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吾尔族的名称和新疆乱局
维吾尔族在新疆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以所居绿洲为各自身份和认定的，历史资料上只能看到缠头(Turban)，突厥(Turk)，回部之类的描述，这主要是一个定居绿洲的农耕民族，从来都不同程度地附属于骁勇的游牧民族。到了1930年代，因为中国内忧外患，国民政府对新疆鞭长莫及，盛世才(1895～1970)为了借助苏联平定新疆内乱，不得已搞出联苏那一套，并且在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照苏联中亚的民族标准划出了维吾尔等民族，宣称新疆要学苏联搞“民族平等”。
苏联宣传民族平等是为了消灭民族，最后进入“共产主义”，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欺骗和空话，事实上，苏联的蓄意划分民族是为了制造民族对立，便于斯拉夫白种俄罗斯人分而治之，最后达到消灭中亚民族自我意识的目的。然而，从此新疆反倒出现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统一的“维吾尔”族，即使如此，盛世才把伊犁的塔兰其(Taranchis)单独立为一个民族。“塔兰其”意为“农夫”，原为南疆缠头，为准噶尔部在18世纪征服新疆以后所造成;因为准噶尔在打败哈萨克后设伊犁为总帐，随把南疆的成千上万的缠头抓到伊犁种田纳粮，这是缠头跑到北疆的开始。而中共在1949年取得内战胜利以后，不但继承了盛世才那套，还把“塔兰其”重新归入一个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统一的“维吾尔族”。这样，维吾尔当时就变成了一个在新疆的多数民族，约70%，250万人，最后导致1955年把新疆省(1884年建省)改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历史上维吾尔打不过哈萨克，哈萨克打不过准噶尔，而准噶尔在18世纪后期被乾隆彻底摧毁，现在只留下地理名称“准噶尔盆地”为后人凭吊。维乱今天膜拜的第一共和、第二共和分别是1933年在喀什建立的为期86天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及1944年在伊犁和塔城成立的短命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那么，为什么维吾尔到了20世纪上半叶突然在新疆折腾起来了，这是维吾尔人有能耐的标志吗?他们能够沿着这条路走向实现独立建国的梦想吗?
新疆20世纪上半叶的混乱是中国大陆混乱的一个缩影，一方面，1911年民国的建立并没有能够随之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去集全国力量来实现迫不及待的工业化和相关的国家建设，反而引发了进一步的政治混乱，军阀混战和割据，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整个国家的衰弱无助;另方面，强邻环绕，北有苏俄帝国，南有大英帝国占据的印度以及法属印度支那，东有企图亡华的日本。从1931年日本在东北发动9·18事变后，中日战争继续了14年。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接着又是国共内战，直到1949年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内战对于国人来说其实没有胜者，国家的元气大伤，对于认同中国的人来说，这是无可奈何的兄弟鬩于墙的悲剧。但是对于维吾尔乱民来说，汉人的自相残杀是他们额手庆幸的好事。这是他们起事的机会。维乱不止一次地把自身的命运全部压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上，这是他们致命的软肋，因为外部势力永远有自己的打算，维乱同外部势力的暂时勾结受到外部势力自身利益转移的根本制约。没有一个个人能够把宝压到别人身上，更没有一个独立的民族能够把自身的命运压到别的国家的身上。
二、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始终
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建立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新疆一系列事件发展的结果，以下简称“第一东土”，其中有着国内外的多种因素，包括20世纪初期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影响。这些事件曾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进行，并且伴随着一个个野心家的充分表演，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一场场血雨腥风又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而对于新疆的普通人民则是不折不扣的悲剧，特别是当时处于孤立无助的汉人。
