄懵了，没再喊，但也没人站起来。
老警察把手指向戴铐兄弟，“你，出来”。戴铐兄弟懒洋洋地走了出去。门关上，屋里的人就小声议论了，有说不该这位闹的，估计要戴背铐了，有说闹都闹了，戴就戴吧，有什么。我没说话，在仔细听外面的动静。大约十五分钟后，走廊里传来铁镣的声音，我知道戴铐兄弟在秦城被戴上脚镣了。很快门又打开，北师大的兄弟被带出去，回来时，他被戴了背铐，再接着是北大的兄弟被带出去，回来也是背铐。第四个是我，被带到一个小屋，四个武警围着我，有两个手里还拿着电棒。白发警察说：马少方，你是闹号的组织者，你不以为我不知道。我一言不发。警察继续训话，小武警也挥动电棍。老警察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你以为你是什么货色，以为我们不敢动你们吗？你既然想偿偿专政机关的厉害，那就让你偿偿。他停顿一下，见我没反应，就大声地：铐上。他一声令下，四个小武警齐上，两个人一只手，我很快被背铐上了。然后又大声一句：押回去。
最初戴铐的兄弟没再被押回十一号，和他再见面，已经是我出狱之后的事了。我被押回十一号刚坐下来，还没体会到背铐的滋味，门就又开了，小武警指关我：出来。我走门，小武警又说：把他的东西拿出来。我知道：我被调号了。我正在猜想会把我调到哪里，却只转了一个弯，就停下。这是十二号。
十二号是一个小号，只有十一号的三分之一强面积，厕所也不是封闭的。此时号子里有两个人，一个工人模样，一个学生模样。工人模样的年龄约三十岁，他连忙让我坐下，问我名字，学校。然后说：你是十一号的吧。我点头，他说：你们的喊声真响，过瘾！我也想喊。我笑笑。他又说：你是第一次戴背铐吧。
当晚聊天，工人兄弟告诉我：他是暗杀团的付团长。我在广场没听说过这个组织，他说：没多少人知道这个组织，是开枪后由工自联成立的。还没任何行动，他就被抓进来了。他说：他这次大概是出不去了，他不怕。他告诉我：他这是第三次坐牢，前两次都是因打架进来的，这次是为了民主和自由，他说值！我不知道他这个暗杀团付团长究竟会被怎样处置，我只能宽慰他说：不会出不去的，但即使真的出不去，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我们自己选择的，没人强迫我们，我们自己对自我选择负责。敢选择，敢承担。他同意我的观点。
那个学生模样的，也参加了聊天，他说，他是外高联外联部部长。我从这个“外联部长”的聊天中，判断他不是学生。但我没明说。一年多以后，我听管教说，他是郊区农家子弟，是理发师。他后来和刘晓波师关一个号，因不爱看书，还经常打扰晓波师看书，甚至出卖晓波师。他最后被判劳教三年。管教说：这样的人才真正应该坐牢。我立即表示不同意管教的说法。我对这位好心的管教说：他若没触犯法律，就不该坐牢，并不因为他是农民，他就不能上街游行，他就不能争取民主和自由。民主和自由作为权利属于每一个公民。好心管教微笑着说：你们学生就是幼稚！我后来和晓波师谈起他，晓波师说：记得，挺逗的一人，可惜被冤枉坐了三年。关于他出卖晓波师的事情，也是这位好心管教告诉我的：晓波师说服了一个武警，并给其一个联络电话，希望他和这位朋友联系上，能给他送些书进来。晓波师和小武警谈事并未回避这位同号。结果这位同号将此事写成纸条汇报给了狱方。结果晓波师被警告，而这位同号以此邀功。还威胁这位好心管教。好心管教说：这种人，说假话，还品德低下，靠出卖人来换出利益，不劳教他劳教谁。我还是不能同意这位好心管教的说法。我以为：法律要公正，不该意气用事。品德问题是教育问题，不归法律管。管教说：劳教不用上法院，是公安局就可以定的事情。管教直接告诉他：就是管教说服局里让之劳教三年的。不知这位兄弟现在怎么样？劳教三年一定吃了不少苦的。
我被戴背铐共十五天。戴背铐痛苦的是没法睡觉，躺不了，趴不久，只能贴墙坐着睡。而最大的痛苦是：我戴背铐期间，又染了湿疹，浑身痒，就贴着墙擦，墙上擦出了血迹，后背擦掉一层皮。至今后背还留有痕迹。那位工人兄弟，想帮我，但我拒绝。因为我知道湿疹传染。那位农民兄弟第三天就被调走了，十二号就我和工人兄弟在一起。他喂我吃饭，邦我冲凉，还教我如何应对背铐后肩胛的酸痛。我至今感激这位工人兄弟，但我和他关一起的时间只十五天，记忆中，他姓刘，但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我离开十二号后，再也没见过这位兄弟。背铐的第四天，因放风，也是我在秦城的第一次放风，我被解开了背铐。解开的那瞬间，别说多痛快了。我以为这次惩罚就算过去了，没想到，放风回来后，又被戴上。这一戴就是十来天，再没解开过。若不是工人兄弟教我如何应对，我不知道是否会伤害手臂。
