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在狱中练书法，最初的办法是用布头蘸水在水泥地上按照自己的记忆，很认真也很享受地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去。写满满一地板，大家就站着欣赏，老三便和大家讲颜体如何行如屋漏痕，书法如何用气。后来老三又革新了毛笔。做法是：用牙膏皮做管，用破牛仔裤去了经线，这样秦城牌毛笔就造成了。我学着老三的样子，练了一阵子水泥地书法，因为只能蹲着写，倒反而练成了悬腕写字功夫，至今还能悬腕写一两个貌视颜体的字。
九个人在一个屋，最初没有书看，后来经过大家持续地要求，终于有一天，号子里发到了一本书，马恩选集中的一本，第几卷忘了。九个人一本书，大家只好商量着把书拆开。后来管教还说我们不懂得爱护公共财物，我说：九个脑袋凑一起看书实在做不到，拆了然后再用粥汤粘上，算不得破坏。
大概从八月开始，号子里偶尔会送进来一张报纸，那时日，大家读报纸是太认真了，连报缝里的广告都一字不漏地读。其实报纸都是经过严格审查才送进来的。不过也有漏进来的信息。比如吾尔开希跑出去的信息就是从送进来的报纸上读到的，当管教发现这报纸被漏送进来后，赶忙又收回去，但我们还是知道他已经成功出逃了。据我所知，开希成功出逃的信息被大家获知后，一些人提审时，就不再避而不谈他的事情了。将来有一天秦城卷宗公布，我估计开希的事情怕是最多的。
八九年九月份之后，东欧剧变的消息，很快也被大家知道了。特别是齐奥塞斯库被枪决的消息，让秦城24楼好一阵兴奋，大家用捶墙的方式来表达抑自不住的兴奋。哨兵开始还想管，但终于管不住，就只好让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一下了。很快，狱方给大家开会，这次是用监狱的广播系统，墙内的匣子开口了。那个给我上铐子的处长给大家讲东欧的事情，这老先生嗓音确实好，所以我一听就知道是他在讲话。讲话的具体内容是不记得了，大概是：西方亡共之心不死，而东欧党内的赫鲁晓夫们终于成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还说：共产主义在实践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就更要在这关键时刻站稳脚跟。老先生忘了他是在跟谁作报告了，不过，204楼也确实关了不少中共党员。
记得在十二月的一次广播中，北京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来做报告，他开口就是同学们，让不少人也着实兴奋了一阵子。“同学们”这个称谓是久违了。那位副局长是来稳定大家情绪的，毕竟半年过去了，按法该有说法了。那位副局长给大家讲了一通辩证法，什么欲速则不达。意思是：今天大家希望快点要说法，结果一判判个七年八年的，这快反而是慢了，若是大家都情绪安定，把事情弄清楚，大家又都反思得好，没准儿过个三月五月的，有些人就可以获得自由，这慢反而是慎重，是快了。这副局长还说：文革中他在这里关了七年。
大概在九月份，学校开学了，号子里的人，情绪明显不稳定，动不动敲门让哨兵通知要见管教的人多起来。由此可见，不少人是不觉得要因此要真正坐牢的。而号房里的人与哨兵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我到十五号不久，曾与铐我的那个班长有过一次聊天，这次聊天后，他就基本不用那凶狠的眼光看我了。
那次聊天是晚上，晚上的哨兵其实也很无聊，走廊里来回走动，这个窥视孔瞄一眼，那个窥视孔瞧一下，无趣之极。故此时敲门，他要兴致好，就能从较快的脚步声里听出来。我那天问他：为什么总是对我们这么凶？我们不过是书生，不过是为了争取每个人的权利，也同样是为你们争权利啊。小班长那天情绪不错，他没黑着脸关门了事。他说：我也知道你们是学生，但是，如果你的战友被莫名其妙地打伤，你不愤怒吗？然后他和我讲他的几个战友被砖头砸破头砸伤背的事。我就和他讲：我见过的那个九岁孩子的尸体。我问他：如果那是你弟弟，你会怎样面对？他就说那个被剖腹吊在天桥上的兵的事。我就说：是军人武装到牙齿，是军人开着坦克，开着枪，是军人对手无寸铁的人开动了杀人机器。这是事实。他说：那也是军人忍无可忍了。我说：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扣动扳机，平常状态下，你干得出这样的事吗？他坚定地摇摇头说：不可能。我问：难道黑夜里就可以吗？
