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监狱里服刑7年半、上个月获释返澳的悉尼居民布雷默（Troy Bremer），近日向媒体讲述了在监狱里遭酷刑折磨、九死一生的经历。（网络图片）
澳洲人在中国锒铛入狱的案例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目前，有34名澳大利亚人正在中国的监狱里服刑，还有12人以某种形式被拘留，在等待或接受审判。他们被冠以最常见的罪名是商业犯罪、贿赂、挪用公款和欺诈等。大部份被告是从中国移民来澳洲，又返回中国去做生意的商人。在中国这个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国家里，监狱是最黑暗的地方。
这些澳洲人的遭遇如何呢？澳洲主流媒体Fairfax对上个月释放的澳洲人布雷默（Troy Bremer）进行了专访，并在《时代报》周末杂志（Good Weekend）上刊登了他的故事。作为一名普通的囚犯，布雷默的事例极具代表性，他的亲身经历将中国监狱的真实一面展现在公众面前，引发各界对中国监狱横行的暴力和酷刑折磨的关注。
带着一张憔悴的脸，一名瘦弱的白人男子正趴在狱警办公室外冰冷的水泥地上，身下是一滩血&help;&help;后来，他小心翼翼地尝试移动，但他的右手瘫痪，右腿也感觉不再属于他。他设法靠住墙一寸寸的往上移动身躯，直到一阵恶心和头晕向他袭来。
这是2010年12月，也是32岁的布雷默被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以来经历的最残忍的一次殴打。模模糊糊中，他回忆起监狱的长官在扬声器中喊他的名字，然后一名狱警跑过来揪着他，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拖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没有监控摄像机的区域。在这里殴打才真正开始。
布雷默本来就是一个瘦弱的男人，身高只有1.72米，但在中国监狱里经过几年食不果腹的生活，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在暴打之后，他颤抖着从附近摸到了摔碎的眼镜，这时疼痛已使他无法站立，在哮喘病的折磨下，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一位马来西亚狱友看到后跑过来搀扶着他回到小号。他蜷缩在自己的床铺上，在痛苦中苦苦煎熬着。这位帮助他的犯人弯下身子对他说，“不要告诉你们领事馆，否则他们报复起来，你会更惨。”
怀着爱情梦想前往中国
布雷默是悉尼人，2005年5月当他怀着粉红色的梦想来到中国与一见钟情的女友团聚时，他才只有27岁。不到一年，他就发现自己以诈骗罪被判处10年监禁，在中国最臭名昭著的监狱之一——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7年半后，他终于于上个月被释放。
是爱情的力量把这个澳洲小伙带到中国。2004年布雷默在悉尼遇到一位中国女孩——24岁的洁米(Jamie)，当时洁米在悉尼的一个会议上担当翻译。“我们在咖啡厅里相遇，我第一眼就被她吸引，”布雷默说，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脸上浮现了难得的笑容，“我那时25岁”。他们的友谊迅速升温，当洁米飞回北京时，布雷默感到很落寞。
同年，布雷默飞到中国看望了洁米，随后他辞掉悉尼百货公司的工作，收拾行李准备搬家了。“我很年轻，我有女朋友在那儿，我想去看北京天安门和长城。”
布雷默看上去有点不谙世事，他是一个梦想家，但是7年残酷的牢狱生活磨去了他的锋芒，他显得出奇的平静。“我现在很难发脾气，”他说“好像用一个塞子把我的脾气压住了。”
飞来横祸梦想变梦魇
布雷默向记者讲述了他到北京之后的遭遇。到北京一两个月后，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另一个女孩张世君(音译)，英文名字叫爱丽丝(Ace)。爱丽丝希望能跟他结婚然后移民澳洲，当时她不知道布雷默已经有女朋友。
根据法庭材料，Ace声称2005年8月，布雷默向她借了8800美元，因为他将继承一笔价值千万的遗产，这笔钱是把保险箱从伦敦转移至中国银行的费用。后来布雷默又向她借了两次钱，都与遗产有关。爱丽丝向法庭宣称她卖了房子卖了车，来满足布雷默对金钱的需求。
后来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爱丽丝得知千万遗产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一怒之下，便将他告上法庭。布雷默出生普通，父母离异，做护士的母亲独自一人把他和姐妹拉扯大，他中学上的是Ashfield男子高中（Ashfield Boys High），后来去西悉尼大学学经济，中途辍学打工。
根据法庭材料，布雷默总共从Ace那里收到人民币223,000元（合澳元38,000），另外还有15000元信用卡债务（合澳元2500）。
布雷诺坚称，这些钱没有进入他的账户，他从没有收过这笔钱，这只是爱丽丝求爱不成捏造的故事，爱丽丝卖了房子卖了车是准备搬到美国去。
