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关小号是管教人员用来摧毁你的身体、意志、心灵和精神的方式，从小号放回来的人很多都瘫痪了，有两个人死了。”在禁闭室里，囚犯被迫以半蹲或跪的姿势呆长达15个小时。未经许可，囚犯不得移动，就连打个喷嚏也要经过许可，否则就会受到处罚。”
布雷默说：“在中国，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正确或错误的，管教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永远不要挑战它，能挑战它的唯一办法就是给钱。”
监狱是与中共保持一致的暴力工具
中国监狱是听命于中共的暴力工具，它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党要不喜欢谁，打压谁，它就要把对方使劲整。布雷默发现，在他被关押的过程中，他受到的待遇随着中澳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澳洲人受到的待遇最差，”他坚持说，“这些狱警把自己当作政治家。如果你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好，他们就很少找你麻烦。”
2011年澳大利亚允许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设立基地，这在狱警看来是一种蔑视。布雷默说：“我只是一个囚犯，但我好像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似的。”
2009年澳大利亚力拓公司（Rio Tinto）高管胡士泰（Stern Hu）被逮捕也对布雷默产生了一定影响。“案件在中国媒体上公开，管教不喜欢，（就发泄在我身上）。”
中国监狱也是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小资本主义壁垒。“管教人员都是穿着蓝色制服的商人。在监狱里只要你说得出的东西，你都可以买到：烟草、大麻、酒精、电子计算机、手机、食品，任何东西。因为监狱的伙食不好，他们就做广告，说可以提供更好的食物。”但是，布雷默补充说，“我没有熟人可以安排这些事情，要在外面有人才行。”
布雷默变得越来越孤独，当他从拘留所被转入监狱后，洁米也不能来探望他，因为他们还没有结婚。他们的关系慢慢告吹。
有时，当布雷默向牢房外望去的时候，他看到监狱的停车场。“你不会认为这些是管教人员的车，他们的工资只有每月3000至5000元（合澳元500到850），但整个停车场全都是新车。”
另一个澳洲犯人的到来
2008年，又一名澳洲人詹姆斯;孙（James Sun）被关进北京第二监狱，与布雷诺分在同一个队里。孙是澳籍华人，他在2007年9月被定罪为台湾间谍。40岁的孙是一家中介公司的业务代表，帮助澳洲学校招收中国学生。狱友告诉布雷默，“一定不要跟孙走近，不要跟他说话，否则狱警会盯住你。”
尽管有这些警告，布雷默与孙还是逐渐熟悉了：有时在盥洗室洗盘子时的片语交谈，或是在厕所，在走廊里见面时说两句。
孙在2006年年初回国探望母亲时在北京的街道被国安抓走，澳大利亚大使馆6天后才知道他被捕的消息。孙在专门关押间谍和政治犯的国家安全局特别拘留中心被扣留了22个月。审判时，澳洲大使馆和孙的太太凯利（化名）都被禁止参加，因为它牵扯到国家安全机密。孙拒绝了法庭为他指派的律师。
在2000年移民澳洲之前，孙曾经在中国空军的采购部门工作，负责购买大型武器装备。根据他家人收到的唯一一份材料，他的罪行是从前空军同事那里获得情报，并试图把这些情报刻在封面是热门连续剧的DVD上带出国。他被指控“引诱”仍然在空军工作的前同事复制超过1000份机密文件，将它们传给台湾。但凯利坚持她的丈夫不是间谍，他是在压力下被屈打成招：“他从来没有去过台湾，他不认识任何台湾人。”她说。
孙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后来他的刑期改判为终身监禁，最少要在监狱服刑18年。根据囚犯引渡条约最近的应用程式，孙本来可以在澳大利亚服完余下的刑期，但中共当局拒绝了请求。澳洲政府没有评论对孙的定罪是否正当。然而，此案引起澳洲台湾代表愤怒的回应，台湾代表极力否认詹姆斯;孙是一名间谍。
布雷默说，孙的遭遇甚至比他更差，因为中国人认为间谍是比谋杀或强奸更恶劣的罪行。他与监狱里最恶名昭著的囚犯关在一起，其中包括对受害者先杀后奸的歹徒。孙被戴上手铐脚镣，并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包括给大使馆打电话的权限——对监狱里的其他囚犯是允许这么做的。
布雷默说，“他曾经是一个大块头，有些胖，现在瘦成皮包骨头了。”
“中国经济再强大，骨子里也不会变”
在对自己的待遇感到无望之下，两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向澳洲当局暗中发送“SOS”，让他们知道在中国的监狱里面都发生着什么事情。布雷默和孙决定，在每月一次布雷默给母亲打电话中加上一段求救信。这个做法风险很大。如果狱方听了他的电话录音，并盘算出他们在做什么，他就要丢分或被关禁闭。但两人的心意已决。
