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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如今俨然已成一个热门词汇，在历年高考中考过后，人们往往用“状元”来冠名省市第一名、甚至校级和单科第一名的优异者。一群群“状元”拜文庙，一堆堆《状元兵法》热卖书市……实际上，古代状元三年才有一个，隋炀帝开科举制的近1400年间，共产生文状元522名。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正是从废除科举制为始的。庚子事变后，1901年清政府就痛定思痛开始废除八股考试，1903~1904年，张之洞袁世凯等多次上书要求彻底废除科举制度，兴办现代学堂。刘春霖等最后一批进士发榜后，1905年宣告了千年科举制度的正式废除。
第一人中最后人
光绪三十年的五月二十二（1904年），北京城下着小雨，午门外的街道安安静静的，32岁的刘春霖神情凝重，若有所思，刚才在保和殿的那场考试中，他下笔千言，论及治国之道。去年与兄长刘春堂一同参加会试，刘春堂中了进士，他却名落孙山，不知今年能否及第？两年前他在顺天府中乡试，高中举人；几月前的三月初八在开封会试（若不是庚子年八国联军火烧贡院，会试就该在京城）。当时也未料到今日能殿试，天子命题，亲王监考，倍感精神振奋，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想到近年国势衰微、外乱内患，一介书生，苦读20多年圣贤书，精通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更当匡扶社稷。
早年入莲池书院学习，自幼苦练小楷，其小楷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落榜后，他留在京城，每天靠抄写维持生计。由于其馆阁体书法出类拔萃，一传十，十传百，竟为慈禧赏识，他即多次应召为慈禧抄写《文昌帝君阴骘文》等经文。次年，岁值甲辰，逢慈禧太后70岁大寿，按惯例，特加甲辰恩科。
谁也没料到这个抄写举人7月4日的甲辰科取士大考，夺得殿试头名，按理说两年后还有一次正科殿试，可惜大清朝气数已尽，1905年慈禧太后就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废除了科举制度。甲辰科遂成为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而刘春霖，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后一名状元，即“第一人中最后人。”
刘春霖成为状元，还有一段戏说：陆润庠张百熙等主考大臣经过认真挑选，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因国事而忧心忡忡的慈禧正准备办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第一名的字迹流利清秀，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时，一股阴云陡然升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一见“珍”字便想起了珍妃（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良；又加上朱是广东人，想起康梁维新派“首逆”，于是将试卷扔到一旁。而第二份试卷就是刘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吉祥”之兆。于是，慈禧大笔一挥，发榜时刘春霖由原来的第二名而成了头名状元。
保和殿最后的考试
保和殿上的贡生刘春霖成为最后状元，而这年参加开封会试的进士成了最后的进士。“状元”的称呼始于唐朝，从唐朝到清朝的1300多年中，共开科考试745次，有据可查的文状元共录取552人(封建王朝正式承认的）。
开封会试在1904年农历三月初八开始举行的，每场3天，连考3场，内容有中国政治史论的、外国政治艺学策、《四书》、《五经》等。四月初十，贴出了榜文，会试共录取考生273名。第1名是谭延闿，刘春霖取得第17名的好成绩。被录取的考生皆称为贡士。五月二十一日贡士需到北京参加保和殿殿试。
自从清道光皇帝以后，皇帝就不再亲临，而是委派一位亲王代理。这次殿试是恭亲王溥伟代表监场，另外还有大总裁和考官的座位。其余都是一排排的2尺多高的小桌，没有椅子，考生们自带小凳。
据刘春霖自己的回忆：5月21日早晨，在东华门点名，集中发放考卷，由专人带入保和殿，找到自己的考桌。试题共4道策论题，卷子书写必须是正楷，不能潦草。卷子纸是特制的宣纸白摺，比一般宣纸厚一倍多，很难书写。若写错了字，不准涂改，只能用小刀把错字轻轻地刮去再写。考试时间只有一天，当天晚上必须交卷。而书写的时间就要半天以上，真正构思文章的时间很短，否则就完不成。
三天后，考生们很早就到乾清门外等候，读卷大臣在御阶上捧着黄纸名单宣布前10名。这10个人由大学士王文韶领到养心殿，朝见皇帝。齐跪下，由领见官把名单呈上，然后从第一名起，报姓名、年龄、籍贯后，叩头起身退出，引见结束。刘春霖事后说：“跪在下面，又不敢抬头，只是趁退出的时候，偷偷地看了一眼皇帝。”
25日早晨，新晋进士到太和殿前等候朝见皇帝，当皇帝在太和殿升座时，新考中的进士都跪在殿前的石阶下御道两旁。大学士王文韶将黄色的榜呈送殿内，交给传胪官。过了一会儿，听传胪官读榜：“一甲第一名刘春霖”，接着有人应声高喊：“一甲第一名刘春霖”，一连念三遍。这时有专人将刘春霖从队里领出来，跪在御道的靠左边。读完金榜，便将榜悬挂在太和门外。因榜是黄色，所以称为“金榜”，即“金榜题名”。宫中为了便于查寻，另外同样书写一个小一点儿的榜，叫“小金榜”。1904年这块小金榜，现仍存在故宫博物院中。
废除科举
