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已届55周年，多人在讨论右派索赔事。我觉得，对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以及由此衍生的右派索赔，就事论事予以评说实有局限，当取更高的历史视角、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上进行考量。
反右消灭了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阶层
反右运动谋杀了中国大陆的独立知识分子，犬儒化了知识分子群体。
1989年“六四”时觉悟的共产党员沙叶新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显然，反右运动已经消灭了这样的知识分子。32年后邓小平只是接过毛泽东的屠刀，用以肃清知识分子中新生的敢于说“不”者。毕竟三十多年了，时代在前进，邓的淫威也远逊于毛，没法把敢于说“不”者消灭得那么彻底了，右派精神继承者沙叶新们的际遇也比右派份子好得多了，他甚至都没有被中共开除党籍。
在中国大陆，没有批判过“反右”，发生后续的“六四”也是必然。
没有了独立的人格，没有了自由的思想，没有了批判的精神，还有什么知识分子！造反、革命，更不要说和平建设了，工农大众需要知识分子去宣传鼓动、组织领导、设计规划、教育指导，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固然，要成就革命和建设必须有工农大众参加。
一个国家听不到独立知识分子的声音，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中国大陆就充分呈现了知识分子噤声后的灾难性后果。
反右运动的二个罪魁祸首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称颂毛是“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之人，确实，毛是中华历史上最残暴最凶顽最自私最没人性最不守信用最绝情寡义最不负责任最无视百姓利益的皇帝。1950年新政伊始，国家百废待兴，极需知识分子领军和参与各个领域的建设，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却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活跃最具创造能力的那部分人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些人超过了大陆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这场运动吞噬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使中国倒退回了封建专制社会，毛泽东时代比晚清还黑暗。
反右的二号罪魁祸首是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毛泽东是不干实事的，他发动后反右操作由邓小平具体领导。邓小平制订了多个反右谋略和政策，（向党内）颁布了《“划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等文件，督导了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各地区的反右斗争，频频指示“驳倒右派，斗争要狠。”到反右后期，邓小平越行积极，在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他仍一再指示不能“姑息养奸，养痈遗患”，严厉批评了“右倾保守”。邓小平在反右期的表现，颇得毛泽东欢心，奠定了他日后进阶的基础，当时邓还未进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也不是副主席，只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书记处的总书记。微妙的是《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邓抽掉了他对反右的一系列指导性讲话、文章和文件，大概他也认为反右不大光彩了，以撇清自己吧。
中共窃取了国家公权力举党反右
反右虽由毛泽东发动，却是中共举党一致的举措（这和有些党员也被打成右派并不相悖），当时连党内最正直的高官彭德怀也坚定地支持反右。他们绝不允许治下百姓议论一党专政。中共首领用暴力夺取政权原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比前朝更专制的封建统治。令彭德怀预料不到的是，毛泽东反右派得逞后，第二年就跟着反起了右倾，把他彭德怀也打了下去。右派原是阻遏中国大陆滑向专制的唯一的社会力量，右派亡，毛泽东及他领导的共产党就大踏步跨上了专制之道。反右、六四、镇压法轮功……，毛泽东及其继承人继续以暴力维持着自己的特权。至今，中共政权为“维稳”国内统治所花的钱，已超过为抵御外敌所花的国防开支。其实就象“六四”那样出动正规国防军也多是为镇压国内民众，对外则“韬光养晦”，花钱买“友谊”， 结交了一批酒肉朋友。