这里还要补记十一号的两件事。七月天被关进秦城，闷热难忍。我想起广州看守所的风扇，就给狱方写了个条子，要求给我们配手扇。十一号还同时提出改善伙食，按国家规定，粗细粮比例肯定不是六比一。结果，在某天的全楼训话大会上，那个给我戴上背铐的警察讲话说：有人要空调，还说顿顿要吃大米饭。他把这里当疗养院了。全楼训话大会，全体被押人员被集中到楼道里，人人必须低着头，蹲在地上。讲话的人在哪里，是看不到的，只能听到扩音器里传出的声音。这种训话大会，我在秦城只经历了一次。后来，监房里的广播开通了，狱方训话，就通过监号的广播系统来进行了。此次训话大会，我还是看到了被关在十号的一位老师。
另一件事是：在十一号，我居然通过厕所的洗手池和十号的狱友通了话。秦城监狱的结构，很是计划经济。两个挨着的号房的厕所，是隔着墙挨在一起的。后来管教告诉我，这样的建筑，是为共用下水管道，节约建筑成本。设计者没想到的是：这种节约导致两边号房里的人，可以通过洗手池的下水管互相通话。
从进秦城的第五天起，我就和我的预审见了面。我的预审是两个人，后来我知道，当时的主审是天津调来的，副审是北京警察。这个天津主审，年龄不大，剃个光头，而北京副审，则只管记录和给我递烟，几乎不说话。天津主审从问话中我能感觉到：他肯定我是罪犯，所以每个细节都严密追问。对于审讯，我一直秉持的做法是：我自己做的事情，决不抵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涉及到别人的事情，我只回答：不认识，不知道。不过，事涉王丹、吾尔开希的，就不能说不认识了。我就只讲我当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至于他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就回答：不记得了。关于电影学院，我也只说我做的事。
提审中最愉快的事情是有烟抽。我坐牢三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戒烟。不少朋友借此机会摘了烟民的帽子。由此也可见我的软弱。当然，给不给烟抽是管教和预审的权力，抽不抽则是我的选择。秦城期间虽未戒烟，但也不想烟，有就抽，没有也无所谓。关于秦城抽烟，后来还闹出些事情。
我背铐十五天期间，被提审两次，就又有两次解铐的机会，否则最后没法签字按手印。十五天后，我被调到十五号。十五号的面积与十一号一样，其时关了八个人，我是第十个关进此号的，该号按进来的顺序把每个人称为：老大老二老三，我是第十个，本应是老十，因其中一位老师不参与排名，故我是老九。
补充交待一下十二号的事，在十二号还发现一个秘密，该号在我们关进去之前，曾经关过女生，具体几个说不清楚。后来被调走了，我在十一号的时候，听同号说这里关有女生。结果我在十二号囚房的墙壁上还真发现了她们留下来的刻痕，是她们的名字，可惜现在死活记不起来了。
我在十五号的时候，已换成正铐，正铐一共戴了三个月，也就是那年十月一号过后，我才被摘了铐子。这期间管教和我们已相处不错，我的管教就是我刚进秦城时，接受我的白发警察，他姓张，是个喜欢文艺的警察。爱书法，读小说。他后来告诉我：他在文革期间也被关了好多年，也是反革命的罪名。张管教在我被惩罚期间，专门把我提出去，他告诉我：给我戴上铐子的是处长，所以解铐需要得到他的同意。他批评我不该闹号，我就说：我们是学生，不管怎样处置我们，都不能剥夺我们学习的权利。关在这里，没有书看，心情当然烦躁。人一烦躁，遇到不顺心的事，就难免找借口发泄一下。我和管教关系的改善，大概与这次惩罚有关。十五天背铐，前三天特别难受，后来麻木了，也真就无所谓了。我不是个勇敢的人，骨头也不硬，我很难想象戴脚镣和挨电棍，我能不能承受得住。背铐期间，同号工人兄弟的帮助很重要，让我挺了过来。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能否撑得住。
我进十五号时，老大已经调号。同号兄弟告诉我，老大是个安徽商人，人很好。其调号原因不明。老二是北大学生，老三是江苏工学院的，老四是清华，老五是河北大学，老六新疆汉族，是武汉一所大学的，老七中央民院的，老八是北大的。老师是社科院政治所的。我在运动期间和老四开过会。待铁门关上，哨兵和管教的脚步声远去，老四就过来和我拥抱。其实老八，我在运动中也见过，是绝食队伍从北大出发时，他好象当时是纠察队长。同号见面，老二说，他和我一起参加了圆明圆二十三号的会议。然后，他又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位电影学院的人，他说出名字后，我告诉他：是我的同班同学。
其时屋子里除了社科院老师，大家都剃了光头。八个光头，一个比一个光。老四剃了光头象聪明的一休，于是，老四就是一休了。和老四再见面，是上个月去成都参加一秦城兄弟的婚礼时。二十二年了，见面先问还认识不认识他，他长胖了，我用了十秒钟才大声喊出他的名字。老三是接我出狱的人。老三在秦城关了一年半后被免予起诉，他返校留级两年毕业。我其时被押在江苏镇江监狱服刑，他的学校离这个监狱不远，他从我家里获知我出狱的时间，那天大早就早早地等在狱门口，见面后，兄弟拥抱，他问：还抽烟吗？我：抽。他就递过来一包红塔山。兄弟俩在监狱门口好象有说不完的话。
