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汤富翔同一签收帐篷中的联军代表名叫琼斯（Jones），是一位行伍出身，身经百战的陆战队少尉排长，在空档间汤富翔与他交谈甚欢。
汤富翔从交谈中了解到，在韩战中联军（多系美军）多利用武器的“火力”优势压制共军，譬如美军拟攻下一座山头必先派空军投弹轰炸和机枪扫射，再由炮兵将整个山头轰炸成像一个光秃秃的和尚头，每片土地几经翻过两三次，皆已寸草不生，更无生命迹象，因此中共战俘跟他谈到此种战况时皆不寒而栗，多是未见敌踪已命丧九泉，因此共军伤亡惨重。
但是中共军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以劣势武器装备和非常落后的后勤供应，用人海战跟联军的飞机大炮拚杀，造成中共军队和联军死亡人数比例高达20比1。琼斯告诉他，他们发现在城堡攻略战时，中共军队必采取“人海（炮灰）战术”，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的往前赶。
“他们先以妇幼、老残打头阵，几个人顶着一张方桌，四周围以厚被或毯子，在一面大红旗的前导下，旗到哪里不顾敌人的弹如雨下，必须跟进不许后退，否则共军的机枪在后面督战也将必死无疑。手无寸铁的百姓成群倒下后，后面还有民兵或投共的国民党残军，消耗了对方的火力后，最后才是共军自己的正规部队。”
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琼斯说美军十分震惊，出于一贯的人道心理，实在不忍心开枪，可这仗怎么打？“幸而后来联军改弦易策，在台湾招收一大批能讲中英文的青年干部，经过训练后，派到前线喊话招降，以中文高喊保证不杀的允诺下，引来成千上万的前国军官兵弃械投降，这就是为什么首届1.23自由日有1万4千多位义士毅然回归台湾重获自由的实绩。”
决定命运的一天：首届123自由日
1954年1月22日，汤富翔等任务编组成员到达韩国仁川港联军总部，提前一天与对口的联军代表美军军官至现场的签收帐篷，实地演练一番。
汤富翔回忆，“1月23日当天，义士从板门店出发，他们必须先进入第一个帐篷，那帐篷有两个出口，一个指向“台湾（TAIWAN）”，一个指向“大陆中国（CHINA）”，义士可自由任择其一，无人干预。而后进入第二、第三个帐篷的消毒、洗涤、换装和进餐等程序，凡选择去台湾的战俘，须列队循序进入编号从1到10的帐篷，而每一帐篷中均配派有一位负责点交的联军军官代表和一位代表台湾负责签收的海军军官（当时所有台湾代表，一律换穿陆军军官服装）。
他们从联军代表手中接过名册，按中文点名并核对人数正确后签收完成作业，全数义士14,715人中，除了有伤病的96人由唐茔南与高公鲁两位同学与医务人员护送同日搭机先行赴台外，其余14,619位义士全部搭乘美海军派遣之大型登陆舰LST，亦于同日启航赴台，并于1月27日安抵台湾基隆港。”
1954年万余名战俘到台湾，受到热烈欢迎。
1954年万余名战俘到台湾，受到热烈欢迎。
1954年万余名战俘到台湾，受到热烈欢迎。
前往台湾的反共战俘由基隆上岸抵台后，被称为“韩战义士”，他们在台北市区游行，市民张灯结彩、夹道欢迎；全台湾各大城市自由钟，也以敲响23下的方式庆祝，并定1月23日为“自由日”，以纪念这群他们眼中的反共义士重获自由。他们后来都被编入中华民国国军，并参加了诸如八二三炮战的战役，大多终老眷村。
2011年7月3日，汤富翔护送孙女进入淡江大学夏令营学习中文，顺道到台北三峡镇白鸡的荣民之家，会见当年在仁川义士营曾晤见过的老友。他说看到当年的韩战义士生活在荣民之家，环境优美，生活舒适，且有护理与医生照料，老人退休生活称心如意，颇感欣慰。
比起韩战后回到大陆的6千多名战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扣上“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特务”等帽子饱受摧残、受到严厉批斗的境况，二者的遭遇可说是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