1957年中共各级组织公然窃取并行使了国家机关公权力，把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政府、人大和政协等等所有司法、行政、立法机构撂在一边，赤裸裸地以它一个政党的名义大打出手，把远超过五十五万人（五十五万已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打成了右派。共产党说“右派就是反革命”！一个政党如此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在现代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把那么多、那么高比率的知识分子打成反革命，在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
反右之后，中国大陆知识界周天寒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诺贝尔奖是全人类的最高奖项，已有6名中华子孙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2名获诺贝尔化学奖，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中国大陆人！另有3名中国人获得了非自然科学诺贝尔奖，他们一在印度一在法国，留在中国大陆的则被关在监狱里！到1996年的50年内，美国出了165名诺贝尔奖得主，光是哈佛大学一校就产生了33位。国土面积和美国相等的中国大陆，人口超过他们4倍，六七十年来竟没有一人获得诺奖！台湾、甚至弹丸之地的香港也有人得过此奖。毛泽东已把中国大陆开除出了世界民族之林！是大陆中国人特别愚蠢特别懒惰？非也。在物质条件异常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也把苏州学生李政道培养成了12年后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是搭了李政道的顺风船）。一个社会是个整体，一个人的人生观也是个整体，很难设想，政治上那么禁锢、思想上那么压抑，却能在科学上思考出超越全世界所有人的创新。哈佛的第25任校长鲍克说“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证的学者才能去探求科学真理。”以前是明的现在是暗的，不断的思想“改造”，持续的党化“教育”，随时随地受到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学术界弥漫着急功近利的作假风气，社会上充斥着尔虞我诈的欺骗行径，从上到下缺乏安全感，时刻准备着“亡党亡国”作鸟兽散，捞私利成了第一要义。缺乏环境和氛围，也缺乏内心的宁静和专一，怎么创新出诺贝尔奖？乃社会使然呵，反右的又一后果。
划了多少右派？
中共元老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中说“错划了右派550,000人。”而1979年9月的中共中央文件里讲改正的右派分子当时己达 “五十五万余名”，那之后仍继续进行着右派改正。
笔者看到的他人所述数据都高于五十五万。例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说“到1979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有552877人”，这五十五万多人中不包括1979年还来不及改正的右派，也“不包括当年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人，估计这些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不公开戴帽的‘内控右派’。”
除丛进所说的不拿国家工资的那部分右派外，基层党组织在中专生、工人、民警、农村小学教师和农村基层干部等人群中也揪出了几十万“份子”，稍晚些中共中央才颁发指令不得在这些人群中划右派。反右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说：“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这些“份子”后来被巧立名目叫作了反党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中右份子、内控右派、坏份子……，却都当作右派份子作了处理，“享受”了右派份子的同等待遇。
上有所好下必甚矣，基层党头头们划右派划疯了，他们中很多人本就是人品低下的投机份子，多抓右派可是邀功请赏的绝好时机。乘机公报私仇者也不乏其人。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一女教师因抗拒党支书的强奸就被划成了右派。
上峰追加右派指标、完不成任务时就行“反右补课”则十分普遍。例如，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因领导反右不力在1958年1月底被撤销了职务，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彭真亲令北大从2月1日起开展反右补课，并派来了强有力的工作组。物理系反右工作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兼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彭真的得力干将，导致物理系的学生右派人数和比率在全校各系中占第一，在全国各校的物理系中也是第一。我这个学生团总支书记就是杨组长亲自划定的右派，据说是北大最后一名中箭者。