这次聊天，班长是默默地关了门走的，这之后，他对十五号有所优待，每次发窝头，总会多给两个，打菜也会多给一勺。开学期的骚动过去后，日子又平静下来，大家的饭量也开始增加，狱方供应的窝头量也加大了，每次有号子多要窝头，哨兵会满足要求。某次有哨兵告诉我，某号一次能多要几十个窝头。我以前从未吃过窝头，秦城是我第一次吃窝头的地方，现在偶尔看到窝头，我都会想起秦城。最初吃窝头我不习惯，太糙，但日子久了，也慢慢嚼出其中的甜味。不过，学生们关秦城，伙食实在太差。故九月后，管教组织了一批方便面，允许每个号购买一批。我关进秦城时，身上还有百多元。十五号，好象除了老六外，每个人被抓时，身上都还有几十元钱，于是，十五号一次就购进了几百袋方便面，堆在屋子里，象个小山。有了方便面，也不多要窝头了，开始大家还计划着，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食用两袋方便面。但泡方便面的水是个问题。开水每天只早餐时发一次，打在盆里，很快就凉了。于是就有人早上先吃一袋方便面，一个窝头，然后待肚了饿了，再吃一个窝头。可窝头实在太难吃了，就用凉水泡方便面。再后来，就干吃方便面，又发明把方便面压成碎沫。吃方便面的方式，十五号发明出了好几种。但当如山般的方便面吃完的时候，号子里只有老七被放出去，其它照旧，而方便面再无供应。
不过，我们与管教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我的那个管教，老先生今年要还在的话，得八十多岁了，经过与我几次谈话后，他觉得我本质上不是个坏孩子，或许他想到自己文革期间的遭遇吧，反正他开始每星期提我一次，让我到他屋里抽烟，喝茶，聊天。他会和我讲人不得不有耐心，我则会讲我为什么会上街。现在想起来，我以为东欧事变或许是使管教思想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但我只是猜测。这位老先生是我的第一位管教。
大概十二月左右，秦城大调号。十五号一个个被调了出去，一下子全屋只剩下我一人。那是我在秦城第一次感觉到孤独，大概是认为被调号的就是获得了自由的缘故吧。后来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释放，那次调号，确实有一批人获释了。十五号终于只是我一人在空荡荡的屋里转悠，我忍不住，开始唱毕业歌。声音不小，但也不敢真正放声歌唱。哨兵拉开门，希望我不要唱，我理都不理，继续。那天我一个下午都在号房里转圈，想十五号的兄弟们获得自由的样子。
十五号，九个人在一起过了一个中秋节，那天改善伙食，还每个号发一人发了一只苹果。那天晚餐，老二老三老八老师和我，各自朗颂了自己写的诗。我读我的那首诗的时候，好几人都眼含泪水。这个团圆节，我们在囚室里，一种悲伤的情愫在涌动，那夜大家围坐着，守候窗外的月光洒进来。
九月后，突然有一天，管教把人一个个提出去，原来，终于可以给同学或亲人写信，内容当然只是要些书藉和钱物，其它的一概不许说。寄书寄物的地址却是半步桥。那时候，我们还不能确定这里就是秦城。但老师说：这里肯定就是秦城。后来，我们从哨兵的嘴里得到证实，这的确是秦城监狱。
大概十五天后，我收到了我的老师给我寄来的一箱书一些衣物和一笔钱。有书了，每天屋子里辩论的时间少了，静静地看书的时间多了。直到大调号那天，我一个人在屋子，却突然想起集体辩论时的十个字：一跪惊天下，双绝撼人心！老二是三个下跪的学生代表之一，我是绝食倡议人之一。那一夜，我一个人独自艰难地睡去。我那天想得最多的是：我是肯定出不去了，但究竟会是几年的囚牢生活呢？十年？七年？还是五年？我想，不可能低于五年。五年，我能不能扛下来？我提醒自己：不管多长时间，必须扛下来。但，我的心情却是：超过五年，我就扛不住了。我找不到让自己回避刑期的理由。
十五号另外一件值得说的事：因为哨兵的大意，某天，他把十六号的眼镜送到了十五号。那时候，我们号已经由老二和老八发明了二进制的敲墙密码系统。可十五号总是不能听明白我们在敲什么，只会用汉语拚音敲你好。于是，老八连忙在一个纸上写下A、B和Z的敲法。然后喊哨兵说眼镜送错了。很快，十六号知道敲墙的意思，于是按这个二进制，和十五号联系，原来，十五号关着周锋锁等人。十五号和十四号的联系，原来是通过厕所水池，但有一次，我实在闲得慌，觉得墙壁上的那根短木桩有点碍眼，就爬上暖气箱，两手抓着摇晃，结果居然拔了下来，这才发现，这是一个可以窥看十四号的墙孔。