杨增新(1864～1928)在清朝结束和民国开始的1911年到1928年之间，曾经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外抵制强敌，内保持各民族之间的均衡，维持了新疆的平定局面达17年之久。但是，这种勉强维持的平定只是假象，因为新疆乃至中国并没有实力来支撑这种平定。与此同时，北方强邻苏联在这个时段里完成了国家体制的更改，保持了帝国的强大和扩张的惯性，继续对新疆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同期的中国本土，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当时新疆同中国大陆的交通联系非常不便，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和航路;而苏联同新疆的交通联系既有公路又有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亚铁路，以后又有了航路。1927年北伐的开始和局部的成功，影响到北京政权和北方的政局。在这种情况下，有进步思想的樊耀南于1928年刺杀了杨增新，企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夺取新疆政权，改革新疆政治，结果被杨的部下金树仁反政变而枪杀，新疆政权落到了金的手里。现在来看，这幕变局不能仅仅怪罪于个人，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系列事件的开始，这是历史的一种命定，历史是不承认假设的。新疆进一步的混乱当时是否可以推迟或避免现在只是一种历史的假设，而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由于金树仁的眼见和能力远不如杨增新，这种混乱被提前和加速了。不管杨增新有多少缺点，他起过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稳定新疆政局的巨大作用，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值得后人永远缅怀和纪念。
1931年的哈密事变是新疆从混乱到大乱的导火线，金树仁趁哈密老回王之死企图改土归流，结果触发了哈密暴乱，以致维乱同回乱的相勾结。老回王的侍卫长尧乐博斯由于抵挡不住省军而寻求甘肃军阀马仲英的支持，导致了回族军阀进入新疆乱局。此后，新疆乱局分为北疆和南疆两个部分，北疆以迪化为中心，南疆以喀什为中心。北疆的权力格斗者的主角是取金树仁而代之的盛世才，南疆的权力格斗者主要是维族的各个派系，还有少数回族。盛在取得苏联的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击败了马仲英，马率残部退往南疆，结果歪打正着，同维乱产生冲突并一举终结了“第一东土”，因为马仲英当时还打着国民军36师的番号。
当时，南疆的维乱有几派，“第一东土”分裂政权的出台，是维乱头脑发昏的集中表现，沙比提大毛拉是主要的策划者，自任总理;和加尼牙孜被委为总统，并未到任;还有穆罕默德·伊敏等。在外交上，“第一东土”亲英反苏，联德联日，并派人出使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国，寻求这些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在内政上，“第一东土”要杀汉灭回，建立突厥人的国家，实现伊斯兰法的统治。沙比提大毛拉等维乱分裂人物在喀什英国领事馆进进出出，自以为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作为一个老奸巨猾的国家，英国对于维乱口惠而实不至。因为英国当时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基于不承认日本的扩张和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同南京保持联系，所以不可能以承认“第一东土”而得罪国民政府。“第一东土”的产生对苏联中亚地区无疑有着重要的负面影响，而它同日本的联系则犯了苏联的大忌，苏联最怕新疆成为第二满洲国，这样，一旦有事，西伯利亚铁路将会被日本拦腰截断，而巴库的油田将直接处于日本轰炸机的航程范围，这是苏联地缘政治的噩梦，所以，苏联绝不会容忍反苏的“第一东土”的存在，盛世才的联苏政策则加强了苏联干预的决心并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
内政上，“第一东土”宣言中声称：“东干回比汉人更为吾人之仇敌，吾人今虽脱离汉人之压迫，但尤未脱离东干;吾人并未如何怕汉人，但不能不怕东干，故吾人对于东干须小心防备，要激烈对付，绝不能客气。因为东干回逼迫吾人不得不如此也。黄汉人与东土耳其斯坦本毫无关系，黑东干亦无多大关系，东土耳其斯坦者，乃东土耳其斯坦人之东土耳其斯坦，无须外人来作吾之父母……。吾人此后不用外人之语言与名称，外人之风俗、习惯、性情、文字等均须打到，并将外人永远驱逐出境。……打到黄黑色之野蛮!东土耳其斯坦万岁!……”[注1]这里的“黑色”可能指东干以黑色作为他们的回教标志。