除右派外，全国受株连而失去公职的右派家属中，到1979年尚需安置工作的也还有约十六万人，这些可尊敬的右派妻子。
关于右派人数，笔者还看到过八十万、一百二十万、一百三十万、二百零一万、三百一十七万之说。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只有天知道，或者去问中共中央组织部吧。这里也有个“右派”的定义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官方和官方人士都在竭力往少里说，就像邓小平那样以推卸罪责。学者丁抒在其《阳谋》（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说：“根据调查，反右运动总共被打成右派的人是：1,300,000人。”也许一百三十万是比较接近所有“享受”了右派份子待遇的真实人数。
因为我原是学生干部？因为家庭出身“好”？因为还只有半学期了不好处理？因为毕业时主课成绩名列前茅？反正让我读毕了业，并分配去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即使不是右派，物理系毕业生最向往的去处也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怎么会拣上我的，我不知道。不过即便那是天堂，对右派份子来说也会沦作地狱。二年后我在物理所被摘帽成了“摘帽右派”，1979年起则被称作“改正右派”。
自被划成右派起，窃权掌权者们就一直把我视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倍受他们打压。我这个北大最“幸福”的右派尚且如此，遑论其它右派。例如现在我的退休金只有三四千元RMB，近七八年来物价却在飞涨，退休金一分钱没加过。七年前公务员们大涨了账面工资（暗收入还保留多少就无人知晓了），某初中学历的副科级官员的退休金就猛加了2.56倍，绝对值已达教授的1.6倍，这之后还每年加10-15%（这一切都“保密”！）他们现在拿多少？三年前中小学教师也增加了退休金（幅度低于1.8倍），唯独大学教师还没加。共产党政权至少在退休金方面仍在贯彻着毛泽东发明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反右开始严予打击的政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他们连自己制订的法律也不肯遵守，多于牛毛的公务员在赤裸裸地捞着好处，王朝末日的景象。
是右派份子延续着民族不屈的血脉
专制主义者深知，对人民群众，首先也仅需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首先也仅需是再其中的右派份子，把你开除出“人民内部”划你为不是人的阶级敌人，蒙上层外皮、安上条尾巴，先变你为畜类，再行“改造”。人格上侮辱，精神上摧残，形象上萎顿，生活上煎熬，逼你跪在众人面前扇自己的耳光、骂自己混蛋，脱胎换骨迷失自我。
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过是制造仇恨，挑唆厮杀，今天张三斗李四，明天王五整张三，就我一人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叫你们个个斯文扫地，一脸灰土，只配做受人驱役的老黄牛、被人拧紧的螺丝钉。
右派并未屈服。是右派份子站立在血泊中艰难地高举着民主和人权的大旗，抵死抗争，延续着民族的不屈血脉，以待后人。有多少右派受戮刑场、有多少右派瘐毙狱中、有多少右派饿死在农场、有多少右派累亡于工地、有多少右派不堪羞辱自杀身亡、有多少右派贫病交加客死他乡！
在后续的“文革”中，右派的遭遇更加悲惨，被枪杀、打死、斗死、自杀的右派更多。他们的杰出代表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苏州姑娘林昭就是在文革甫兴的1968年4月29日被枪杀的；1970年3月22日兰州大学右派学生河南上蔡人张春元遭枪决；……。我这个苏州儒子“摘帽右派”也在1968年暮春“清理阶级队伍”时被逼剪颈自刎，右侧颈总动脉断裂半厘米，还只有一点点皮牵连着，了无知觉数日后，竟奇迹般被救活了过来。我虽然身在中国科学院并做出了科研成绩，照样是受辱十年，这副臭皮囊要它何用！阎王老儿却说我受的罪还不够，一脚把我踢回了人世界。可是远在故乡的发妻知我死讯后竟追我而去，她真走了，我却错回了人间！数月后我被放出“牛棚”时方得噩耗，晴天霹雳，撕心裂肺，喷涌而出的泪水怎能冲刷我心头的伤痛，痛煞人啊！我死不足惜何故逼死吾妻，为什么要慌报军情说我“出事了”叫她揭发我的“罪行”？物理所的革命份子怎能如此加害深爱我的爱人，此恨绵绵无绝期呵。那些革命份子（其中一人是和我同时入所的大学生）除了“政治”还懂得什么人间真情？他们不能理解我们夫妻间鹣鲽情深，为减轻逼死我的罪责远赴数千里外去逼迫一个江南弱女子，那句“出事了”直是催命咒语，当晚妻就跳井自尽了，天哪！我也有责啊，我仍低估了她对我的恩爱程度，高估了她的承受能力，如果早先我不同意她终止妊娠，她也不会死啊，我的悔恨也将绵绵无绝期呵。结痂已久的疮疤碰一碰也还是鲜血淋漓，心灵的创伤如何治愈？刹那间难捱肠断句，人世间最是情难诉。失去了的分外珍贵？四十多年了，“不思量，自难忘。……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如此殇逝，怎生忘怀！那些右派同伴，永远稽留在了枉死城，林昭、张春元等等烈士再也回不来了，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爱妻！死过一次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决不会忘记那些被推入阴曹地府的反专制先烈！