经历过庚子事变的刺激之后，慈禧等统治者痛定思痛，为了“外患可消，内乱可弥”下决心将变法时提出来的多项改革措施加以实施，如早在变法时“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1901年8月29日，慈禧发布上谕，规定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废止八股文、采用与社会实际有关的问题为考试题目，这是清末科举制度的重大变动，可以看做废除科举的开始。
190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袁世凯奏折中指出，政府虽屡屡颁布兴学诏令，但各省或持观望态度，或敷衍塞责。追究其原因，在于学堂经费与师范人才的缺乏。众人之所以观望，实际是因为科举制度的存在。学校在于培养人才，科举在于选拔人才，二者一贯则学校不劝自兴，二者分途则学校有名无实。“利禄之途，人之所趋，繁重之业，人之所畏。”学堂必须积累而后成才，科举却可以侥幸获得。在如此情势之下，没有人会避易求难，舍近求远地进入学堂学习。科举不废除，学校便不能兴盛，那么国家永远没有人才，不能进于富强，争衡于各国。因此，应该“将科场递减之额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学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可以胜用”。这就是逐年递减的方法。
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所奏《重定学堂章程折》《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再次提出并拟定了递减科举的具体办法。光绪皇帝的上谕也批准了他们的奏请：“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侯旨遵行。”
1905年，张之洞赵尔巽等人再度上奏。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仍存着侥幸得第的心态，民间兴办学堂绝少。公家财力有限，民间若不捐款兴办学堂，学堂的发展根本毫无希望。清政府终于决定废除科举。
这样，刘春霖等也就成为了历史上重要一笔。最后一榜进士多经历了礼崩乐坏和社会动荡的冲击，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分道扬镳。在政界尤为突出者，如沈钧儒、谭延闿、王庚、汤化龙等。
1904年甲辰科考试是中国科举史的尾声，这批进士不仅在政界学界很有突出贡献，而且有几位末科进士还对科举制本身作过研究与反思，为科举制发出了隔世遗响，成为中国科举学史上特殊的插曲：
末科榜眼朱汝珍，曾游学东京法政大学，后任国史馆编修、实录馆纂修，民国时期所编《词林辑略》由中央刻经院印行，该书对清代翰林的科分、出身、字号、籍贯、简历、著作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末科探花商衍鎏，建国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以83岁之高龄，写出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该书是此类著作中最详尽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另有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最全面的著作，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
末科进士贾景德，1946年在香港出版《秀才•举人•进士》一书，源于自己的参加科举的亲身体验。废科举后出版的科第中人撰写的科举研究著作只有寥寥几部，而末科进士就占了4部，这也是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之一。
科举简史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也是政府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开始于隋朝，一直到清朝（1905年），共延续了1300多年。
读书人要先参加“童试”，参加的人不论年龄多大都叫“儒童”或“童生”，考试合格被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称“秀才”。秀才分三等，最好的称“禀生”，由国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叫“增生”，不供粮食，“禀生”和“增生”有一定名额的；再次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可参加正式科举。
考试程序上，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比”。考上的叫“举人”。考试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会试：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首都的“礼部”（古代政府六部之一）举行，考上的叫“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分“三甲”录取。
考完后，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土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