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读到有关“文革红卫兵头目宋彬彬在美离世”的新闻，好奇之下，找了更多相关报导阅读，发现跟着宋彬彬一辈子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之死，里头竟有个具熟悉感的鼻酸故事，卞仲耘的先生王晶垚，如二二八受难者台湾画家陈澄波的妻子张捷，拍下心爱的另一半被迫害残杀的身亡照，作为控诉的历史见证。
第一次看到陈澄波的身亡照的震撼是难以言喻的，但多年后，在媒体读到文史工作者魏聪洲的脸书附照贴文，震撼更深之外，心还会痛；陈澄波的妻子为了让枪孔、遗容和全身都入镜，她蹲下来，用头和肩把躺着陈澄波的门板扛起来让摄影师拍。魏聪洲说：“门板、陈澄波遗体及国族创伤一起压在她身上，一个比一个沉重。”
在妻子被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致死的第二天，王晶垚则用几个月的工资买下昂贵相机，拍下血迹斑斑的妻子遗体，也将清洗、换衣、火化、下葬等过程纪录下来，甚至连之前女学生上门胡闹所贴的下流恶毒标语、大字报，他也全部拍下。在中国上上下下多数人刻意不谈文革的情况下，他一生努力追求真相，试图透过司法途径申诉，但北京检方和中国最高检先后做出不予起诉决定。王晶垚曾表示，我就是要让后来的人看看，这是人类历史上多么黑暗的一页，如果不能诉诸法律，我们将诉诸历史。
曾有记者问王晶垚，如果他再见到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他说：“我，没有忘记历史。”一生追捕纳粹的大屠杀幸存者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在一次访谈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我们死了之后，都会和所有被纳粹屠杀者相遇，当他们问你，在大屠杀之后你做了什么？我会告诉他们，我从来没有忘记你们。”
所爱的亲人被迫害凌虐致死，谁能够忘记？尤其，没有真相，正义被按压在地。但加害者呢，甚至协力者，能够忘记自己的恶行吗？是否会在某一时刻想起时而感到一丝不安、后悔或承认错误？
1961年，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官员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审过程时表示，他不是负责的领导人，因此他不会感到愧疚。他进一步撇清责任：“我没有看到任何谋杀，我没有看到刑求。在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前往耶路撒冷为《纽约客》杂志（New Yorker）报导艾希曼世纪大审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接受了艾希曼“没有邪恶意图或动机”的说法，认为艾希曼是消极、盲目的官僚，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和邪恶是因为“不思考”，称其是“平庸的邪恶”。然而，2023年上映的纪录片《魔鬼的自白：消失的艾希曼录音带》（The Devil's Confession：The Lost Eichmann Tapes），呈现了艾希曼受访的录音，揭露残酷真相，他的邪恶一点也不平庸，重击了汉娜.鄂兰的观点。
1957年，当时躲到阿根廷展开新生活的艾希曼，接受荷兰纳粹记者威廉.萨森（Willem Sassen）访谈，不只承认他就是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负责人，还说：“我体内的每一根纤维对于‘我们做错了’是抗拒的。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如果我们杀死了1030万犹太人，那我会很满意地说，很好，我们消灭了敌人…这就是事实。我为什么要否认呢？”
2014年1月12日，当年两位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回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对着卞仲耘校长铜像道歉。刘进在道歉文里说：“回顾48年前发生的那场劫难，校园秩序大乱，师长被批斗，学生斗学生，黑白颠倒的行为却被奉为革命，直至发生了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残酷事实！我的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长的死，让我猛然惊醒，我多次问自己，这就是革命吗？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然而，当年卞校长被殴打凌虐致死的第二天，她对全校广播：“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所以，刘进的道歉不像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自辩吗？不过，前者比后者糟，虚伪的悔过者比恶魔继续说谎更为残暴。
宋彬彬更是不遑多让，在道歉文说：“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可是，艾希曼不也没有亲手刑求和杀死犹太人？但没有沾血的手，可不一定不那么邪恶或罪恶。中国资深记者高瑜撰文指出，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攻击了北京大学负责人，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猛烈攻击，三名署名的学生之一就是宋彬彬。但宋彬彬真的很敢，她在道歉文说：“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看来，道歉的目的更像是为了宣告自己是清白的，而清白的定义是手没碰到人和没沾到血。依此逻辑，毛泽东是不是也清白？其实，北京师大女附中是所谓的皇家女子学校，该校红卫兵干部都是高官的女儿、侄女、孙女，宋彬彬的父亲是中共开国上将宋任穷，先后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下担任要职，文革之后母校要证明她是清白的有什么困难？也因此，不得不怀疑这场道歉会是否还想暗指某些人也一样清白？
原本，以为面对没有真相的不公不义和宋彬彬等的虚伪道歉，王晶垚会有怨与悲的气质，但在观看纪录片《我虽死去》时，却发现他不只慈眉善目，还温文儒雅，是位让人尊敬也想亲近的长者。从王晶垚的言谈，让人发现，他追求真相并不是为了恨，是因为爱与理想。他认为世间的不平必须要有真相，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也难怪，2014年的道歉会，宋彬彬和刘进等人邀请了其他受害者和受难者家属参加，独独没邀请王晶垚和他的子女，虚伪的悔过者如何有勇气面对一辈子坚定扛着爱与理想的人呢？于是，历史再次重复，王晶垚也如世上大多数大屠杀受难者家属，永远没等到真相与真诚的道歉就离开人世，而宋彬彬在死前也没说出真相。
历史的教训，人类真的会记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