从1957年至今，是学生右派不为私利“一片冰心在玉壶”，始终站在最彻底、最纯洁、最坚决的反封建反专制前列。
对右派的又一重伤害是株连其亲人。一旦成为右派，往往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些妻子为了自己的或子女的前途而纷纷离婚，坚持不和右派丈夫离婚的女干部则往往被开除公职，她们中活到1979年仍能工作的也还有十六万人。没有成家的，则累及父母和兄弟姐妹，和我同时入学北大物理系的一同学被打成右派后，唯一的亲人其母亲自杀身亡了。即使是“改正”后，我的右派同学中也仍有终身未婚者以及未育者。
可以说，每一个右派份子都有一部血泪史，悲夫。
反右违反了中共制订的宪法
有人当了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说什么对右派份子是“敌我矛盾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假惺惺地显示其宽大为怀。这也是为蒙蔽国际视听，以免被人过多谴责。因此，极大部分右派在名义上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实际上是被处理成了欲予消灭的阶级敌人。也有极少数人当即被逮捕判刑了，判刑时宣布了剥夺公民权。
右派中最大多数人由原单位的党组织押送交付工厂、农场等场所，接受劳动察看或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共产党为处理右派而创立的实质性刑种（这一规避法院审判的刑种，拜反右直延续至今）。于是右派过上了无期的准囚徒生活，他们除了要进行脱胎换骨的超强度劳动外，还要接受种种洗脑的批斗和折磨，以及饥饿和迫害，这种生活甚至比被判了刑的正规囚犯还难过。至于很少量的留在单位里的右派、很少量的从劳动察看处回单位的右派，受到“群众监督”，成了掉在“红海洋”里的活的阶级敌人；他们，还有摘帽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再给你戴上），在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越来越紧的年代，沉浸于受蒙骗的群众和左派份子的汪洋大海中，陷入了“群众专攻”地狱，日子十分难捱。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些“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右派和摘帽右派，除了被监视着参加选举的所谓选举权外，1954年版宪法的第八十七、八十九、九十和九十七条规定的公民权利全都被剥夺殆尽了。
发动反右违反了宪法。戴帽后右派份子虽是公民却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当局再次违反了1954年版宪法。反右是国家公权力犯罪，右派份子有权按该部宪法获得国家赔偿。现行宪法涵盖了1954年版宪法，老版宪法中公民权利部分在现行宪法中都有对应条文，现行版还有所扩充。右派索赔，是向现有的国家机器索赔，自是应参照中国大陆的宪法行事。
直到今天，中共各级组织的名称没有改变，国体、政体没有改变。当局还高举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称他们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自己是继承衣钵的子孙后代。是这个政权迫害的右派份子，我们当然要向这个政权索取赔偿，冤有头债有主，难道还要等这个政权垮台后去找新政权算债？
反右导致了“四年大饥荒”和“文革”
反右运动直接派生了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毛泽东藉反右登上了权力的绝对顶峰，接着以他的流氓无产者痞子性格，依疯作邪极不负责地玩“革命浪漫主义”，导致了物质上的全国大饥荒。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毛泽东把全中国人民当作试验品，梦想实现他的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他要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领袖。据李锐在其《庐山会议实录》（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34页所提供的数据，当可推算出1958年起三年内中国的人口净减了五千三百万，那之前中国还有着高出生率，全国饿死了多少人！当时饿死的人远超过中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人数总和的三千万。没有战乱，非是天灾，却全国性大规模饿死人，这在中华历史上、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中共至今不肯改口的骗人鬼话“三年自然灾害”（他们拿不出任何可供佐证的气象资料）或曰“三年困难时期”，应该正名为“四年大饥荒”时期。