（正在写十五号的事，却接到老四打来电话，说要给我寄条特有意思的围巾。我告诉他，我正在推上交待秦城监狱的事，他说好，那是一段挺难释怀的日子。）
我们这一排，从十二号到十七号，大家就通过这种方式联系上了。于是有了用手纸办起的一份称为《小草》的杂志。不过，只办了两期就停了。究间是谁发起的，我不得而知。两期的内容记不清了，但其中有各个号关了谁的名单。某次管教提我出去，笑着说：你们敲墙的密码，我们早就知道了。
大调号的第二天，管教就提我出来，老先生说：一个人一个号，没人说话，的确是寂寞孤独了。不过，这就是监狱，这地方不可能由着你的想法来。你唱歌，捶墙，可以理解，但要让自己迅速平静下来，面对现实。我说：一个人关押，算是一种惩罚了。我的确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我回号后，就想假如真的一个人待一个号，日子长了，我会怎样？我想我可能会疯掉，会痴呆。但转头看见同号走的时候，留下的一堆书，我自己从心里嘲笑自己。这么好的读书空间，有书读，还扛不过去吗？于是给自己制订读书计划。每天上午是背英语单词和读哲学书。下午是文学和经济学。我的英语底子极差，背英语单词几乎坚持不下去，因为不懂读音，老二还专门教我发音，但天生的语言能力差，最后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哲学书读得不少，不过真正读懂的不多。文学相对轻松些，但那种环境下，一轻松反而容易让脑子里胡思乱想，脑子一走神，一纸文字就算是白读了。
其实，我一个人关一个号，只有两个晚上。管教谈话的第二天下午，门一响，管教领着个人站在门口，管教说：给你找个伴。这位兄弟是燕山大学的，外高联成员。他和我在十五号待了不足两个月，就释放了，放回家过的九零年过年。两个人一个号的日子，空荡中多了一份伤感。每天聊天时间一般都是在晚上。
十五号人多时，大家会讨论各自的命运。十五号几乎一致认为我是肯定要坐牢的，其次老二也不太可能出去。但究竟谁先出去，社科院老师认为他会先出去，老五认为他会先出去。其实是老七先出去了。十五号在秦城关押时间最长的是我，其次是老三。老三只因为写一手好字，被招进广场指挥部秘书处。他是六四屠杀后撤退到天津，在天津一校园里被抓的。当时抓他们一群人的时候，还以宿舍里丢了东西的名义。可见那时在校园里捕人，并不大张旗鼓。老三之所以被关押一年半的时间，并且被起诉，用他事后的话说：就是死不认帐，与同捕的人口供对不上。老三是个讲气节的人，没有的事打死也不承认。老三案子的审理中，有人交待他们是南下宣传团，而老三坚决不认为自己参加过这个组织。当然，每个人的交待，都免不了要讲运动中每天的事情，但老三这个案子就就南下宣传团何时何人成立，成员有谁的问题，始终审理不清楚。这一审就是一年半，逮捕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最终结论是免于起诉。
燕山大学这位兄弟一进十五号，就肯定地认为自己能被放出去。其实他也说不清理由，只是坚持认为：爱国无罪，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没错。他一没煽动颠覆，二没打砸抢，只是参加了外高联，帮助学生和学校联络，这要是算罪，他说：这将是天底下最滑稽的事情了。我听了他对案子的分析，也觉得他会获释。我现在和燕大的这位兄弟还经常联系，他现在湖北一家较大的公司任高管。他的确在过年前几天获释，他释放的当天下午，我就被调到十四号。
