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历次政治斗争中，除了“四人帮”，包括林彪在内的“革命元老”或“开国元勋”都给予正面评价了。唯有高岗反党集团，至今讳莫如深。高岗曾是一位红极一时的人物，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为什么非要自杀不可?为什么能够自杀成功?经过这么多年，牵连这么多西北干部，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桩悬案。高岗当年的秘书、后来的管教小组组长赵家梁，以及高岗反党集团“五虎上将”之一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根据当年笔记、亲身经历整理成书《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为读者还原高岗事件的原貌。以下为第六章、第七章全文摘录。在这两部章节中，作者罕见披露高岗自杀身亡后，中央高层领导人前来送别以及解剖高岗遗体的过程。
最后日子
在漫长的管教期间，高岗反省、检讨，违心认罪，却无人理睬他送上去的检讨书，也没有人来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的一切要求都没有回音。他深感自己已被遗弃，犹如被打入冷宫。他在寂寞与痛苦中煎熬，在悲哀中挣扎，他终于明白：路已经没有了。
1954年8月，高岗被管教已经半年了。炎炎酷夏，驱不散他心头的严寒，多日来焦虑、矛盾、痛苦，使他心力交瘁，他对这种被“打入冷宫”的管教生活，越来越忍无可忍。
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是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伟大事业。它在召唤他，他原以更大的热情去为之献身，为之奋斗。可是现在，他却被困在这深宅大院里，无人理睬，无所事事，徒劳地消磨时光。
他违心地承认自己“极端的个人主义发挥大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给中央写的《我的反省》送上去已经一百多天，至今既无人来同他谈话，也不给他一个书面的答复。当初，他曾恳切地请求面见毛泽东，希望讲清问题，消除毛泽东对他的误解，都遭到拒绝。他始终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一定会出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还有周总理，平时对他也是了解的，也应该出来为他说句话。
可是，他等啊，盼啊，三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却毫无音讯，连个电话也没有。看起来，谁也不会出来为我说话了。如今，这满腹的冤屈向谁诉说?
他长长地叹一口气，觉得自己犹如重重地跌入了深谷，即使活着，也已是生命垂危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是自己不慎失足，还是被那个他百般信赖、尊为长者的“知己”推下来的?如今，他在这绝壁峭崖的深谷中，在黑暗、寒冷、饥饿、焦虑中，在狂风暴雨中苦苦挣扎，却得不到同伴的救助鼓励。如此身处绝境，还有生的希望么?这真是：山高谷深谁助我，何处有归途!
他觉得似乎理清了思绪，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
此后，他的心境反而平静了许多。可是一旦真的要走这一步时，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在这样的苦思苦想中，他越发憔悴，思绪和行为也越发反复无常。
这天，晴朗无云，热气袭人。可是，高岗却心灰意冷，全然不觉得酷暑炎热。他整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言，行为乖戾，和工作人员一起玩牌也是心不在焉，总是出错。
这天是星期日，没有学习。吃罢早饭，他时而在楼上随便走动，时而坐在沙发上沉思。他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的这头到那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的卧室、秘书的卧室……
上午11点钟，李力群从外边回来，匆匆上楼。走进卧室，只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一面墙壁的电源插座前面。她急切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呀!”
高岗慌忙遮掩：“噢，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想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能不能用。”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急切地说：“你呀，你呀!你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立刻色变：“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来人来把我带走吧!”
“只要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虽然已经意识到高岗有摸电门自杀的企图，但是她心里很矛盾，怕刺激他，怕对他不利，所以没有对别人讲这件事。
事有凑巧，正好这天赵家梁轮休，一早就回家去了，副组长赵光华值班。赵光华是公安部八局的干部，虽然已来半年，毕竟不如赵家梁与李力群熟悉。这也是李力群没有及时反映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她只得更加警惕，始终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高岗忽然不见了。李力群急忙到处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那楼梯是通往楼下大厅去的，自从管教以来就封闭了，堆放着一些平时不用的杂物，一直没有打扫过，布满了蜘蛛网和灰尘。高岗到那里去，显然很反常。
李力群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来这里干啥?你知道这里有多脏，尽是灰尘和蜘蛛网!”
“我没干啥，随便下来看看嘛。”
“你想干啥，想干啥呀!想找死呀!”