一党专政导致了一人专政。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驾崩，中共党内不存在健康力量，那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们早己助纣为虐，推动着那头怪物轰隆隆地奔驶在封建专制轨道上，直至登峰造极的“文革”。文革是反右的必然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极大地摧残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要百姓向他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白天跳“忠字舞”，一时间神州大地上笼罩了浓烈的封建迷信妖雾，林昭就是直接被它窒息闷死的。毛泽东终于得售大愿，成了集君权、军权、党权、政权、话语权、师权、神权于一身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孤家寡人空前寂寞，也要了卿卿性命。
从反右到文革，毛泽东的思维和神经日趋反常，日益病态。穷其一生，毛泽东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终生搞阴谋诡计害人之人。他贯彻始终的理念是做千古一帝。二战后，民主和人权的洪流在全世界汹涌澎湃，可是毛泽东还想当皇帝！实质上的皇帝，比任何皇帝还皇帝的皇帝，这显然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毛泽东深知，他这种反动思想和作为，定然会遭到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右派份子的剧烈反对，于是他残酷镇压了右派份子，杀鸡警猴也威振了其它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
反右使经济凋敝，反右的最大危害是败坏了道德
反右终结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其后更是把有效的生产活动排挤出了日常活动范畴，整个国家处于疯狂的革命状态，直到毛泽东死亡。事后，连中共也承认国民经济已达“崩溃的边缘”。实际上已经崩溃，只是靠严密强暴的统治控制着不散架。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商家无货卖、学生不上课、兵士在“支左”，而且长达十年，怎能不崩溃呢！这个社会早就崩溃了，崩溃滥觞于反右，是“大救星”及他身后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恩施给我们的，他们用枪制住了大陆民众，谋杀了其中“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右派，终致绑架了中华民族。
毛泽东死后二年的1978年，虽然大规模进口了粮棉油，但该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仍低于反右开始时的1957年，人均棉油量更是远低于1957年。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变成2.5%，掉了将近一半（国家统计局的说法是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份额的1.8%）。而这期间，中国周边的日本腾飞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也跃进成了亚洲四小龙。四小龙中台湾的中国人占99%以上，香港的中国人占95%以上，新加坡的华人占75%以上。中华子孙吃苦耐劳勤奋节俭，人也聪明，中国大陆若非共产党统治，经济也定能搞得很好。
诚信乃立国之本。反右前夕中共已暗中将知识分子看作牛鬼蛇神置于敌人位置，然后以国家的名义以组织的名义以爱不爱党的名义千方百计“引蛇出洞”诱骗人民，卑劣甚于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毛泽东的“阳谋”冲破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践踏了数千年来形成的国之信念、国之根本。反右是一个里程碑，自此全体大陆中国人都不得不说假话了。
至今没有批判过反右运动，于是从反右开始的作假之风从政治渗透进经济，由官场扩散到民间，全社会作假成风，互相欺骗，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伤天害理。例如，掺有毒物的“三鹿”牌奶粉，竟获得了2008年中共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致使仅该年因吃了此种奶粉而住进医院治疗的中毒儿童达29万之多，至少死亡9人。现在全社会作假欺骗之风并未收敛而是越演越烈。反右对中华民族的最大伤害实是社会道德大沦丧，虽是无形却威力无边后患无穷。
