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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料内外的一九八九 偶然打碎赵邓不同精心预案

——预料内外的一九八九 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不同预案

方励之以原爆形容八九年形势 公安部在四二“紧急通知”之前,相信已有各种安排,掌权四十年的这个红色政权在中国布下的是一张天罗地网,其严密性、有效性超过历朝历代。在胡耀邦去世之前,他们早已有了应付各种事态的预案,只是胡耀邦的去世具有偶然性,并不在他们的情报之内,也不在他们的计算之内,是他们的预案中未曾考虑到的因素。正是这一偶然性使一切精心设计的预案,也没有办法应付。

1989北京学潮,匆匆竟已25年过去。暴力维稳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预防社会动乱向来十分严密,回顾对八九年亦不例外。但是胡耀邦的突然逝世,他们没有料到,并成为一个导火线。历史进程总是有必然和偶然因素所组成。

一九八九年担任公安部长的王芳在其回忆录中说,他们早就预料一九八九年“可能要出事,出一些乱子”。当年二月十五日,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面临的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国外敌对势力加紧渗透,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这些不安定因素是当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容易一触即发,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他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密切注意和切实掌握社会动态,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情况,要察之事发之前。”

王芳到王军涛都预言八九要出事

四月二日,公安部发出的《关于密切掌握社会动态严防有人在“四五”、“五四”期间制造事端的紧急通知》指出,“近来一些地方发现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非法组织成员、帮派残余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蛊惑群众,煽动闹事,企图在‘四五’‘五四’期间制造事端。《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抓紧做好情报资讯工作,讲究斗争策略,制订和完善处置各种事件的预案,加强值班报告和备勤制度等项工作。”(《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64页)

不仅公安部长王芳预感一九八九年要出事,当时几份来自体制内的研究报告都肯定指出,一九八九年将会出事。一九八八年五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即成立了一个“社会突发事件专题组”,由陈小鲁、唐欣等人负责,专题组年底得出结论,最可忧虑的是学潮,“要防止动乱的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具体发生动乱的时间,是在一九八九年的五四前后。”至于什么导火线引发,他们也不知道,唐欣说“肯定会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偶然因素”。(吴伟《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405页)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改革中的社会阶层和利益调节课题组”,杨冠三、白南风在十四次大规模社会心理调查基础上提出了《学潮分析:原因、后果及对策》报告,结论是存在着再次发生学潮的隐患,单纯的强制性措施“不仅没有消除造成学潮的主要原因,反而有可能强化当今大学生特点中导致学潮的各种因素”,“学潮虽是个别社会群体的局部不稳定现象,却有可能引起较大规模的社会失稳。”(《陈一咨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15-523页)

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预感。苏晓康回忆,一九八八年底他在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的一次会上,听到王军涛等“民间政改派”惊世骇俗的言说,“他们直言不讳执政党正面临严重危机,搞不好会发生动乱,出现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军管’后果;他们手中已为执政党备好几套应急方案,只要中南海肯采纳。”

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不同预案

“连李泽厚都预感到要出事”,更是令苏晓康印象深刻,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布希结束访问中国大陆行程前夕,在长城饭店邀请一些中国知识份子吃饭,他俩正好同一桌。对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学者李泽厚对他说,“中国现在的危机是政治问题,不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就变成人人有份,中国落后人人有份,改革失败人人有份;政治问题就是领导者有份,不是所有老百姓有责任。”(苏晓康《屠龙年代》,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195、154页)

从一九八八年起,在中共高层的会上也多次讨论过一九八九年可能出事的问题。赵紫阳的“预案”就是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激化社会矛盾,只能通过协商对话来化解。(鲍彤的回忆,见吴伟书,406页)这是他胸中早就有的一个“预案”,而不是一九八九年事发之后临时产生的念头。他坚持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是突发奇想。早在一九八九年新年茶话会他的讲话就已露出了端倪。他说:“我们需要有不断完善的民主,同时我们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动荡和混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与做公安出身的王芳一直保持着敌我意识、阶级斗争思维不同,赵紫阳从安定大局出发,渴望避免不可预计的事态发生。但毋庸讳言,那个时候的赵紫阳还是在共产党思维框架里想问题,对民主的认识也是泛泛的,还不敢、也没有达到对议会民主制的明确认知,当时,他思考比较成熟的只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应该保障,他不可能跳出邓小平画的红线来思考民主。大规模的学潮发生之后,他坚持反对用高压方式来解决,更不赞成动用军队。仅这一点在中共历史上就已经是石破天惊,能走到这一步,对他所处的位置来说也许已是极限。他的思维,是包括王芳在内的中共高官们难以理解的,更是邓小平不能容忍的,邓有自己的“预案”,那就是军队。赵紫阳的悲剧因此注定。

方励之以原爆形容八九年形势

公安部在四二“紧急通知”之前,相信已有各种安排,掌权四十年的这个红色政权在中国布下的是一张天罗地网,其严密性、有效性超过历朝历代。在胡耀邦去世之前,他们早已有了应付各种事态的预案,只是胡耀邦的去世具有偶然性,并不在他们的情报之内,也不在他们的计算之内,是他们的预案中未曾考虑到的因素。正是这一偶然性使一切精心设计的预案,也没有办法应付。历史往往充满偶然,否则,历史将成为掌握权力的人随意涂抹的一张白纸,他们想画做什么就画什么,他们通过国家机器掌握的情报资讯对全社会进行精密的控制,不合乎他们意愿的历史事件统统会被扼杀在摇篮里。但历史总有出人意料之处,就是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因素。

一九八九年,人们可以想到“五四”七十周年、中共建立政权四十周年、民主墙运动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这些纪念日集中在这一年,与改革在一九八八年遭遇挫折,物价上涨等现实困境,一九八○年代以来大学生学潮不断,形成的关怀国事气氛,这些因素都撞在一起,就有可能“出事”,但这一切都在公安部的预料当中,他们完全清楚哪些人、哪些社会阶层对现实的态度,所有动态也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的预案就是根据这些资讯制订的。

方励之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中国社会形势,他说,“原子弹爆炸需要几个条件。一、有足够多的可裂变元素;二、把可裂变元素聚集在一起达到临界品质;三、有及时发射的中子进行引爆。一九八九年的中国,这三个条件恰好都具备了。”

日益滋长的腐败,迟迟跟不上的政治改革,和学生、知识份子及社会各阶层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就是数量可观的“可裂变元素”;那些集中的纪念日可以使裂变元素达到临界品质。万事具备,只欠引爆的“中子”。四月十五日,因反自由化不力被罢黜的胡耀邦猝然去世,就成为这个“中子”,“加速了可裂变元素的聚集,终于大大超过了临界品质。爆发了。”(《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00—401页)

前面两个条件是王芳和公安部完全掌握的,他们的预感也是根据这两个条件来的。直到公安部的“紧急通知”,也只是预计了“四五”、“五四”这些纪念日的因素,四月十五日的偶发因素是预料之外的,这个因素不仅在公安部的预料之外,在赵紫阳的预料之外,也在全社会的预料之外。历史永远有着不可预料的因素,这是国家机器也无可奈何的地方。

二○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开放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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