“那你马上去报告赵秘书，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点赌气地说。
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你不要这样嘛!走吧，走吧，快回去!”她连劝带拽地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讪讪怏怏，拉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下午六点，赵家梁回来，高岗故意拉他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赵家梁接触，以免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1954年8月17日凌晨一点，他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
这时小女儿遭已在她的小床熟睡，李力群也已躺下休息。
高岗却毫无睡意，又跟李力群说了很久很久。
半年来，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曾不止一次在深夜和李力群长谈，多次谈过“不如死了算了”;说他最不放心的是她和几个孩子，希望她能念在夫妻一场，把孩子们带大成人。万一生活没办法，就把他们送回陕北，相信那里的人会养活他们的……
因为这样的话说多了，李力群以为他之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特别在意。像往常一样，反复劝他不要想不开，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
高岗只是摇头叹气。他觉得李力群太幼稚、太单纯了，根本不懂政治，更不会像到政治斗争有多么残酷!想到这里，一股悲悯、怜惜之情涌上心头，他掐灭香烟，重新躺下，把她紧紧揽在怀里，尽量给以温存、抚慰。
这时已过了凌晨两点半钟，怀有身孕的李力群非常困乏，实在支持部住了，对高岗说：“二点半都过了，快睡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可是，他心里却在哀叹：明天，明天，还有明天吗?
一、自杀身亡
李力群躺在单人折叠床上，合上双眼很快就入睡。
高岗这时却毫无睡意，他两眼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是在想?在听着四周有什么动静?还是继续沉浸在永远无法解脱的哀怨、混乱的思绪之中?他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他活动身子，迅速取出他偷偷集藏的“速可眠”胶囊，大把地塞进口中，咽下肚子。在黑暗与匆忙中，有一粒药丸失落在床上(第二天在高岗身下发现)。这么一大把胶囊要咽下去，不是很太容易的。于是，他下床走过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三点20分。
高岗回到卧室，站在床前，深情地环顾了一下房间的一切，他试图看清小女儿甜睡的小脸，看清妻子卷曲的身躯。但房间里很暗，他没戴眼镜，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迷迷煳煳的。这就是高岗含冤饮恨离开人世之前眼中所看到的、心底所留下的最后的世界。
1954年8月17日，星期一，跟昨天一样，又是一个大晴天。
早上八点多钟，李力群一觉醒来，到隔壁漱洗，并招呼身边的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
女儿一面叫，一面推，没有反应。她喊道：“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马上意识到“不好!”急忙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仍沉睡不醒。她慌忙地奔出房间，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正在房里看书的赵家梁大惊：“不好!出事了!”急奔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这时，董文彬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闻声跑了进来，李力群仍在继续边推喊。
砰砰的敲门声，急切的呼唤声，沉重的跑步声，惊动了整个大楼里的人们，于是，匆匆而起，慌慌张张，掀翻了椅子，推开了房门，冲向高岗的卧室……
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触摸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
于是，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九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抢救。
人们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期待着，都想为抢救出力，盼望着抢救生效。
可是，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也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地完全停止了。
一位大夫侧转高岗的身躯，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速可眠”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大夫说：“普通人服八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又察看其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状。”
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10点17分。
不一会儿，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等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听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前，嘱咐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中午，周恩来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起赶来。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室内和遗体周围已经盛放了许多天然冰块，没有什么异味。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赵家梁首先作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周恩来挥一下手，赵家梁便扼要汇报了事发和抢救经过。
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作了检讨，然后详细汇报了1954年8月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她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恩来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让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又让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进行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他口述，齐燕铭执笔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周总理非常细心，在齐燕铭写到倪伟时，总理说：“你把‘倪’字写得太潦草，不好认。”齐燕铭便在草写的“倪”字旁边又写了一个正楷的“倪”字。
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7~10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11~17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18个高克林和第19个张苏，是周总理想了一会儿才提出来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最后，周总理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
齐燕铭立即去安排，打电话通知名单中的人，当晚八点半到东交民巷八号开会，说明是周总理召开的，只许本人准时前来参加，没有说明凯什么会，为什么在这里开会。
那时，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都要事先告诉开什么会，为什么开会。唯独这次例外，是电话通知，这么紧急，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还只许本人参加。当时，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感到此会非同寻常。
晚上八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彭德怀站在高岗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含着泪，跺着脚说：“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人到齐了，大家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在座的几位负责解剖检验尸体的大夫。在杨尚昆、安子文等起身带着一行人上楼去以后，周恩来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的经过情况。
这时，高岗遗体和冰块等已经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大理石桌面的红木写字台上，解剖和经验就在这里的强光下进行。整个过程进行顺利，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杨尚昆、安子文基本不在场，而是去听李力群汇报，检验快结束时才回来。
当晚十点多，大厅里四面的壁灯和中央的三盏树形玻璃大吊灯全亮着，而通往大厅的长长的走廊里，却灯光暗淡，显得有些凄惨。监督小组和大夫们一起下楼。来到敞亮的大厅时，一扫压抑的气氛。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全部屏息静坐，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