内地的道德沦丧已殃及海外华人。居美一同学和笔者聊天时说起，他的孙子在美读硕士，交女友不易，虽然他们祖孙三代早已入籍。华人交白人女子为友（girlfriend）相当困难，连黑人女子也不肯，她们认为“中国人”道德低下。在大陆教“疯狂英语”发了财的李阳，娶了个美国白人女子为妻，且己生有3个孩子，2011年9月李阳殴打妻子使其多处受伤的新闻电视在我同学居住的那个不大的城市播出后，美国人很生气，而李阳竟说那是中美二国的文化差异！往中华文化头上泼脏水。广东佛山2岁的小悦悦被汽车反复碾压、18个路人冷漠而过的新闻电视播出后，更令美国人发指。有人沾沾自喜于“第二经济大国”，其实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民，根本看不起中国。看不起中共政府对本国人民的残暴统治，看不起中国民众的不反抗，看不起中国人的道德沦丧，丑陋的中国人！他们的政府首脑想要中国首脑手里的外汇储备而装出巴结相，一旦你手里没钱试试看，不但不会给你好脸色，还将审判你的反人类罪。
反右并未终结！
综上所述当可看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强行施加于中国人民的反右运动，犯了反民族罪，反人类罪。联合国在上世纪末已明确规定：任何一国的当政者，如果残害本国人民，就是犯有反人类罪。可怕的是反右运动至今没有被批判，没有给赔偿，当局还行进在毛泽东——邓小平路线上，因而反右并未终结！
中共至今拒绝给右派赔偿，依据的是邓小平1980年1月5日的说法：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邓小平既是诉讼当事人又去当法官，这有违法律常理，因而他的那个说法不足为凭。再说，邓小平先生已过世多年，胡锦涛先生就不可以实事求是地与时俱进？
中共建国60年时大肆庆祝了“辉煌六十年”，再次使他们陷入了自己设定的尴尬境地。显然，六十年的“辉煌”中至少应刨去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后三十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濒临崩溃边缘的共产党统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是富了纨绔子弟，也有些乖巧之人舔到了些汤水。固然，百姓的物质生活相比于万恶的毛泽东时代是附带被改善了，但和周边国家、地区相比仍差得远，那些地方人民的收入和经济发展是同步增长的，中国大陆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辉煌六十年之说，推翻了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时间变异的著名公式，用意念也可以改变时间，而且对不同时间段可以作非线性压缩。若真如此，发明者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全国最终仅74个右派没有被改正。这74人也是为了表明反右的必要性而硬留下来的，例如74人中的头号右派章伯钧，其骨灰已被迁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死后哀荣，和刘少奇、朱德等人的骨灰同处一室（八宝山骨灰堂共分11室，死者骨灰按生前等级进入不同的骨灰室），他的夫人则升任为全国政协常委，以为补偿。就算是只划了五十五万右派，74和五十五万相比，小于0.01%，中共已给99.99%以上的右派“份子”改正，却不给反右“运动”平反，又是违反了常理。任何一个社会现象都不会100%的纯粹。只有搞错了才需要“改正”，没错误你改什么正！至今中共还死要面子硬说什么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这也太矫情了吧，尽是自打嘴巴。
主流社会回避谈论反右
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社会主流，至少在公开场合，没有正确评说过反右运动和右派份子，一些人总认为右派至少是做过错事犯过错误的。不光是官员和左派，在中共控制下一般的人也回避公开谈论反右，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反右运动那样。例如在北大，反右运动实是扼杀北大“民主和科学”传统的转折点，可是在偌大的校史馆里，没有展出任何和反右有关的实物、图表或照片，只是在一处文字中说了句反右“严重扩大化”了。事实是，北大所有的右派都改正了，整个运动都搞错了。不管北大是划了一千个右派也好，八百个也好，应划的是零个，任何数值和零相比是无穷大，扩大到无穷大了！怎么能那么矫情，还要说什么只是扩大化，是应该全盘否定的嘛。美国的未来学学者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现在我们不光是不向反右历史学习点什么，而且连这段历史都不提了。
中共不提反右，也不准别人提，会不会再掀起一场反右或类似反右、六四的镇压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判刑11年，南京师大副教授郭泉10年，当局枪打出头鸟，毫不手软；庆祝“辉煌六十年”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公然示威；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在那里树起了37.4米高的毛泽东不锈钢塑像，并大唱“红歌”，以招毛魂；组织全国的御用文人搞一言堂，批普世价值观；……；左派们还公然成立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共产）党，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向胡锦涛进言要重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地位，说毛泽东思想是纲，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只是目，公然挑战。民主派的中国民主党还未正式成立时，它的成员就被江泽民们悉数逮捕了。当局对左右二派爱憎分明呵。
