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以后，全国一片沸腾，爱国学生纷纷要求立即对日宣战，舆论界则分为两种不同意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似乎别有考虑，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于是，“不抵抗主义”的帽子便扣到了国民政府的头上。今天，虽然中国大陆的史学界已经对抗战作出了许多实事求是的研究，出版了相当的学术成果，但是这“帽子”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真的“不抵抗”吗?共产党真的“抵抗过”吗?要想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历史问题，就不得不首先回顾那个时代曾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及其重要的时代背景。
“九一八”时的国内环境
“九一八”开始的战争，侵略的一方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被侵略的一方呢?一是没有统一的政权，二是没有统一指挥的军队，三是没有统一的财政。至于军队装备的悬殊对比和两个国家工业基础的极大差距，就更不在话下了。
第一、政治、军事、经济概况
“九一八”前后，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三个政权，每一个政权都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和财政，每一个政权都以对方为必须消灭的敌人。
第一个分裂政权是三十年代初“广东国民政府”的短暂存在。
1931年2月28日，由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南京被扣，另两位元老居正和谢持，一被囚禁，一被通缉，从而导致国民党内讧又起。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王宠惠等辞职，铁道部长孙科也离开南京赴广东，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等在4月30日发出通电，弹劾蒋介石，陈济棠等广东将领也发出通电支持弹劾，北伐成功之后再爆内战的始作俑者、广西实力派军人李宗仁顿时加入其中。于是，5月27日，以汪兆铭、邓泽如、邹鲁、孙科、李文范为常委的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遂成立于广州;以唐绍仪、汪兆铭、孙科、古应芬、邹鲁为常务委员的广东国民政府也随之成立;一个意图与南京对峙的国民党政权在南方出现。它仅发生在“九一八”之前数月。
但是，一旦“九一八”事变发生，已经在湖南对立的两方军队立即言和，胡汉民等随即获得自由，和平会议马上在上海召开，分立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也随之消失。
1985年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曾评论那时候的形势说：“北伐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宣传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国民政府号令所及不过是沿海的城市及其近郊的腹地，中原大战及国共的武装冲突都是对中央政权的直接挑战。即使不在战争状态下，国民政府也必须容忍大陆的割据。军阀中势力大者，如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龙云、盛世才等人，占地跨省兼圻;次焉者，如四川的军人也分别盘踞州郡。因此，国民政府的权力基础其实祇是沿海城市的中国，对南方的粤江三角洲及北方的平津地区尚且鞭长莫及，这南北二地的地方势力还分食杯羹，不让国民政府专有其资源。”(注1)
第二个分立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江西“苏维埃政权”。这发生在“九一八”之后。
从中共成立起，中共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经费、组织到政治路线，都完全按照第三国际的命令行事。而第三国际是直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苏共则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而发出指令的。俄国从彼得大帝起就扩张了几百年，二十世纪的扩张，祇是改换了一个“共产革命的名义”而已。
“九一八”事件刚刚发生，第三国际就作出决议，题目是《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九一八”事件的性质是：“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该决议明白宣称“九一八”事件是对中共的一个重要而且有利的事件：“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给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斗争以极大的顺利，造成全国革命危机先决条件进一步成熟，这事变给予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因此，这个决议对中共规定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注2)这是在命令中共要于国难当头之时，利用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去引导他们推翻国民政府，变“抗日”为“革命”。
按照这个指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才一个多月时，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央政府，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由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由朱德为中央军委主席，并且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机构。一个“认俄作父”的国中之国篡立起来了。
中共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无非是要利用日本人的侵略，来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于危亡时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去抵挡日本侵略者。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有国际背景的“俄式武装中国”的成立，会给执政者以怎样的影响和压力。
就在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的11月27日，当天红三军团攻陷会昌，次月，鄂豫皖红军占领湖北黄安，各路红军纷纷出动，攻陷了十余座城市，祗是围攻赣州不淂。