十五号九个人在一起关了差不多有五个月时间，起初大家的关系挺好。后来，大概是时间长了，事情又没有说法，心情就渐渐地烦躁起来。九个人共发生两次斗殴，都是周末打牌时因嘲笑别人牌打得臭而引起的，一次是老六打老二，老六个子高，路算野，没想到老二会点拳术，两人打个平手。第二次发生在老六和我之间，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老八实在看不过，就和老六交上手，老八曾经是北大轻量级拳击的好手，只两下，老六就被打出了鼻血。大家赶忙拦住二人。哨兵其时也打开了号门，很快老六被管教带出去，然后是一个个被带出去调查。管教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说心情烦的。老六被重新带回来时，他给大家做检讨，并希望不要被调号。在老六被管教带出去谈话时，我们几人已商量希望不要把老六调号，毕竟不是什么大事。老六检讨后，以为不会调号，但很快，管教还是把他调出了十五号。他离开时，眼里含着泪水，并向我和老二道歉。大家都和他拥抱，要他保重。
十五号另一件要说的事，我记忆有些模糊，我因讲述这件事，还和老二闹出意见，至今还未和解。但我确信有这件事，记忆错处是把当事人记错了。我到十五号不久，有人给我看了份材料，题目是：剥开**的画皮。并要我提供关于**的材料。我觉得好笑，大家都被关进来了，还自相剥皮抽筋，这算哪门子事？几年前和朋友讲此事时，误记老二参与了此事，结果此话被传到老二那里。老二非常愤怒。我向他致歉，他却说号子里根本没发生过这事，我说：肯定有。因为最后这材料在我的说服下，被当事人撕碎扔进厕所冲走了。老二坚信无此事，我坚信有，这是我们至今未真正和解的原因。但我仍愿意在此向老二道歉。
我之所以讲述此事以及十一号感谢信的事，是我认为：八九运动中，绝大多数学生的确是怀着善良的愿望，希望促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根本不是要推翻政府。也正基于此，当他们中不少人身陷囹圄时，在当局的宣传鼓躁下，很快就真的认为自己做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所以他们会积极反思。我个人当年也没有丝豪推翻的念头，但我知道：枪声一响，无辜者死亡，性质变了，是当局让事情走向了人们善良愿望的反面，但承担者只能是被押进囚房的我们。我个人既然积极参加了运动，这是我个人完全自主的选择，我必须承担其带来的一切后果。我的反思只在于：学生有没有机会不让悲剧发生？我在里面反思的结果是：要想避免悲剧的唯一方式是学生不要运动。不运动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但中国社会的进步呢？当然，绝食的确使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绝食使学运转为民运，而学生和社会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另外，运动秉着善良的愿望而不讲策略，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这些其实都受党文化的影响。
十五号的四个多月，九个人中除老五老六老七外，其它人一直保持联系。老七好象是最先出狱的，他出来时把我们的家庭地址都带了出来，还用打字机给我家写了封信，告诉我家人我在里面的情况。我出来后看到他寄来的信，禁不住笑了。被关过监狱的人，懂得既要递出信息，又要保护自己了。
老七叫马鸿健，据说现在国外，不知推上有没有推友有他的消息，他是中央民院的，好象是广西壮族。我们老二老三老四老八老九和陈老师，现在无论谁和谁相聚，都会聊起他，想念他。希望强大的推特能把我们兄弟重新联系上。这些兄弟都认为：十五号，老七最可爱，人真诚，意气！十五号九个人，老二英语极好，老三记忆力极好，老八的诗歌创作极有才气，他特别喜欢海子的诗，经常背诵。陈老师，我更愿意称他老十，人极和善，是研究行政组织结构的。他用他的人格魅力，把十五号的日常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有老二组织的英语角，在家围坐着跟老二学英语和日语。我和老八主持诗歌会，背诗，品诗，还出题目写诗。最有意思的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写成一首诗。现在这首诗在陈老师的手上。每天大家最期待的是老三开讲《多情剑客无情剑》。八个人坐一排，老三坐在大家面前，然后，有人给他倒好水，他则清清嗓子，每天一小时，有滋有味。老三的另一个爱好是书法。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