经济上则大踏步地“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贷不到款纷纷倒闭，官方虽高唱民企可以进军垄断行业，但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掌控了国营垄断企业的高干子弟怎肯让利于民；超低工资残酷剥削工人，底层民众的收入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高校退休教师等已七年没有增加一分钱退休金。经济、环保、资源、土地、水、污染、贫富差距、贪污腐化、权贵阶层纷纷把家眷移民国外预留退路……，险象环生呵。以致年逾八十出自北大的中央党校教授右派老人杜光先生再次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应该按照国际共识和祖宗说法，对政治上的右派、左派恢复它们的原有定义。在汉语中，右为上为贵为高为强，如“右贤”、“无出其右”；而左道旁门、左迁、相左、左嗓等都具贬意。在英语中，右right具正确、真实之意，左left可译作不诚实、笨拙。即使是军人、学生列队时喊的口令也是“向右看齐”，而非向左看齐！
给右派赔偿，这种物质体现和具象表达，也能震撼社会。只有反右运动的直接受害者获得了赔偿，才能慰藉右派份子——知识分子心灵上的创伤。只有和反右运动公开切割，才能显示当今领导向前看的决心。对反右运动划上句号后，始能走向下一步；才有条件从思想上和政治伦理上彻底批判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扼杀不同政见的流氓地痞思想路线，方可从封建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中国才会走上现代化道路。
胡吴温等人都没有参加过反右斗争，不在五行中就请跳出三界外，为反右运动划上个句号，对中华民族作个交待。倘若不结束反右运动，我们将如顾炎武诗作《精卫》中所说“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为了我们自己，为中国知识分子，为我中华民族！拳拳之心，皇天可鉴。
为何突出右派索赔？
因为知识分子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反右运动消灭了独立知识分子，因为反右流毒祸害至今，因为索赔有可能启动否定反右。
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发动了一系列运动，除了右派外还伤害了多方人士，有些运动的“份子”中被立马杀害的比例还远高于反右运动，为什么独独突出右派索赔？这固然一方面是右派份子在提出索赔，自然是讲右派索赔；更主要的是反右运动具特殊地位，和其它运动相比反右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最烈、影响最广、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最深沉、最缺乏理性、最不讲道理，最能反映毛泽东和中共的本性，而且反右流毒至今还死死地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任何政治运动不能相比的。
我们提出右派索赔，当是进入否定反右运动的实质性过程。
本文在索赔之外讲了些背景，实是为右派索赔作些必要的铺垫。
葛佩琦，一个典型
由于中共向国民灌输捏造的反右信息，毛泽东死后则是封锁反右信息，七十岁以下的大陆中国人基本上已不明暸反右运动。即使是亲历者也因只能接受官方信息而深受指鹿为马的欺压蒙骗。这种蒙骗当可用右派葛佩琦的事例来予说明。
葛佩琦先生，1937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21年前我的前辈学长，曾任北大学生会副主席，是“一二·九”运动的领袖之一。1938年加入中共，后潜入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做情报工作，国军少将军衔，为“料事如神”的毛泽东、林彪攻城略地提供了东北地区国军最高军事机关的核心机密。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狡兔死走狗烹，毛泽东对原先的中共特工人员痛下了杀手，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反右前二年毛亲令密捕了特工大头目、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更早些还抓了广东省公安厅长陈泊（曾被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等人，……。葛佩琦“解放后”已是平头百姓，让他逍遥了几年到反右时才下手。