东干(Dongan)是一个历史称呼，疑为“东部甘肃”的简称，指汉回。在清代历史上，西部回乱同新疆维乱的相互勾结是大乱的重要标志，所以有三十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之说。1865年的阿古柏分裂政权的产生，直接引发于1864年西部回乱，东干叛乱的头子白焰虎从甘肃闹到青海闹到新疆，一路败退，最后在阿古柏失败后逃入俄国境内，是回乱的恶劣典型。与此同时，一些东干的领袖明智地意识到回汉冲突是没有出路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回族的灭绝，回族的出路是在中国之内，而不是中国之外，所以他们接受了左宗棠的招安，部分成为民国时候青海马家军的前身。曾任国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马福祥(1876-1932)说过：“我党(国民党)把弱小的发展和抵抗强暴作为唯一和最紧迫的任务。这对非我族类者尤其真实。现在蒙古和西藏民族紧密地同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彼此有着深情厚谊;我们共同的存在和共同的荣誉长达千年之久……蒙古和西藏的生死就是中国的生死。中国绝不会导致蒙古和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离出去，而蒙古和西藏也绝不能脱离中国而独立。此时此刻，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而只有中国会真诚地发展蒙古和西藏。”[注2]
在这种背景下，当1933年“第一东土”开张的时候，维乱并没有能够得到东干的支持，而且，由于维乱对于东干的仇视，两者的矛盾变成了生死攸关的斗争。维乱占据了喀什的回城，当时的喀什行政长官马振武退守汉城，被围困数月。维乱在始终未能攻占喀什汉城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第一东土”的成立，搞了成立大会，以及游行、宣言、国旗、国歌那一套;又靠喀什瑞典教会的印刷厂(只此一家)印发了新的纸币，导致当地的物价马上翻倍。
正当维乱在喀什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马仲英在退往南疆的过程中，最后汇合了固守喀什汉城的马振武，一举击溃了“第一东土”的乌合之众，又乘胜追击，杀戮甚多，结下了维乱同回民的不解之仇。据1934年2月6日路透社新德里报道，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又飘扬在喀什回城的城头，这个历史上短命的“第一东土”刚开张就一命呜呼了。其策划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要么如穆罕默德·伊敏逃亡外国，要么如沙比提大毛拉等死于盛世才的手下。美国学者米勒德(James.A. Millward)指出：“南京当然否定ETR(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英文缩写——译注)的合法性，继续承认马仲英，马占仓和其他中国穆斯林，以及盛世才作为其在新疆的官方代表，尽管事实上南京对这些人并无真正的控制，这些人无论如何都在忙于相互格斗并蹂躏新疆省的人民。(当然，回顾起来，甚至在缺乏任何真正影响或者财政投资的情况下，无论好歹都对抗式地坚持新疆拥有权的这种政策，对中共政府证明是成功的。)”[注3]
三、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产生和变化
“第一东土”局促于南疆，为时甚短，又是乌合之众，但它开了一个缠头分裂活动的头。所以，1944年在伊犁和塔城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第二东土”也蓄意选择“第一东土”建立的11月12日作为开张的吉日，以表示它们之间的连续性。相比之下，“第二东土”的时间长，1年8个月，从1944年11月12日到1946年6月23日，之后方改组为新疆省伊犁专区参议会;占据的领土大，包括同苏联毗连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所以“第二东土”后又称为“三区政府”，约为新疆面积的1/5;并组建了自己的军队。
“第二东土”搞到这种程度，同国内外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国外是苏联直接的支持和介入，国内则是国共两党的内斗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谈论国共两党的责任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盛世才的所作所为，盛同苏联的勾结和利用，铺垫了中共同苏联的勾结和利用，引发了国民政府的无奈和屈服。这不但是现代中国在国际上作为弱国的悲哀，而且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政治丑剧。现在，有可能从民族大义出发来对国共两党的责任加以尽可能客观的评说，换言之，即要超越一党之私的立场。无庸讳言，这里的民族大义是指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以及认同这点的所有其他人——不一定是汉人，反之，不包括否认民族大义这一点的人，即使他是汉人。
盛世才在新疆的执政大致从1933年到1944年，他的功过是不容易评说的。应该说从民族大义的角度讲，他对“保持新疆永远为中国版图”——这是他的六大政策之一——是有功的。蒋介石对盛的评价是中肯的，即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中国保全了新疆，蒋对盛本人最后在台湾的保全也是适当的。