国民政府不得不两面作战
对于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抗战，中共发出号召，要求推翻国民政府。以下原文抄录《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八条每条的第一句，以显示其要：
“一、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二、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五、革命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六、农民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七、总同盟罢工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压迫一切革命运动!”“八、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武装拥护苏维埃!”(注3)更多的文件都显示，中国共产党对内的武装斗争在“九一八”以后更加强了，因为国军为了抵抗日本而被迫分散了兵力。
关于军事情况
早在1927年刚刚攻下南京、北伐尚未成功之时，总司令蒋介石就把另外三个军队势力人物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任命为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请他们在国民党内担任有地方党务权利的政治分会主席。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之后，这四大巨头之外，又加上了在东北统领数十万大军的昔日奉军头目张学良，还有广东陈济棠、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等地方军阀。国家统一祇是表面现象，军队并没有真正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
随着北伐成功，缩小全国庞大的军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1929年1月1日开始的编遣会议以失败告终，埋下了全国大规模内战的导火线。虽然中原大战结束，有利于中央的统一，但是势力人物统治地方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军队的实际控治范围仍在江南一带，加上安徽省。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各个省的势力人物才逐步团结在国民政府周围，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但是，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的中共红军，却于国难当头之下，不断袭击国民政府军队，不曾向日本军队发射过一枪一弹。其时，红军有三股重要部份，即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为首的红四方面军，控制着鄂豫皖苏区，号称八万人;以贺龙、邓中夏为首的红二军团，大约有三万人;江西的中央苏区，包括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加上地方军共约四万多人。由于中国无休止的长期战乱，使得农村普遍缺乏粮食，接近崩溃的环境，这就给善于打家劫舍的中共红军以存在发展的方便条件。这对于必须抗日的国民政府来说，自然是心腹大患。
军队的严重情况，是在热河失守以后。胡适曾著文披露道：“军队完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3月5日宋子文院长发表谈话，叙述热河的情形：‘我国守热河之军绝无所谓参谋工作，军事长官消遥后方，迟迟其行。太古式之车辆用作运输，自北平至前方用骆驼须数星期方能运达。最前线各部队一无联络，高射炮及排壕工具丝毫未备，军事所受者仅操场之训练。’他又泛论吾国‘养兵数百万，而器具寙劣，衣食不周，几为乌合’。这是政府最高官吏的评语。……中国军官都不会看地图，我起先还不相信，近日我才相信了。前几日北平一个机关的负责人对我说：‘此次军队出发，都没有地图。都来问我们要地图。我们半价买了许多幅苏甲荣编印的东三省热河地图送给他们。’我听了不胜诧异。”(注4)
关于财政状况
关于战争和金钱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位有名的德国将军说过：“战争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可是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以通常的国家所必须的财政标准来衡量，国民政府几乎无财政可言。
从满清王朝崩溃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以前，可以说，中国财政情况之糟糕超乎想像。一、全国有几个政治中心，各自收税打仗。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当然不能真正达到全国各地，各地没有资金上缴，就谈不上有实际意义的财政预算和支出，1920年以后北洋政府就没有财政预算，那一年的总收入是四亿九千万圆，支出超过六百万圆。二、主要收入来自海关。但是从1854年开始，英国人就控制了中国的海关，而且海关的收入，从庚子赔款起，都用来付外债，直接从海关转付。另外一项重要收入是盐税，沿海由英国人控制，大陆的大量盐税被地方当权者控制，成为地方军阀的财源。没有关税和盐税，北洋各届政府的财政来源，祇能依靠借外债，今天看起来，有点荒唐。三、没有国家级的中央银行，主要的银行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甚至也没有中国自己独立流通的货币。所以说，几乎没有财政可言。
1928年北伐成功以后，西方列强被迫同意中国的关税自主，美国在这年的7月25日与中国签定关税协议，这对中国，意义非同寻常：中国竟然在1931年有三亿八千五百万的收入。这一年，虽然还不能统一盐税，但是规定各个盐务区必须汇寄一定的款项给中央政府，同时也开始征收菸草税。国家的中央银行也在1928年成立。宋子文是这一初创时期的领导者。
在“九一八”开始的时候：中国除了海关税收以外，祇有盐税一亿五千五百万圆，中国流通的仍然是满清以来的银圆。中国自己的货币法币是在1935年，在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时才有的。但是，全国统一收税后，就不得不取消地方行之已久的关卡性质的厘金，大约每年两千万圆。于是祗有靠增加棉纱、水泥、面粉的税收来补足。打仗必须的钱在哪里?
并且在那时候，抵抗必须的现代交通设施几乎没有，铁路不到一万公里，而且集中在东北、华北，南北大动脉广州到武汉的铁路，经过一再努力，在1935年才通车。公路起步晚，祇有东部几个大城市之间的两、三千公里。航空更谈不上，在1930年8月才刚刚建立中国航空公司，而且是与美国合资。水中航运在1931年有船3273只，共计497599吨，而英国那时在中国却有吨位468122吨，日本有150587吨，民族的航运才开头。交通好比是人的血脉，如此情况，怎样和世界一流强国打仗?
