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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之语:王菲离婚关我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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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怪物模式。一边被悄悄抬起,一边被猛力按下,一边礼炮千响、烟花漫天,另一边匕首闪现、趁夜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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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词条:娱乐至死

新闻背景:王菲离婚

王菲离婚关我屁事

文|拨惹尘

美国的电视媒体人比尔·莫耶斯表达过一种担忧:“我担心我的这个行业,会推波助澜地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

我是如此解读他的意见:在无数的鸡毛蒜皮的花边新闻中,大多数人对此如痴似狂,作为整体的社会的远景观望能力就被取消了。

这类观点的集中、更进一步的阐述是在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里。他认为电视(当时的新媒体)的媒介特性把娱乐性提到至高的位置,却让严肃的社会议题无以立足,整个社会文化最终娱乐至死。

我并不认同他如此激进的判断,因为在我看来,电视并没有取消报章,也没有取消严肃阅读,美国的公民精神更没有被取消。未来的新媒体也不会,只要“救赎”没有从人类精神辞典中删除,健康的价值一定会找到健康的“肌体”重生。

但如果你把视野放回中国,观察目前我们身处的这个媒介环境,就会看到波兹曼合理乃至天才的一面。

在我们的社会里,严肃议题讨论被钳制和打压,传播正常公民理念的人被逐一逮捕。与此同时,娱乐新闻却大爆炸式地覆盖整个媒介。莫耶斯担忧的是美国人把历史取消了,但这种担忧毕竟建立在知道“24小时内的一切”之上。

就在王菲离婚的同一天,王功权被拘留,陈宝成被正式批捕,肉唐僧被传唤。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论是为自己家庭合法权益,还是为更多看不见的大众,其光皆可照此国此土。但所有这些真正的新闻,在王菲的微博之后瞬间遁形。

波兹曼在书中提了这么一个观点: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在我看来,我们面向的是一个更穿越、更拧巴也更纠结的传播语境——这是一个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奥威尔《1984》的怪物模式。一边被悄悄抬起,一边被猛力按下,一边礼炮千响、烟花漫天,另一边匕首闪现、趁夜杀人。

我们的大众能知道的不过是“24小时内的一切花边新闻”。

这篇文章没有对王菲不敬的意思,令人担忧的是传播格局。南方系这样的旗手陆续倒下,启蒙之事却未到中途。每140个字都可以是一针“皮下注射”,如此,你也就能明白为什么民众越来越愤怒,同时也越来越High。

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媒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会把这场离婚刊上头条。刊了也就刊了,娱乐很重要,上苍保佑吃饱饭的人民。

我老实承认,我是在讽刺,不过也多少有一丁点的真诚。波兹曼还有一句话很好,他说:提出了问题就是破除了禁忌。提出了问题,就该去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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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

文|尼尔•波兹曼

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

1983年2月,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爱德华·迪特里奇医生要给伯纳德·舒勒的心脏作三路分流手术。手术是成功的,这是舒勒先生的幸事;手术通过电视进行了直播,这是美国的盛事。美国至少有50个电视台直播了这次手术,英国广播公司也参加了直播。两个解说员不停地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及时通报给观众。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直播这次手术,但直播的结果是迪特里奇医生和舒勒先生的胸膛都出了名。也许是因为舒勒先生看过太多的电视“医生秀”,所以他对自己的手术结果出奇地有信心。他说:“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

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爱德华·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20磅体重。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塔夫脱,我们的第27任总统,体重300磅,满脸赘肉。我们难以想像,任何一个有着这种外形的人在今天会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300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辩,也难免淹没演讲中精妙的逻辑和思想。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如电视播音员,对此也心领神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虽然联邦新闻法没有明文规定,那些不上镜头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

我们可以换种说法: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但现在我们却接受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

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政坛形象经理"出现了,现代媒体决定了现代社会,所有社会重要议题都显得格格不入。

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欧文·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只要他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那样的先知:There's No Business But Show Business(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无需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如果你读一读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以及亚瑟·科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

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

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

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我担心我们的哲学家在这方面没有给过我们任何指导。他们往往针对众人皆知的人性恶习提出一些明确的思想,而目前出现在美国的问题却无法归入任何思想体系。《我的奋斗》或《共产党宣言》都没有宣告过它的到来,它的产生源自我们的大众会话模式发生的巨变。但它确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它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关系和观点。

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如果电视节目变得糟糕起来,我们倒是应该庆幸了。

《喝彩》之类的节目不会威胁大众思想健康,但《新闻60分》、《目击新闻》和《芝麻街》之类无疑是一种威胁。

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那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得出和我一样的答案还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的答案并不重要,能够提出问题就够了。提出了问题就是破除了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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