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民党一直是中共在国内头号敌人。中共的政权是当年费尽心机从国民党手里夺来的，1949年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仍然是中共政权的主要威胁。所以夺取政权前后，为了煽动对国民党的仇恨，骗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证明其夺权行为的合法性，防止国民党卷土重来，中共千方百计的丑化抹黑国民党。所谓“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的说法便是中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编造出来的。
按照这个说法，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陆和台湾灾难深重，一片黑暗，劳动人民头上始终压着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受尽剥削和压迫，给地主资本家当牛做马，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终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着。中共建政后出生的几代中国人，都没有在中华民国生活过，在中共几十年如一日的反复灌输下，几乎人人都以为“解放前的中国”真的就像他们从小到大在中共的各种宣传品中所看到的那样，因而长期以来，几乎人人都无比痛恨“万恶的旧社会”，人人都以为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文革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真象被披露出来，许多人都已渐渐的意识到，所谓“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完全是中共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编造出来的谎言。
无需讳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像任何国家和朝代一样，也有自己的阴暗面，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如在专制独裁方面，一度还相当严重，但这些阴暗面远非像中共所夸张的那样，已经到了“暗无天日”的程度。除此之外，另有不少所谓“旧中国的黑暗和罪恶”，则完全是中共凭空捏造出来的。不但如此，更可鄙的是，无论是在当年的大陆，还是在后来的台湾，中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都曾取得过许多值得称道的进步和成绩，而这一切在“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的谎言里，全都被中共一笔抹杀了，仿佛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一样。
一
按照中共的政治宣传，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着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一向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双手沾满了农民的血汗，是所谓“旧中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这种残酷剥削和压迫，是所谓“万恶的旧社会”最显著的罪恶之一。
1949年之后出生的大陆人，谁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见识过他们的横行霸道，他们的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以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说的那样坏，即使今天，相信这一点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阶级”，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中共当年为大陆民众提供的“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也是长时期来我们心目中“地主阶级”的化身和象征。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假典型。
其实，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你就会明白，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辞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hel p;&hel p;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宣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hel p;&hel p;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因此，中共宣传中描绘的所谓“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一向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双手沾满了农民血汗”的地主阶级其实并不存在！
二
按照中共的宣传，1949年之前的中国和其后的台湾，之所以是“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一个最为重要的证据就在于，那时的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仅拿吃不饱来说，从文革前一直到文革中，为了让大陆人民牢记“旧社会”吃不饱的悲惨生活，中共经常要组织大家吃所谓的“忆苦饭”，但效果有时竟适得其反，一不留神，反倒暴露了所谓“旧社会”吃不饱的真相。《红朝谎言录》一书中有篇题为“忆苦饭——连猪都不要吃”的文章，便讲了这样一件趣事。
作者维迪在文章中回忆说，1970年，他在北方一所中学工作，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当年1月，被列入“臭知识份子”的他同一些教师一起，被发配到农村去劳动，强迫去做所谓的思想改造，每日三餐吃的是窝窝头和一些咸萝卜干，就是这样，还是每人定量吃食，不准吃饱，因此每餐只得到半餐而已。
这还不够，学校共党干部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远胜国民党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让大家相信这一条，他们就经常搞“忆苦思甜”大会，让他们的亲信或者他们信得过的人，来回忆国民党统治下让人民过的生活，来表明共党领导下的生活才是甜蜜和幸福的。
那年3月某日，由生产大队的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农作“忆苦思甜”报告，按照惯例，那农民如背诵公式一般地说了一些他以往的生活和今日的生活，作者仔细听了，觉得没有很多差别，唯一的差别是他以前是给村里的一名地主做工，四九年以后，他是给中国最大的地主－共产党打工。
报告完毕，按例是吃“忆苦饭”，每名教师分到一大碗，作者拿到手后，知道同以往的“忆苦饭”一样，是由麦皮和一些切碎的烂菜根搅在一起，放点盐，掺水烧制而成。端在手中如同一碗木屑在面前，吃到嘴里难以咀嚼。但由于认识到自己是“臭老九”，吃“忆苦饭”，是共产党干部在考验自己的阶级立场，再加上肚子很饿，于是张开大口，想法吞咽下去。
在作者附近是一名数学教师，他们俩人各捧一大碗，努力进食，神色黯然，相对无言。整个屋子里，鸦雀无声，每个“臭老九”都在争取把自己手中的这碗“饭”早点吞下了事。吃到一半时，那位作了忆苦报告的老农忽然走到作者的身边停了下来，对他碗里的东西看了又看。
“这样的东西，我们那时是不吃的！”他压低了嗓门说。
听了他的话，作者心里大吃一惊，他看了看他，那位老农是一副严肃的神色。作者再看看那个数学教师，他也听到了，正瞪着眼睛看著作者。
“这种东西，连猪都不要吃的！”老农坚定地说着，然后立即走开了。
