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资源的国企抱怨高税负，它们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杀手(网络图片)
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目前就在于从传统的债务驱动投资型转向消费型的巨大变革。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经济背后最重要的引擎就是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大约50%的比重。其中半数投资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基础设施投资也非常可观，比例不但超过美国和欧洲，也同样超过其他新兴市场，大约两倍于印度，四倍于拉丁美洲。相对于可比经济体——比如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中国的总投资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要高出10%到15%。
现在，中共政府希望强化国内需求和消费，这原本就不是一桩轻松的任务，再考虑到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重大影响力，这任务就愈发困难。
中国拥有大约15万家国有企业，后者控制着全国大约50%的工业资产，雇用着大约20%的劳动力。这些国有企业得到了充分的政府支持，哪怕其营利能力不如私营的同类企业。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潜力的累赘，必须进行改革。可是，到底如何改革，改革到怎样的程度，依然是个巨大的问号。
首先，中国的消费并不是原地踏步的，过去十年当中，也在以大约8%的年平均速度增长。不过，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依然低于整体经济，而与此同时，固定投资的增长速度更达到了年平均13%，使得私营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例降低到了只有35%左右。
如果中国经济按照8%的年速度增长，则消费的增长速度必须达到11%，才能将其所占比例提升1个百分点，至36%。按照这样的速度推算，消费支出还要大约五年才能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四成。如果这一增长速度减缓，那么麻烦就来了。
其次，迅速扩张和过度投资的后遗症也必须小心对待。许多项目的经济效益都令人怀疑。比如一些高速铁路和收费公路，其收取的费用如果想达到足够应对资本开支和运营成本低水平，则对于使用者而言，便大有过于昂贵的嫌疑。许多投资项目都无法产生出足够归还融资债务的收益，这也就意味着放款方面对着遭受损失的风险。
第三，推动消费也就意味着减少储蓄，这会影响到中国银行所控制的储蓄规模，进而影响融资成本，更要命的是，他们现在还急需充分的转寰空间，以应对不良债款所造成的损失。推动消费还要求大幅度增加家庭收入，这又将对中国企业原本就较低的利润率造成进一步的打压，进而影响其产品在全球的价格竞争力。还有，对社会福利基础架构的投资也必须增加，这就对财政支出提出了挑战。
第四，经济的重置必然会导致增长速度减缓，至少在转型期内会减缓，这将从增长率或者投资规模当中直观体现出来。减速将让中国面临的种种挑战进一步复杂化。
所有这些困难其实意味着，对于中国的领导人而言，继续原有的债务推动投资的模式其实依然诱惑力巨大——直到这一策略彻底失效。
国企享受的好处
中国的国有企业为其经济贡献着大约三分之一到附加值。在中国两大交易所上市的1500余家公司当中，或许只有大约50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
国有企业享受着若干重大的优势。
首先，经济当中的一些关键部门，比如建筑、基础设施、金融与银行、保险、自然资源、媒体与通讯等，几乎都是国有企业的禁脔。从中央到地方，一个执照和许可系统完全控制在各级政府手中，以确保政府掌握的企业在经济当中扮演主要角色。
其次，国有企业享受着优先从国有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待遇，全国大约60%的银行贷款和75%的资本都分配给了他们。国有企业从这些廉价资本当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他们在自己的市场上常常处于垄断或者受保护的地位。
第三，国有企业受到一系列优惠和照顾的帮助，比如税务优惠、投入成本补贴，以及可以优先获得政府的合同等。
第四，国有企业派发的股息较低，盈余会优先用于在投资，甚至投资于各种与本身业务无关的领域。
尽管享受着种种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客观说来，国有企业的营利能力却大大落后于中国大约400万到500万家私营企业。无论从就业、税收还是产出等方面着眼在，这些私营企业其实都发挥着比国有企业更为巨大的作用。这些企业提供着中国80%的城镇就业机会，90%的新增就业机会，以及三分之二的固定资产投资。
国企拖累经济
往往规模巨大，却产出乏善可陈，而且不负责任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当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便扭曲了资本的配置，打压了经济和金融效率。受到严密保护的国有企业往往并不重视追求更高的利润或者更高的效率，相反，依靠着政府的支持，他们更看重增大规模，拓展新业务，进行海外并购以及购买新技术等。
结果就是，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盲目按照政府增加可更新清洁能源的指令行事，最终造成了太阳能投资过度。现在，全球市场太阳能面板供给远超过需求，而且无锡尚德等中国厂商纷纷破产，就是最好的证据。
地方私营部门和外国企业都发现，想要与拥有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竞争是极为困难的。于是乎，便出现了许多领域产品选择有限且普遍价格偏高的问题，而为这一切埋单的，不必说，便是中国的普通大众。
国有企业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重工业领域，这本身就是中国服务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中共政府日前以罕见的坦率态度承认，他们未能达到各种服务业相关的目标——目前，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例为40%到45%，提供的就业机会为35%，明显低于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的60%或以上。
其实，几任中共政府都认识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急迫性。1993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之后，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将国有企业数量削减一半，要求存在亏损的企业重组、出售或者私营化，大约4000万人因此“下岗”。
可是其后，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便减缓了。一是出于对失业问题的担心，一是余下的企业基本都不存在亏损，国有企业的重组因此也就显得不那么急迫了。伴随时间过去，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再度强化了，国有企业统治了关键性的部门，比如银行、金融、交通、能源、自然资源和重工业等。
大规模私营化是不大可能的。新的改革动议着眼于增加股息派发，来推动政府收入增加，政府将扮演一个有耐心的长期投资者角色，确保自己的持股价值最大化。
完全可以想到的是，国有企业本身是反对这种变革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其领导者拥有可观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其中许多人还拥有很高的级别，他们当然会对改革进行阻挠。比如，中央政府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结果常常是地方政府增加了补贴，来支持这些企业。又比如，破产的尚德得到了无锡政府的救援。
孔子曾经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现阶段，中共政府似乎是相信维持既定策略，“不移”才是聪明的选择。这个选择到底该归于“上智”还是“下愚”，历史会给出最后的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