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当他跟阿克顿一起玩了场极限飞盘后，库姆极不情愿地承认，他可能应该放弃WhatsApp去找份工作。阿克顿阻止了他。“要这时候放弃，你就是个白痴，”他说道，“再坚持几个月看看。”
苹果在2009年6月启用推送通知功能帮了大忙，这能让开发者提醒那些没在使用其应用的用户。扬对WhatsApp进行升级，于是每当你更改了自己的状态，例如“我在健身，不能通话”，它都会向朋友圈里的每个人发送提示信息。菲什曼的俄裔朋友们开始用它来设置有趣的订制状态然后相互通知，比如“我起晚了”或者“我在路上了”。
“有时候它变成了一种即时聊天工具，”菲什曼说，“我们开始用它来相互打招呼，然后就会有人回复。”住在圣克拉拉的扬用他的苹果电脑观察着这种状态的变化，并意识到他无意之中创造了一种信息服务。“在以前，如果谁能用一部始终随身携带的设备，与远在世界另一头的谁进行即时联络，曾是非常牛的事情。”库姆说道。
当时全世界有且只有另外一种免费的短消息服务，那就是黑莓的BBM，但是它只能在黑莓手机上使用。另外也还有谷歌的G-Talk和Skype，不过 WhatsApp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登录账号就是你的手机号码。于是库姆发布了WhatsApp的2.0版本，添加了聊天功能，然后活跃用户顿时猛增到25万。他找到当时还赋闲在家的阿克顿，向他提出了自己另一个当时绝无仅有的创业构想。
两人坐在阿克顿厨房的餐桌旁，开始用WhatsApp相互发送信息。当时WhatsApp已经启用它那著名的双钩标识模式，用它来显示对方手机已经接收信息。阿克顿意识到，WhatsApp的短信体验可以做得更丰富、更有效——当时用所谓的“彩信”服务向别人手机发送照片或者媒体文件经常会遇到问题。“互联网全部的开源财富都可以供你调遣。”他说道。
曾有段时间，他和库姆把红岩咖啡馆当成了户外办公地，这是位于山景城加利福尼亚街与布莱恩特街路口处的一家创业咖啡馆。时至今日，这家咖啡馆的二楼还满是把笔记本电脑搁在歪歪斜斜的桌子上，安安静静地写代码的人。阿克顿和库姆就常在二楼出没，阿克顿做各种笔记，库姆则埋头敲字。到了10月份，阿克顿从五位前雅虎同事那弄来了25万美元种子投资。作为交换，这些人获得创始人身份，并分得股份。同年11月1日，阿克顿正式加入WhatsApp。（直到卖掉公司前，这两位创始人仍总共持有超过60%的股份，在科技初创公司中算是多的。据信，库姆持有的股份要多一些，因为是他在阿克顿加入的九个月前实施了最初的创业设想。据说几位早期员工拥有接近1%的股份，相对而言也算相当多了。库姆拒绝对此事置评。）
两位搭档收到iPhone用户铺天盖地的来信，很希望WhatsApp能够发展成一项国际性的免费信息服务，并说他们用诺基亚和黑莓手机的朋友们想死了 WhatsApp。在考虑开发安卓版后，库姆又聘请住在洛杉矶的老朋友克里斯·佩佛（Chris Peiffer）来制作黑莓版的WhatsApp。“我曾经质疑过，”佩佛回忆说，“大家不是有短信可以用么？对不对？”库姆解释说，在不同国家，短信实际上是要被计量收费的。“它已经没戏了，”库姆说道，“就像从70年代苟活至今的传真机一样，短信是一项将死的技术，沦为电信运营商榨钱的机器。”当佩佛看到令人瞠目的用户增长形势，于是决定加入。
通过他们在雅虎的关系，他们获悉一家初创企业正在转租伊芙琳大街旁一座改造仓库里的办公空间。这座建筑的另一外一半全都被Evernote公司占用，并且最后把库姆他们赶了出来，租下了整栋楼。当时的他们，取暖是靠裹毛毯，办公是用廉价的宜家桌子。那时的WhatsApp都没钱弄块自己的招牌。“那时候他们给我指路说，‘先找到那栋Evernote楼，绕到楼后面，有一扇没标志的门，就是那。’”作为WhatsApp第一批黑莓工程师之一的迈克尔·多诺霍（Michael Donohue）如此回忆着他到公司第一次面试的情形。