十四号里还留着两个人，一是著名编剧王培功，一是人大的一位兄弟。我在十五号和他们通过话，也在墙上的窥视孔里看过他们。十四号原来也是九人。王培功老师是《傻帽经理》的编剧，也是话剧《火热的心》和《WM》的编剧。我在秦城和王培功老师同号关押的时间最长，差不多一年有余。他一直和我们学生关在一起，未被转到知识分子号，也就从未享受知府分子待遇。培功老师是军旅作家，语言幽默，文字老辣，思想深刻，崇尚气节，坚信做人之本。他被捕前是青艺编剧，他在秦城有个同案。培功老师告诉我，他是在贵州被抓的，用大麻绳子五花大绑，还被录相。他自嘲地说：这形象一上电视，不是暴徒也是暴徒了。十四号在之前还关押了另一知名学者王鲁湘。培功老师的儿子叫王冬，鲁湘老师的儿子叫王兮（音）。培功老师说：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啊。我在电影学院是剧作专业，和培功老师算一个行当。不过，在秦城和培功老师在一起，我们没探讨编剧问题，更多探讨的是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和中国政治。培功老师是自学成才，他的古汉语功底很深，我和他一起的日子，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古汉语，大有收获。培功老师关押期间，心情特平静。
先做个更正，是王培公而不是王培功。大概在九零年下半年，培公师的《父子老爷车》作品公映，编剧姓氏被更名为王公培。更名过程是通过师母写信告知培公师的。培公师说：其实又有多少人知道王培公，更别说王培公被关在秦城。我们共同感慨：在中国，人被关了，名字也就成忌讳了。
九零年过年和培公师及人大兄弟一起过的。过年期间有五天改善伙食。年三十是大米饭，两个菜，年初一有一顿茴香馅的肉包子，至年初五，记忆中每天都有一顿细粮，每天都会有一个有肉或有鸡蛋的菜。十四号的年，有培公师，过得挺有生机！
培公师一肚子的故事，无数人生经历，听他说人生，确是一种享受！培公师说过几个至今让我难忘的故事：在他当兵时，一个团长为了表明自己也是读书人，在一次讲用会上，突然向全体参会人员发问：《资本论》的作者是谁？大家被问愣住了。团长见半天无人回答，就得意地说：《资本论》作者是四个人，一个叫卡尔，一个叫马克思，一个叫弗里德里希，一个叫恩格斯。培公师还说过一个故事，是某部队两个随军家属在洗衣房洗衣服，妇女闲聊时，一家属说：这衣服领子和袖子最脏，得使劲搓。结果，另一洗衣妇政治警惕性高，立马将这话汇报给领导，说此话的家属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人生从此跌入深渊。培公师说：中国人平常说话都得十二分地小心。
培公师说他自己，曾因话剧《火热的心》（写朱伯儒的）而受到一王姓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说：你为我军做了一件大好事，有大功劳。而转年，培公师的《WM》公演，随及受到批判，并禁演。后来他听人说：这位王姓老军棍拍着桌子大骂，并声嘶力竭地：应该把这个作者送上军事法庭，判死刑，枪毙。
培公师也说他自己的案子，他因公开宣布退党，以及参与签署和找人签署一些宣言，还有与万科王石之间的一些事情，而受到长达一年半的审查关押。最滑稽的是，他最终未能主动退党，而是在狱中收到了开除党藉通知书。他拒绝签字，理由是已不是中共党员。来人的一番说法气坏了他。来人说：没有人承认你退党，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入党要经过党委会，是组织决定，怎么可能你个人说退就退。你不合格了，只能被党组织开除，这是对你的政治生命的判决！培公师说：党章上的规定不算数吗？不缴党费也可以退党啊。来人：对你只能不算数！
培公师对付审讯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告诉我：他最不喜欢说假话，但发现人有时不得不说假话，编故事。毕竟事情涉及到很多好人，且上了岁数，他必须保护他们，必须违反自己的人生原则。结果，他为此曾几次提审时间长达十二小时。回号时，精疲力竭，却还要坚持把一天锻炼身体的计划不折不扣地完成。
人大的兄弟曾经担任高联财政部长，提审他通常是为钱的事情。他每次提审都特别痛苦，他必须面对那一张张报销凭证或财务帐单去回忆，他常常不能把这些细节回忆起来。预审就不断提醒，不断追问，他说：他就差用头撞墙了。无论他说：记不得，想不起来什么的，都不被认可。他被关押一年释放。
我和培公师对自己的处境都不乐观，培公师说：他大概是要被算进长胡子一类的人里面的，是黑手！属于党国的叛徒，不会轻饶。他判断我，被通缉了，那么多演讲被录音，又是绝食倡议人，又和王丹是四二七大游行的最后命令发布者，特别是绝食，使学运转变成民运，改变了运动性质，“罪责难逃”了。
2012年1月18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