从那以后，作者明白了，以前设法吞下的一碗碗这种“忆苦思甜”饭，原来是那位“苦大仇深”的老农在“旧社会”从来都不吃的东西，而且是连猪都不想吃的东西。
看完这个故事，再想想所谓“‘旧社会’吃不饱”的说法，究竟有多大真实性，自然不难想知了。
当然，国民党时代的中国，吃不饱的人肯定是有的，不但国民党时代的中国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朝代都有，共产党时代的中国当然也有。那么，就以国民党时代的中国与共产党时代的中国相比，究竟哪个时代吃不饱的人更多呢？如果按照中共的说法，肯定是国民党时代了，所以那才叫“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但事实却恰好相反。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什么社会和时代，吃不饱的人一多，就会发生饥荒，饥荒一旦严重了，就会饿死人；反而言之，一个社会饿死的人越多，说明饥荒越严重，饥荒越严重，说明吃不饱的人越多。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国民党时代没有大规模饿死人的报导，零星的黄河决堤有个别的或者零星的，没有大的什么几十万的、几百万的、几千万的大饥荒，没有。但在所谓“解放后的新中国”，因为中共的决策失误，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却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共饿死了3000多万人。3000多万人是什么概念？中国在1949年前的两千年中，即使是把因自然灾害而饿死的人数都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共统治下的这三年饿死的人多，更不要说仅仅是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了。那么，如果要说吃不饱，当然不是国民党时代而是共产党时代吃不饱的人更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多，是要多得多！仅此而论，‘新”“旧”两个时代两个社会，谁“恶”谁“黑”，岂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三
为了突出“旧社会”的邪恶和“旧中国”的黑暗以及“新社会”的美好和“新中国”的光明，中共一向热衷进行所谓‘新旧对比“，但在明眼人看来，恰恰正是这种对比再有力不过的戳穿了所谓”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的谎言本质。
按照中共的宣传，在“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劳动人民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但根据历史资料，中共建制后的近五十年里，大陆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8000多万，这个数字要比在此之前，将近一百年内各种各样的外敌入侵、内战的死亡人数还要多，更是国民党时代无法相比的。那么。到底是哪个时代劳动人民才真的是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呢？
中共多年来的宣传一直在讲，在他们执政以前，中国被国民党搞得一穷二白。但实际情况是，1946年，国民政府只用一年时间就还清了八年抗战的全部外债，这说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非常好的。而且国民党在中国执政了22年，从1927年到1949年，历经了那么多的战乱和外侮，却没有大饥荒的报导，即使是饿死上万或几十万这样的统计都没有，所以说那个时代如果就那样建设下来的话，中国现在应该说是世界前三名。再者，民国初年时，中国的国民收入占到全球的27％，但是到了共产党执政2003年的时候，却只占4％了。“一穷二白”，能成立吗？
中共攻击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镇压人民，不错，他们是曾干过这样的事，甚至还开枪打死过抗议政府的爱国群众，但这样的暴行中共岂止是干过，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拿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当年的镇压行为与中共的暴行相比，是典型的小巫见大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当年开枪打死过的爱国群众至多一次也没超过百人，但中共在“六四”中却一次屠杀了上千人。中共为了镇压不但使用了国际上禁用的开花子弹，而且把坦克都开到了天安门广场。
中共说国民党专制独裁，不错，国民党是曾很专制独裁，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下，中国人民毕竟还保留了有限的人权和自由。中共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一向将对“旧社会”持批判态度的鲁迅捧为文坛泰斗，须知尊为文坛泰斗的鲁迅恰恰是在“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时代产生的，同时也活跃于那个时代。国民党尽管压制鲁迅，甚至曾经一度通缉过他，但毕竟最后不了了之。在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下，鲁迅不但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即使是他那些针砭时弊被称为匕首和投枪的‘反动文章”，也基本能够自由的发表。试想，如果鲁迅活到“解放后”，还能有这样的境遇吗？如果他针砭的不再是国民党时代的时弊，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社会的阴暗面，他还能一面过着优裕的生活，一面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文章吗？很多大陆知识份子都曾提出和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几十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五花八门，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最近披露的一则史料，却对中国思想界这个一直悬而未决的疑问给出了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介绍，1957年，毛泽东曾在上海召开过一个文化界人士的座谈会。会上，翻译家罗稷南曾斗胆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谁都没有料到，毛沉思片刻后回答说，以我的估计，他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听了毛的回答，罗稷南先生当即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读者诸公，不知你看了这则史料后有何感想？为什么‘解放前“那样“黑暗”的“旧中国”竟还能向世界贡献出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而“解放后”的“新中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却至今仍未能培养出另一个鲁迅？再糊涂的人至此也该恍然大悟了吧！那么，由此来说，“旧中国”与“新中国”，谁邪恶？谁黑暗？事实难道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写到此，我真为鲁迅先生庆幸，若是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不是被害死，想必也得闷死！从这里再回到所谓“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其真实性也就不难想知了。
类似这样鲜明的“新旧对比”，还可以不断的对比下去。
对于有理智和良知的中国人而言，我相信，对比的越全面越深入你的疑惑也就越大——“万恶的旧社会”真的是“万恶”吗？“黑暗的旧中国”真的“黑暗”吗？
再深入一步，对比的越全面越深入你最终的结论也就越明确——“万恶的旧社会”也好，“黑暗的旧中国”也好，都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