原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邓发这段评论是不公正的，用到邓发本人头上正好，他出身于广东海员，系流氓工人，没有受过教育，以中共特工起家，确实是个狼种猪。盛世才出身于辽宁的一个农耕之家，身为长子，下有众多弟妹，从小表现出好学上进，是个有志青年，但他家庭经济不逮，只有在亲友的资助下，才能赴上海就学。1915年盛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当时并无用武之地，所以他又赴日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归国后弃文从武，入广东韶关讲武堂，后回东北任奉军排、连等军职，深得郭松龄信任，经郭推荐，1923年盛被张作霖派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反奉兵变失败后断绝公费，幸得蒋介石等资助才完成学业，1927年归国后任上校参谋，某科科长等闲职，1930年随鲁效祖入疆，始一展宏图。所以盛世才的出身并不是什么野心军阀，他的思想也不是土皇帝，这些后来评说都同新疆和中国的现实政治有关，不能单纯地归结到盛的个人品质上。要么我为鱼肉，人为刀俎;要么人为鱼肉，我为刀俎，新疆的现实政治不允许妇人之仁。
1933年4·12政变后盛世才取金树仁而代之，当时新疆人各为营，几乎分崩离析，南京关山万里，鞭长莫及。盛要枪没枪，要兵没兵，他的关键一招是利用苏联的怀疑心态及其利益至上，如果新疆对苏友好，第一，苏联同新疆接壤几千公里，无需设防;第二，新疆同中国大陆交通不便，新疆资源可廉价供给苏联;第三，新疆是缺乏工业的地区，是苏联商品的重要市场。反之，第一，苏联同新疆的边界需处处设防;第二，新疆的原料苏联无望;第三，苏联商品失去重要的市场。这里还没有涉及宗教民族的影响和地缘政治的冲突等现实因素的考量。所以，盛世才同苏联一拍即合，苏联对盛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援助乃至直接出兵(打着当初在疆的白俄“归化军”的旗号)。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联的肉岂是好吃的?苏联企图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地控制新疆，把盛世才当成一个傀儡，甚至直接把红八团(实际上有师的编制，配备飞机、大炮等装备)开扎在哈密，扼住了新疆通往大陆的唯一大门。
如果说混世魔王斯大林曾经在一生中上过什么人的当的话，盛就是为数不多的那几个让斯大林上当的人之一。1938年8月盛秘密赴苏，同斯大林会面，通过充分的表演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加入联共。1940年11月26日，盛背着国民政府，秘密同苏联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界条约》。中共随即在新疆设立代表处，俨然成为国中之国，扮演了里通外国的可耻角色。可是盛世才岂是一个甘当傀儡的人，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估计苏联无暇东顾，又同国民党方面联系并寻求支持，1942年9月他逮捕了毛泽民、陈潭秋等共产党人，同苏联翻脸;1942年10月5日盛要求苏联除外交人员外，撤离所有其他人员。苏联在无奈之中虽然撤退了红八团，却把武器装备全部留在中国境内，以后成为“第二东土”起事的装备。1943年盛世才参加了国民党，服从中央，盛的转变沉重打击了苏联在新疆的势力，苏联的反击自然是指日可待的。然而盛并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是立足新疆的一个现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顾不了这么多，也不可能顾这么多。
随着苏德战争苏联的节节取胜，苏联对盛世才的报复日益逼近。与1933年对“第一东土”的态度相反，苏联对于1944年的“第二东土”采取了直接掌握和全力支持的政策，并把盛的离任作为改善苏中关系的前提，盛于1944年11月悄然离任赴重庆，与此同时，“第二东土”于11月12日公然开张。不难理解苏联的疯狂和动机，第一，苏联要报复盛世才这笔出尔反尔的老账;第二，苏联要独家控制新疆的资源，不容美国染指，取得地缘政治的独霸。并把英俄两大帝国19世纪以来在中亚的扩张和相斗，历史上被英国作家吉卜林称之为“大狩猎”(the Big Game/the Great Game)划下一个完美的句号，因为大英帝国此时已经摇摇欲坠，在印度(包括巴基斯坦等)搞不下去了，失去了参与“大狩猎”的资格和欲望。第三，苏联要把新疆的混乱作为一个筹码，必要时以此交换，逼国民政府就范，承认外蒙傀儡的独立，并在外蒙驻军，取得直接威胁中国京冀重地的战略优势。