凯利与孙的母亲一起，把这段录音抄录下来，发给当时的外交部长史密斯（Stephen Smith）、总理陆克文、陆克文当时的副手吉拉德，以及一些反对党和绿党议员。“尽管中国经济变得更强大，但那套强权系统不会改变，”求救信中说道，“在这里，在监狱，我们被折磨得太多了，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我们正在遭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折磨，而是精神上的折磨。”
“如果你想像不出这里的情况有多残酷，就去再看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我们实际的情况比电影更糟糕。”
凯利说，她从外交部和一些国会议员那里收到了回信，但对于孙唯一的变化是，领馆官员访问的更频繁了。“你发送SOS，你得到的是每月一次的探访，”布雷默嘲笑着说。
北京市第二监狱的外国囚犯感到巨大的挫折之一，就是他们无法报告给领馆官员他们受到的虐待，因为探访者隔着一道玻璃窗，守卫人员总是在场。交谈和电话都被录音。有时监狱会用其他囚犯作为翻译，检查犯人告诉他们大使馆的内容。
布雷默声称，他几乎每周都被打，但2010年那次被打得暂时瘫痪是最糟糕的一次。当使馆下一次来探望时，布雷默就被送到外面的医院，所以使馆人员无法看到他的伤势。当使馆质疑时，孙告诉他们布雷默需要就医。
该事件引发了澳洲总领事与监狱高层的谈话。澳洲外交部说，它明确告诉监狱的高级官员，澳大利亚大使馆正在密切关注布雷默的案件，并将“继续密切监督布雷默的福利待遇”。
但是，发送SOS也不是完全没有后果。凯利说，后来孙在难得一次的电话中告诉她，他自己被指控为“煽动其他犯人闹事”而被处罚。
后记：
布鲁诺今年5月3日从北京市第二监狱被放出来时，他已经35岁了。他从监狱被直接送到机场。当他终于在悉尼国际机场着陆时，迎接他的是久违的母亲。“我妈妈眼中充满热泪，”他说，“她看到我的头发已经完全变白了很震惊。”回到家后，母亲细心的把他的头发染回原先的棕色。
洁米——这个让布鲁诺踏上中国之旅的理由——早已经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7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沮丧的说。
被关押在中国监狱的澳洲人
;2008年，澳籍华裔女商人邹婉玲（Charlotte Chou）被控从她一手创建的华南软件学院中挪用公款。知情者称，邹婉玲是被诬陷的。一位前公司小股东运用影响力，串通政府官员，试图取得学校的控制权。邹第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6月。以贿赂罪名服刑18个月后被释放。刚被释放，立即又以侵吞百万元公款重新被逮捕。邹表示那笔钱只是有凭有据的贷款还款。她正在广州监狱服刑8年，但最近已准予上诉。
;力拓高管，澳大利亚公民胡士泰（Stern Hu），2009年7月5日与其他三名中国同事一起被拘留。起因是他代表谈判的铁矿石交易。2010年3月，胡以窃取商业秘密和收受贿赂罪被判处10年监禁。据称，胡的个人笔记本电脑中包含几十个力拓（Rio Tinto）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商业信息，中共当局认为这些信息过于具体和精确，不可能是通过法律手段获得的商业机密。
;CARL MATHER因殴打事件被判入狱一年。四名男子闯入他在南京居住的公寓，并要求见他的中国妻子谢群，他们与谢在糖果贸易生意上有所争议。Mather先用棍子，后来又用一把菜刀试图抵挡入侵者。其中一个入侵者受到刀伤，还有一个人手被夹在门缝里受伤，Mather被定为殴打罪。他的刑期后来被减少到6个月，最近被释放。
;澳大利亚商人吴植辉于2010年11月16日被中共警方以盗用公款等罪名逮捕，重判13年徒刑。他是中国著名综合旅游服务公司——易网通旅行公司（Et-China）的创建者。由于成功入主中国排名三甲的旅行社广之旅，吴植辉曾被澳大利亚人视为“最成功的在华澳商”。吴的法律团队认为，吴植辉是易网通与国营岭南集团商业纠纷的牺牲品。在吴植辉被捕后，易网通的中国股东与广州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争取释放吴植辉，但都未能达成协议。
;杜祖英（音译），一名60岁的澳大利亚的心脏外科医生，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发生纠纷而以滥用企业资金的罪名被判入狱四年。杜声称，对方剥夺了由他创办并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生意。杜在2011年2月9日在北京被拘留，当时他正要飞回澳大利亚，看望他的妻子和双胞胎儿子，汤米和布鲁斯。目前，他正在进行上诉，但已经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杜创建的公司——中国生物制品，为中国的医院提供血液离子产品，价值约6.5亿美元。
（原译文标题：澳洲小伙怀爱情梦到中国入狱7年惨遭折磨）
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