1957年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物理系讲师葛佩琦被三次书面动员后在该校的助党整风座谈会上说：“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15天后，在6月8日毛泽东公开发布对右派总攻令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附文中，这段话变成了“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然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此前的5月31日《人民日报》已经刊载过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葛佩琦讲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竟是如此篡改了人家的发言！很快，媒体用语就更“精炼”为：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右派要杀共产党！这已经和原话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成了造谣。接着《人民日报》等媒体连续多天刊登了工农商学兵各式人等的讲话、文章，大肆挞伐要杀共产党的那帮混蛋，连明智如北大校长马寅初老先生也相信了《人民日报》的造谣而批起了葛佩琦。与此相辅相成的是不给葛佩琦任何澄清事实的机会，更不要说进行辩驳了，造成了全国共讨之的一面倒局面，终于掀起了反右高潮！葛佩琦后被定为极右份子，判无期徒刑。
葛佩琦事例，是高度垄断、弄虚作假、精心策划的产物，毛泽东认为“引蛇出洞”到已足可一网打尽，毋需再假装整风了，于是撕破脸皮以葛佩琦为第一发炮弹开始了雷霆万钧的反右斗争。葛佩琦被打成右派的过程也颇具典型意义，绝大多数右派被戴帽前都意料不到自己会成为阶级敌人，他们看不透毛泽东的“阳谋”，响应号召后纷纷中计落马。在反右运动中，葛佩琦实是一个标志性人物。
1975年葛佩琦作为少将战犯和他的司令长官杜聿明上将一起获大赦出狱，这真叫葛佩琦哭笑不得。直到1986年葛才得以“改正”并恢复党籍。
葛佩琦被改正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并没有承认“右派要杀共产党”是假话，只是不再提起。时至今日，大陆有几人知道“解放前”和反右时葛佩琦的经历？有几人知道葛佩琦是建有奇功的老共产党员？一旦让百姓知道真相后还有几人会相信具纯真信仰的老共产党人要“杀共产党”？
当局对反右信息的独家把持蒙骗了全中国人民。在这种背景下，今天欲提右派索赔事，那些铺垫是少不得的，否则，恐怕连非左派的一般人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你右派要索赔。
决不放下右派索赔这把利剑
右派索赔是把利剑，举此利剑以揭露中共的残暴统治尤为锋利，这把利剑最有可能在中共的统治铁幕上捅出个窟窿。
还活着的大多数右派，被改正后没有担任过哪怕是小组长之类的最低官职，没有下海从商发过财，至今仍是纯凭退休金清贫度日，因此他们很多人连“改革开放”也不肯“感谢”，实是右派中反对专制统治的坚定份子。他们就像关汉卿那样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官方也无可奈何。七八十岁的右派老人索赔，于理于情于法当局都无法回避，无可逃遁，如鲠在喉吐不出咽不下。
我们决不可主动放下索赔这把利剑，说什么不要他们的平反。平反，是有权有势者给受害者平反，索赔，是受害者向权势者索赔，这是不同主体的二个命题。我们从事的是索赔，逼着他们给“反右运动”平反，赔礼道歉，给予赔偿。
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德国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以谢罪，虽然勃兰特当年也受到了纳粹党的迫害而流亡在国外，没有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勃兰特此举让德国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赏，他本人也在次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对50年前1947年国民党政府制造的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作了全面赔偿。什么时候共产党可以学学国民党、大陆也有人学学勃兰特？这二件事情是否对我们的右派索赔、对所有大陆中国人也有所启迪？我们决不可轻言放弃索赔。
当然，我们也不能指望着立即得到那笔赔偿款项，把它打入预算。北大的一些右派，在给北大党委写第二封集体索赔信时已达成共识，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但也要经常敲敲木鱼，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为什么不经常念念紧箍咒呢？越念越紧，念得那只孙猴子越来越头痛。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