1944年建立的“伊宁解放组织”由苏联侨民阿巴索夫领导，苏联军官阿列克德洛夫组织，以后，“第二东土”的重要头子几乎都来自苏联中亚诸国，冒充中国新疆各族。俄国学者B·巴尔明认为：“苏联领导不仅在组识起义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物资、军事技术和指令方面也给予了起义者帮助。三区起义运动的胜利，在很多方面是由苏联积极全面的援助决定的。”1945年6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一项特别决议：为了巩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向新疆派遣500名红军军官及2,000名军士和列兵。同时，大批武器包括大炮、弹药、运输汽车及军事通讯指挥设备和各类消耗物资源源进入新疆。在一些具有决定性的战斗中都有苏联军人直接指挥红军直接参与。苏联还对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1946年度财政预算中拨入了用于在新疆采取军事措施的500万卢布。(《1941～1949年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巴尔瑙尔，1999年版，第65页等)[注5]甚至精细到给“第二东土”军队配发的制服和大衣上的纽扣都打上俄文“BTP”,即俄文“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速写。
面对苏联疯狂的进攻，国民政府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因为国府知道，这并不是同“第二东土”，而是同苏联的较量，对此只能采取外交交涉。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了雅尔塔会议，背着中国作出了损害中国利益的决定。苏联提出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维持外蒙“独立”的现状，美英予以支持。在苏美英三国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退让，但作为交换，国民政府的决议认为：前提条件之一是苏联政府保证中国对新疆的领土和行政主权，并对“新疆变乱”不再作任何支援。
1945年7月9日，中方正式向苏方提出：苏联政府如能在帮助中国平定“新疆变乱”等问题上作出承诺，中国可在外蒙问题上让步。斯大林当即表示，无论延安、新疆均须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可以根据中共政府的要求发表声明，并答应中方关于制止从苏联向新疆“偷运”武器的要求。
此时，“第二东土”已降为苏联的一个交换筹码，按照(俄)尤·米·加列诺维奇的观点，在允许外蒙独立的同时，两国“顺便解决了新疆问题而且确认新疆是中国的领土，从而斯大林停止了支持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存在。”(《两大元帅：斯大林与蒋介石》中译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同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在条约附件中声明：“关于新疆最近之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注6]
随后，“第二东土”就像一块用过的抹布那样被苏联丢弃了。1946年4月，经苏联调停，国府新疆当局代表张治中同“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条款》，“第二东土”自动解散。滑稽的是，1946年6月7日，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将原“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萨比尔霍加耶夫召回苏联，此人不知何方神圣，作为“第二东土”的最重要最活跃的唯一的元帅，最后不知去向。据美国米勒德说此人(Ali Khan Tore)是苏联乌兹别克人。此时离全面内战已经不远了，等待的将是国府兵败台湾。最后，虽然国府在新疆还有陶峙岳的10万大军，但已成进退无据的瓮中之鳖。随着中共进军新疆，陶峙岳审世度事，不再作无意义的抵抗，新疆问题得到了和平解决。
现在来看，中共那套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民族剥削、民族压迫的理论已经彻底破产。新疆维乱根本不是中共的传统说教可以解释的，对所谓的“三区革命”只会越描越黑，越分越乱，应该对“三区革命”坚决否定。在中共于大陆执政已经60多年的今天，为什么维乱的势头越演越烈?这难道还不证明中共必须改弦易辙吗!中共须彻底检讨过去的政策，不要文过饰非。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不要再重蹈覆辙。
注解：
1、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册，P3393，台湾兰溪出版社，民国69年。
2、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P167.
3、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Hurst& Company, London2007, P206.
4、同[注1]，P3649。
5、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转引自P195，197。
6、同[注5]，P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