农业与古代比较，几乎没有变化，没有一丝一毫的现代农业，中国农村处在破产边沿。根据立法院统计，在1931年，大米产量有4亿石，加上大麦、小麦的4亿5千万石，共有粮食8亿5千万石，那时总人口为4亿7千4百48万，每人必须消耗粮食2石5斗，所以每年必须生产粮食11万7千5百石以上，当时缺少粮食达3亿3千6百20万石。就是在正常的年月，中国农村人口有一半以上不得温饱。以上的数字都是国民政府的正式统计(注5)。而且在1930年，“长江氾滥，淮河运河次第溃决，华中十余省，顿成泽国，灾区计七万英里，灾民二千五百多万，淹毙十四万，农村损失共计二十亿圆。洪水横流，浩劫绝代，而日本乘我多灾多难之际，遂发动沈阳事变。”(注6)当时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就农村问题的严重性曾在1932年警告道：“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整个的乡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程度。这是中国的致命之伤。我敢大胆地说，就是中国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都被日本的飞机大炮毁成一片焦土了，祇要乡村经济不破坏，中国还祇受皮肤之伤。反过来说，倘若我们不从今日起，集中全国的力量来挽救乡村的经济，就是日本不来攻，我们的都市全要变成死城，而我们这个国家也就自然地亡了。”(注7)
处于最前线的东北的财政情况又如何?张学良在1930年12月3日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报告说：“吉林财政，年可盈余数十万，多则百余万圆，黑龙江每年亏空千余万圆，辽宁每年亏空二千余万，热河收入无几，其亏更甚。东北数省，其所发行的纸币，约七十余种，政府方面所发行者，亦达三十余种。辽宁方面，奉大洋五十圆合现洋一圆，奉小洋票须六十始合现洋一圆。吉林须九百几十吊，始合现洋一圆。黑龙江大洋本位与奉票同。哈尔滨用大洋。热河须一百三十多吊始合现洋一圆。因各种票价之不同，政府方面，去年损失达六千余万。又因出产不能运销各地，例如今年大豆丰收，豆价原为每担一圆二角，今年降落至八角，于是财政受到影响。益形不堪……”(注8)这些数字读起来过份枯燥，不继续摘录了。东北始终是张氏的独立王国，最为稳定，外人不曾进人，可是也如此糟糕。差不多在同时，国际联盟讨论中国问题时，就有他国的代表说中国不像是一个国家，引起中国知识份子的感慨。中国如何打杖呢?
工业主要是轻工业，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城市，打仗必须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薄弱到极点。在1936年论述中国工业发展的专文写道：“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国内共产党既加紧向中央政府进攻，国际形势，更无时不在帝国主义极度威胁之下讨非人非国家之生活，一切建设无由发展，工业建设不仅无成绩可言，且原有之脆弱基础，亦有土崩瓦解之势。”(注9，以上的几种数字都出自1936年出版的同一本书)
那时打仗要多少钱?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1932年8月写道：“据我所闻，目前北平所发的军费，每月是四百一十万。十九路军在上海作战的时候，一共三万人(八十八、八十七师除外)，中央每月发五十万。要拿这个数目做标准，则每月四百一十万，养十五万兵，已经很多。据军政部长何应钦最近的报告，中央剿共产党的军队，伕子不算，一共是六十万人，因为作战，每月要多用三百万。”(注10)全国大规模抗战，钱从哪里来?