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夫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解剖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还残留有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散会后，人们没有立即散去。周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要坚强些，要跟党走，把孩子抚养好。你现在是从天上掉到地下，可能以后人家会不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
他转身对杨尚昆小声说：“我已请燕铭同志告诉国管局的同志，不要火葬，要善殓厚葬，叫他们买最好的馆材，1200的那种;要立碑，碑上不刻别的，只刻‘高岗之墓’。他们可能已经去办了。”
可见总理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对待。后来经办的同志跑遍北京城，只买到一个1100元的柏木棺材，六大块板材的，也很好。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大量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仔细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一种可能是，高岗把平时服用的安眠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用)积攒起来。尽管高岗每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安眠药，其实，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再一种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在被管教之前就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把20粒“速可眠”亲手缝在毛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
那么，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可能是高岗自己身上。不过，天热时，不能长时间放在身上。可能先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临用时取出放在身上。那么，这个隐蔽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事发前两天，工作人员还曾仔细检查过各个房间及被褥、沙发等，但却忽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盥洗间挂满毛巾的那根金属管，它很容易卸下来，中间是空的，可以隐藏大量的安眠药。再一个可能是卧室隔壁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的某个地方，高岗在服药前12小时，曾偷偷去过那里。
这些，只是事后的推测，究竟高岗服用的安眠药事先隐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恒的谜。
1954年8月18日上午，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的罗瑞卿把赵家梁叫到他的办公室，再次听了关于事情经过的详细汇报后说：毛主席知道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以后很生气，说：“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
罗检讨说：“高岗死了，我们有责任，工作没做好。”
主席说：“你不要检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谁也挡不住。这事不关你们，你们检讨什么?不要检讨。”
从以上的话看，当时都没有把高岗当敌我矛盾。
二、简单安葬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也没有亲朋好友送别，人们为他举行了最简单的安葬……
1954年8月17日深夜，东交民巷八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人车纷纷离去，院内又恢复平静，但庞大的主楼依然灯火辉煌，人影摇曳。
几个年轻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入大楼东门门厅停放的棺柩里。这棺柩是崭新的，还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当时北京市场上买的最好的本色柏木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狭长的板条拼凑起来的。
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衣裤，里面是白衬衫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方形的石灰和木炭小包，至少也有几百个。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严严实实。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具160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也有七八百斤，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到卡车上去，费了很大的力气。
1954年8月18日凌晨一点，入殓完毕，大卡车权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八号大院。
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到现在如此这般地运走，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既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也没有他的故旧好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和其他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1954年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李力群原本不想去，经过劝说，还是去了。高岗的胞兄高崇义特地从陕北赶来参加他的弟弟安葬，19日刚到北京。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安葬他父亲。
当天上午九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起出来，载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这就算是灵车了。卡车头前没有按照惯例挂黑纱和死者的照片，车上也没有花圈或鲜花;送灵的人们有的扶车帮而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大家都没有戴黑纱。从外边看去，这不过是一辆极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棺柩告诉人们，它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
车上的人神态严肃，都不说话，更不谈笑。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上午十点多钟，骄阳似火，热气灼人，但卡车飞驰在郊外的田野间，地旷人稀，迎面扑来猎猎凉风，使人不觉得烈日之可畏。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卡车停在了万安公墓门前，人们跳下车来，才感到地面热气蒸腾。阵阵热浪扑面而来。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确实是个极好的地方。高岗之所以能够在此安葬，是因为周恩来有明确的交待：要善殓厚葬，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处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安葬高岗的墓穴，选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而且向阳，位置很好。
几个青壮年从卡车上将棺柩抬到到墓穴处，缓缓放入已砌好的水泥墓穴，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毕。没有隆重的遗体告别，没有扣人心弦的哀乐，没有覆盖棺柩的党旗国旗，没有鲜花、挽联和花圈，也没有亲人撕心裂肺的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人们最后不声不响、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一切都结束时，已是下午一点半过了。
当天来不及建碑，后来做了一个由碎卵石和水泥混制的碑，外表包一层砂砾混凝土，样子极像花岗石，碑上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也没有碑文和立碑人，是一副真正的无字碑。就这样一块墓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躲过劫难，被砸成半截，至今依然残立在那里。如今，有谁会想到，在这块半截残碑下面，掩盖着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悲惨的历史故事。
1954年9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给苏共中央发去通报，正式通知他们，高岗自杀身亡。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
了犹未了
高岗虽然死了，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却了犹未了，“高饶事件”也了犹未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明里暗里，斗争仍在继续……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是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少奇一下。
矛盾依然围绕着两个阶级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指名的是邓子恢，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