尽管布雷诺的母亲承诺把钱还给爱丽丝，澳洲当局也建议他们把个人纠纷私了，但由于原告有特殊背景，这起民事纠纷还是被送上刑事犯罪法庭。
被关进拘留中心与其他20名囚犯相处将近一年
2006年1月，4个便衣警察闯进布雷默的公寓，当时他还不知道爱丽丝已经报了警，因此对警察的闯入不知其然。警察向他出示了徽章，并把他带到朝阳区当地派出所。
“整整15个小时没有翻译，”布雷诺说，“终于，我向他们出示了手机上女朋友的电话号码。起先，他们没有叫她，但最后还是这样做了。洁米赶过来帮忙翻译录口供，她想我们可能只需要回答几个问题，签个什么，然后就没事了，她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布雷诺开始担心起来。“他们把我转去医院量血压，我开始颤抖，随后我被带到拘留所，这时已经是凌晨2、3点钟了，我试图给澳大利亚大使馆打电话，没有人回答。”
“我被铐在一间审讯室中的一个桌子上，直到大约早上10点。我的女友去给我拿些衣服，她不停地说，‘Troy放松，也许很快就会没事的’。”“放松吗？”他回想往事时苦笑着说。
最后，布雷默被关进拘留中心一闲4 x6平米的禁闭室里，同屋住的还有其他20名犯人。一个木板大通铺占据了整个房间的长度，但还是不够用，有些人要打地铺。屋里有一个蹲厕和一个饮用水龙头。
布雷默的母亲接到通知后从澳洲赶来，支付了翻译和律师费，他估计母亲约花了10万澳元试图帮助他。
在2006年12月审判到来之前，布雷默在拘留所里与其他20名囚犯相处了将近一年时闲。每天他都要在木头板凳上罚坐几个小时，站立或去洗手间需要获得狱警的许可。唯一的娱乐，如果这也可以被称作是娱乐的话，就是每天晚上看两个小时的中国新闻。不允许交谈，囚犯能做的只是坐在那里。
就在这家拘留中心内，布雷默受到了第一次殴打。他被打得如此严重，血沿着他的脸颊不断流淌下来。挨打的起因是他的哮喘病。“每次我的哮喘发作时，我需要就医，但他们除了一个氧气枕头外没有任何医疗设备，”他说，“所以我不得不去外面的医院，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狱警和我一起去。管教人员气不过，就把我带去一个办公室开始打我。”
等待了一年的审判在90分钟内就结束了，几个星期后，他被从看守所带回法庭接受宣判。“我的女友和澳洲使馆人员在法庭上，”布雷默回忆说，“她斜靠着小声对我说，‘十年’。我说，什么？我的心下坠，然后我的哮喘又开始发作了。”
除了十年徒刑外，布雷默还被判处罚款20000元人民币（澳元3500），他的母亲支付了一笔赔偿金给爱丽丝。随后试图减少刑期的上诉也失败了。
牢狱之苦漫漫无期
布雷默在2007年3月抵达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这是中国700所监狱之一，也是专门关押外国囚犯的地方。这座坚固的灰色混凝土建筑原本是一个化工厂，几十年前被改造成监狱。但布雷默说，至今水里仍然有一股化学试剂的气味。
“监狱里一共有四层楼，每层约100名犯人组成一个‘队’，”布雷默回忆说，“我被编入三楼外国囚犯的团队里。在2007年时只有一队外国犯人，他们中有在中国出生的外籍人，也有非洲人、朝鲜人、马来西亚人、蒙古和巴基斯坦人。”“大多数时候，我是唯一一位白人”他说。
监狱里是八个人住一闲牢房，牢房小到只能容纳四套高低床，还有一个蹲坑厕所，仅此而已。洗澡的淋浴是从墙上伸出来的两根管子。灯24小时都不熄灭，即使在牢房里也是如此，到处都是摄像头和大喇叭。布雷默说，“如果你跟某人说话，狱警不喜欢，就会从扬声器发出一声‘哔’，你必须马上停止交谈。管教人员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监控着摄像机。”
监狱生活几乎完全在室内。布雷默说，囚犯只允许在每周三和周六在水泥院子里活动45分钟左右，但不鼓励锻练身体。狱警交给他一些组装电器元件的工作，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坐着——除了坐还是坐。
早餐，布雷默说，是白米粥。午餐和晚餐是白菜配米饭。份量很小。有时候，过年过节偶尔会加一顿肉或鱼。布雷默说：“家人可以送食物进来，但你必须有渠道确保它们能到达你手上。”通常情况下，监狱卖的东西早已过了有效期，但囚犯们仍然愿意支付高价格，让那揪心的饥饿感获得些许抑制。
监狱里实行严格的评分系统，以此决定囚犯的刑期减免。布雷默说，获得的分数越多越好，但要想得到五分最高值通常需要花钱。犯人一到监狱就有1分，在服刑期间最多可以累计4分，但他们时刻都生活在丢分的威胁中。“大多数得到5分的人都是付了钱的，”他回忆说，“钱不是付给当局，而是付给负责管理分数的人。”
布雷默在一个阶段有四分，但后来被扣了一分，因为他需要看医生。“如果你生病了，他们会扣你的分。我被判了10年徒刑，减了三年，如果我没有被扣分，我在去年九月就回家了。”
关小号——“管教人员用来摧毁你身体、意志、心灵和精神的方式”
布雷默仅有过一次被关禁闭的经历，但这一次就已经够了，未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起因是他忽视狱警的命令，没有按照要求离开另一位囚犯的牢房，结果受到被关10天“小号”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