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死的当天夜里，刘进和宋彬彬去找北京市委汇报此事。在第二天北京市委的《每日快报》中记载了她们汇报的内容：“8月5日下午，高一三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组织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伤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
高一（3）班是个很普通的班。它并不是一个处于学校权力核心的班级，没有任何一人进入刘进担任主席的“学生代表会”。可就是这样一个班级，那一天却成为暴行的发动机。
“分崩离析”，原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如此形容这个班的同学关系。她也是这个班的学生，“八五”那天没在学校。第二天她回来，发现班里的气氛出奇地冷漠。
杨团在女附中就读6年，换过两次班级，感情很深。多年来，她参加过多次返校日一类的校友活动。别的班级来的人都很多，唯独高一（3）班从来见不到几个人。毕业之后，这个班级没有办过任何方式的校友聚会活动。大家就此各奔东西。
一个相关数据是：在实验中学的校友录网页上，高一（3）班56人，只有包括杨团在内的5个人登录过班级校友录。而刘进宋彬彬所在的高三（3）班42人全部登录过。
“八五”当天，一起遭受殴打的还有副校长胡志涛等另外四位校领导。胡志涛称之为“群众运动的偏差”。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胡志涛的女儿受邀到场。她在接受刘进访谈时回忆：自己多次问过母亲，为什么不要求追究那些学生的责任？母亲回答：学生们毕竟还是孩子。“文革”这么大的事，组织上要负责任。
胡志涛的儿子回忆，1980年代初期，追查文革“三种人”时，公安局曾经找到胡志涛调查。胡志涛问：你们能保证追究到我说的每一个人吗？如果不能保证，我就不说。
“他对我说，实际上公安局已经锁定了具体人。但他母亲担心如果追究起来会有替罪羊顶罪。”2005年与刘自立一起调查“八五”的徐晓对南周记者回忆。她当时对此话的理解是，“文革”以后，有些学生的父亲已经身居高位了。这时候，如果追究责任，就很容易抓两个平民出身的子弟当替罪羊。
“我总说：女附中最大的失败，就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打死校长的那些人是谁。”王冀豫评论。他妻子也毕业于女中。一提到卞仲耘，他就变得激愤起来。
胡志涛的儿子悲愤地问王冀豫：为什么我妈妈到死都不说出那些打她的学生是谁？他说：“因为你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谁有权力公布凶手的姓名？这是一个纠结的问题。
“你不是公权力，仅仅是一次民间调查，可信度有多大？”李红云从她本人的专业角度评价，“更何况，你的调查能做到公正客观吗？这应该是司法机关来调查的事。刘进作为当事人，都应该回避调查。可她却成了调查的发起者。”
“参与打死校长的到底是哪些人？现在事实其实是基本清楚的。何况当时并不是只有个别人在现场，但谁都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历史学者米鹤都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第一可能是怕得罪人；第二主要当事人当年尚未成年，公布是否合适，史学研究中没有定论；第三，谁有权利来公布这个名单？是不是要等这些人自己站出来？女附中的调查团队意见也不统一。”
于是，那些动手施暴的少女们，只能以匿名的形象，在女附中的校友们中间口口相传。
一个动手殴打校长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像《苦菜花》里的赵星梅；几年后她也成了批斗对象，精神崩溃，疯了。另一个人的知名度更高，因为她的腿有残疾，“文革”前就是女附中“身残志坚”的典型。很多人都认识她，也记得她在“八五”那天去木工房取殴打卞仲耘的棍子，拿着棍子一拐一拐跑出来的模样。
一个女孩按着卞仲耘的头，逼她喝涮拖布的脏水。后来校友们为卞仲耘塑像时，她也捐了款。一个参与殴打的女孩是一位副部长的女儿，她母亲在“文革”中自杀。她还写大字报批判母亲“畏罪自杀”。几十年后她从美国回来参加同学会，提到母亲，泪流满面。但一提到“八五”就变得特别无辜：我打过校领导？你看，我这样的人能干出那种事吗？
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在那一天
印红标对“八五”最初的记忆是：那天，他正在一家剧场里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出来发现自行车的车胎被晒爆了。
“那天特别热，也就一个小时。”他想不到，日后自己会当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国内知名的“文革”研究者。对“八五”和“八一八”，他是原始数据的发掘者。
1993年，他在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一叠档案，被放在禁止浏览的“文革”档案之外，心头狂喜，摘抄了一个星期。目前海内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个数据：1966年8、9两个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数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1772人绝大多数在农村。卞仲耘那样的教育工作者是极少数。“八五”当天被打死的除了她，还有北京市工业学校的一位会计。大规模杀人是8月19日之后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要这些“黑五类”交出“变天账、电台、武器”时，产生的群殴杀人行为。《人民日报》等媒体起了巨大的号召和鼓励作用。