不顾极为艰难的国家财政而要求立即对日作战，没有政治背景的青年人是出于激愤和不知情，政客就不同了。
以上三项都重要，但是以政治中心的建立最为重要。因为政治中心一旦建立，就可以建立军队的指挥中心，就可以改善和发展经济，准备战争。
中国政治中心的建立问题已经突出好几十年了。自明朝废除宰相制以后，宦官当政，空前地集权，权力就导致制度的腐朽，清朝初年黄宗羲的代表作《明儒学案》已经透露出明朝的专制问题。清朝的异族专制变本加厉，虽然康乾盛世时版图有扩大，但是专制加剧，后期连什么也不懂得的慈禧，竟然长期在位，这就是制度问题，政治就逐渐失去中心，十九世纪后期的动乱与此有关。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逆时代潮流而建立政治中心的企图失败了，祇有孙中山先生有可能建立这中心，但是他在事业出现希望的时候去世了。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群龙无首，蒋介石的德望和资历都不够，凭借他领导北伐成功的功绩和力量虽然取得政权，即使能服民心，却服不了“党心”和异端之心。因为他在国民党里的资历浅了，还成了异党异军一心想要打倒的对象。而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正是政治中心出现十分动摇的时刻，蒋介石被迫下台返回浙江故里。
但是，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恰恰是蒋介石的军人特点，才能适合统帅全局。那些逼迫他下野的人，又只好将他请了回来。他在1932年3月18日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参谋总长，国民党无论内外都没有人表示反对，中国政治的中心遂由蒋介石逐步建立起来了。
有了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才有可能进行全民的抗战。历史的经验正在此。
“攘外先安内”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仍然继续以武装推翻国民政府为其首要的方针。1988年由中共中央档案馆编辑，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和(9)是“九一八”以后不久的、非常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以下摘录几段来说明中共中央在当时的立场(不另加注释)。
1932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造成全中国的总崩溃，使全中国千百万大多数民众饥饿，死亡，使中国民族为帝国主义各国所压迫，侵略，使全中国民族蒙此奇耻大辱的罪人，当然是地主阶级国民党。”其时，甚至宋庆龄等所谓国民党左派，那时都被划入了“反革命派别”。因此，中共所指出的出路是：“祇能全中国的民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坚决的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民众的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我们才有出路。”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中共的“中国苏维埃政权”呼吁：“民众的苏维埃政府，公开宣称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是我们的同盟者。”虽然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共仍然把国民政府当做首先要打倒的对象。
“一二八”抗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次与世界强国打成了平手，震动了日本。此后，国内外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抵抗都一致肯定。中共中央却为此发表了第二次宣言，号召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在国难当头之时，“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全上海的工友及一切劳苦群众，起来，举行总罢工来反对帝国主义，组织义勇军纠察队，夺取武装来武装自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工农兵的代表会议的政权!”
因此，中共中央对于各个根据地的红军发出了不断攻击的命令：“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有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接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的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西北、鄂东、鄂豫边、湘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斗争，领导一切群众的部份的日常的经济的斗争，领导反帝斗争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弱小的红军，不断地对抗日大后方发动进攻。曾经任中共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早在1930年7月，彭德怀统率的红三军团就第一次攻打长沙，成功了，后来第二次就失败了。
中共甚至在1934年派出由红七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有六千多人，其任务竟然是威胁抗战首都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但是那时候的“抗日先遣队”，怎么能够公开做这种破坏抗战的举动呢?中共中央就是在临行时，竟然也没有宣布作战的目的，哪怕作为参谋长的他也不知道。在差不多四十年后，粟裕当面问总司令朱德，才知道这个“抗日先遣队”的真正战略目的。对此，后来粟裕曾说道：“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印刷了……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及时支援皖南群众的斗争，中央限令七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后，立即出动。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注11)在第三国际在1935年因为苏联安全的需要，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前，中共的一切都祇是推翻国民政府，与日本军队夹击中国军队，如今出版的许许多多的中共中央文件都可以作证。
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又面对中共在国难当头之时要继续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叛乱叛国行径，却必须艰难地在夹攻中寻求国家生存和抗日致胜之道。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由来。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当局当然明了国家的内部情况，明了中日国家力量的悬殊对比，明了第三国际中共支部的基本方针。如果对内没有求得安宁，完全对外抵抗，最好的结果，也祇能够是接受日本极为苛刻的条件，让中华民族陷于深渊之中。另外的结果，是日本和中华民国两败俱亡，而苏联和中共得利。后来西安事变发生，被迫停止攘外先安内的方针，出现的便是第二种结果。
在中国东北的两个主要竞争国是日本和苏联，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以来一直如此。所以那时候苏联的策略，就是挑拨加剧中日的矛盾，以便从中得利。以苏联为依靠的中国共产党，正好利用一般的反日情绪，鼓动立即抗战，来达到乘机扩张和捍卫苏联的目的。而狂热的日本军阀却不了解这一点。蒋介石等政治家对此却非常清楚，所以在决策时充满疑虑，被迫应战。何况国家的种种内部情况也不允许立即抵抗，祗好对日本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忍辱负重方针。但是日本的少壮军人把日本国内有远见的政治家或者逼退，或者暗杀，使得中日之间的关系仍然一天天紧张。所以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写作《敌乎?友乎?》一文时，就以起码的常识和客观的理性精神对日本发出了最后的忠告。文章指出，日本无论对美国或者对俄国开战，与中国同时作战都是战略上的失败;而对中国全面开战，除非占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一段指出战争可能给双方带来同时毁灭的惨重结果：“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关系上，无论那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以廓清障碍谋及久远的和平。”(注12)后来战争的结局证明了蒋介石所说的“双方毁灭”的远见，即是日本挨原子弹，中华民国丢失大陆。
关于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有几次重要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