由于库姆和阿克顿在起步的头几年都不拿薪水，所以公司早期最大的开销是向用户发送验证短信。库姆和阿克顿当时是通过Click-A-Tell这类短信代理商，其收费之贵与抢钱无异。美国境内的每条短信收费2美分，但是发到中东的话，每条要收65美分。目前短信验证每个月还要花掉该公司大约50万美元。这块的成本在当时虽然没有那么高，但还是足以吸干库姆银行账户里的每一个铜板。幸运的是，WhatsApp逐渐获得了一些收入，到2010年初时，大约每个月有5,000美元进账，足够支付当时的各项成本。创始人有时候会把这款应用从“免费”改成“付费”，目的是为了不让业务增长过快！2009年12月，iPhone平台的WhatsApp进行升级，可以发送照片。令他们震惊的是，在下载收费1美元的情况下，用户增长速度竟然还在加快。“你知道吗，我觉得咱们其实可以一直保持收费状态。”阿克顿对库姆说道。
到2011年初，WhatsApp一度闯入美国应用商店的全类型排名前20强。在一场点心餐会上，公司里有人问库姆，为什么不请媒体来宣传宣传这件事。“营销和上新闻会激起尘埃，”库姆回答说，“而那会眯了你的眼，这样的话你就没法专注于产品了。”
风险投资者们不需要媒体告诉他们WhatsApp有多么火。库姆和阿克顿曾赶跑了所有前来洽谈的风投。在阿克顿看来，只有公司撑不下去了才会引入风险投资。但红杉资本的吉姆·戈茨（Jim Goetz）靠着锲而不舍的精神，用了八个月时间不断沟通，终于让两位创始人点头答应。戈茨曾经接触过十几家聊天软件公司，例如Pinger、Tango和Baluga，但WhatsApp显而易见是其中佼佼者。而让戈茨没想到的是，这家公司竟然已经在挣钱纳税了。“在我的风险投资生涯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他说道。最终，他在红岩咖啡馆找到库姆和阿克顿，并接受他俩机关枪式的拷问，还承诺不会强迫他们接受广告模式，而是扮演战略顾问的角色。最后他们同意接受红杉资本的800万美元，而在那之前他们只得到过那笔25万美元的种子资金。
两年后的2013年2月，WhatsApp的用户基础扩张到大约2亿活跃用户，员工达到50人。这时候阿克顿和库姆才觉得该筹点钱了。“这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阿克顿说起他母亲以前经营货到付款快递生意时，就经常因为没有现款付工人工资而失眠。“不会有人想处在付不出工资的境地。”于是他们决定进行第二轮融资，而且是秘密进行。红杉资本愿意再拿出5,000万美元，相当于对WhatsApp估值15亿美元。当时，阿克顿将WhatsApp的银行账户页面做了个截屏，然后把图片发给戈茨。上面显示公司账上有825.7万美元，超过了这些年来获得的所有投资。
现在WhatsApp的钱袋子已经比那时候更加充实，于是阿克顿找到一位本地办公物业的业主，有意租下街角处一栋新的三层建筑。这位业主不知道 WhatsApp，但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好说话。这栋新楼目前还在建设中，今年夏季竣工后WhatsApp将搬进去，扩大成一家上百号人的公司。
2014年2月初的一天，库姆开着他那辆保时捷从新楼旁驶过，赶着去上他的拳击课。他经常“逃课”，而且这次也迟到了。他会不会终于愿意在新楼上装个“WhatsApp”的招牌？“我找不出要弄块招牌的理由。那是自我膨胀的表现，”他带着嘲笑的口吻说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哪办公。”过了一会，他在圣何塞一栋普通的街边建筑旁停下，拿起运动包，走进一间灯光昏暗的健身房。一位小身材、嚼着口香糖的私人教练正站在一个轰鸣着说唱乐的大音箱旁等着他。“他喜欢卡内（Kanye，注：美国说唱歌手）的歌。”这位教练笑着说道。他高举着一对训练手靶，等着库姆挥拳——虽然出拳不快，但却力量十足。库姆每隔几分钟会坐下来歇一歇，取下手套，查阅阿克顿发来的工作信息。说到库姆打拳的风格，教练说他很专心。他不想像其他学生那样去学跆拳道，就喜欢用拳头。可以说，某个想要尽可能“直来直去”的信息服务也是如此。
没错，库姆说道。穿好鞋袜的他一脸通红。“我想要专心做一件事情，并且把它做好。”
译李其奇校徐笑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