另一些数字表明了杀戮的发展过程。“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后，并未马上出现暴力杀人的高峰期。从8月26日，死亡人数开始快速攀升，由每天十几人上升至六十余人。8月28日，海淀区一天打死和自杀68人，朝阳区的数字是近70人。从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有组织地杀死“五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公安系统会议上公开讲：“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直到9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发文、派人制止，死亡人数才有所下降。
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
榄杆市位于北京市崇文区。那一天，这条街上一个名叫李文波的老人用刀砍伤了殴打、侮辱他和老伴的女红卫兵，当即被活活打死。此事被看做“阶级报复”，引发了大规模的杀人行为。红卫兵称之为“榄杆市前洒碧血”。
1990年代，印红标访问了这一事件中的当事人——当年被砍伤的女红卫兵，以及把她送往医院的当地一个老太太。她吞吞吐吐的，仅仅承认有此事。“我们只是拿棍子捅捅他们……”因为她被砍伤，那一条街的“黑五类”基本都被杀光。这一辈子，她内心的黑暗与负担可想而知。
“八五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比前一个加深一步。”印红标分析：那天晚间，卞仲耘被送到医院急救，医院一看是“黑帮”，迟迟不予抢救。如果抢救及时，或许还有希望。这样的“如果”很多：如果刘进、宋彬彬能坚决制止揪斗时的殴打，如果工作组6月份召开批斗会时能控制好场面，不出现“偏差”；如果……“她都不会死”。
“批斗会跟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实际可以追溯到民间的宗族私刑。”杨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少女们的暴力基因，与她们受到的教育也有直接关系。
到1960年代中期，从学校教育，到社会风气，提倡的都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般残酷无情”。
甚至被殴打、被侮辱、被杀死的教育工作者们，本身也是这种教育的一部分。卞仲耘常对学生们使用的称呼是“你们是直接接班人”。在罗治1966年5月12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她在全校做的《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卞校长指出，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关系着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们党当前第一大事，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场斗争是看每个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试金石。她还对运动的要求、方法和学习文件做了具体说明。”
像罗治的笔记这样，保存几十年的历史档案是极少数，大部分记忆都埋藏在当事者的大脑中，被逐渐淡忘。何况很多人的记忆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遗忘。
一名省委书记的女儿当年是最积极批斗王本中的学生。她在窝头里掺上砂子，上面插上一面小白旗给他吃。几十年后，她说自己“完全记不起那些事了”。
结束近40年的“文革”，仍然制造着社会撕裂。哪怕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一部分校友主张“‘文革’都过去了，不要再追究了”。此言一出，杨团一律与之划清界限，敬而远之。为卞仲耘铜像募捐时，她连找了七八个同一年级的校友，没有一个捐款。
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1980年代，原女附中教师刘秀莹参加过北京市委组织的命案调查，调查到一多半，忽然“上头”来了命令，让把所有的案卷都封好上交。
她从案卷中看到一个细节：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在“文革”中被打死，调查组给了她的女儿一份案卷。女儿却把案卷烧了。因为她还有一个弟弟已经成年，怕弟弟看到案卷中惨不忍睹的记载，去为母亲复仇。那样，难免负起刑事责任。
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王晶垚一样，“活在那一天”。
“如果有一天，你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在采访的最后，南方周末记者问他。
老人反应极快，一字一句：“我，没有忘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