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生前最后一句话却是：主席，我爱你!江青从“善解人意”的好妻子摇身一变成为发动“文革”的急先锋，她对毛泽东的感情有什么变化?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延安时期、建国初期、“文革”期间等几个关键时期江青的行为和表现，窥见其内心真实情感之一斑。
一延安时期
江青1937年8月奔赴延安，次年11月24岁的江青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1947年3月随中共中央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在延安十年间，她和毛泽东一起经历了“情投意合的恋爱”，以及“惊天动地的婚姻”。
江青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妻子
江青虽说连高小都没有毕业，但是在上海演艺圈里刻苦学习，懂得文学，有文化修养。她跟毛泽东的共同爱好是京剧。她当时在延安演《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深得毛泽东喜欢。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地砖，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江青在这时候也就唱起京剧来。
那时候，毛泽东的窑洞里客人很多，江青给客人沏了茶，就退出了，绝不在旁边插嘴。来了外国记者或者国民党统治区的客人，江青规避不露面。有的时候，毛泽东也要她出来一下，亮个相，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或者陕北红枣，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一个大姑娘。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得不错。她给毛泽东织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地砖，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江青在这时候也就唱起京剧来。
与毛泽东结婚承受“约法三章”
尽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以便明确其在党内的地位。内容如下：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这个“约法三章”来自王若飞的笔记本。因国民党军队一九四七年进入延安时获得后公开。王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的这个会议记录是可信的。
从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二十多年间，江青对于他个人生活的照顾，还是尽了责任的，而且确实按照“约法三章”中所规定的，江青没有“参政”，也没有怎么“出头露面”。但事情在胜利进城以后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而那个“约法三章”实际上对江青已经渐渐地淡出了政治的视线，没有什么效力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奔赴苏联访问。就在这个时候，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应该说这个要求很正常，毛泽东同意了，但却也来了个“约法三章”。毛泽东的信是通过电报发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转交给江青的。信中说----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1月1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毛泽东
一月四日上午四时
在毛泽东的家书中，往来信件最多的要数江青。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下数百件。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她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给予“约法三章”，并作了具体的限制：一是“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并且规定只能“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不能以其他的特殊身份;二是必须征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廖鲁言同志的同意;三是“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最后，毛泽东又补充一句：“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江青按毛泽东的要求，征得刘少奇的同意和廖鲁言的支持，去了一趟“新区”，而且确实没有给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带来什么“麻烦”。
二建国初期
1949年进北京以后，毛泽东与江青矛盾显著增多，开始出现较深的裂痕，用一位卫士的话说：“他们吃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更谈不到一起。”
卫士揭秘：“四个合不来”不能完全怪江青
毛泽东建国后一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
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住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60年代初，他们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疗疗养为名，4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区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至于谈不拢，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而毛泽东对卫士长说的话层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泽东认为，“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搞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当然这个话也可能是毛泽东不高兴时说的，也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
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从江青的角度说，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这些描述应该说是可信的。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国时，江青年方35岁，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21岁的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江青关心毛泽东：看他太累就陪他打麻将
建国初期，江青还是比较关心毛泽东的。据卫士回忆，江青看到毛泽东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十分疲倦，就设法让孩子们拉他出去散步，或者自己和卫士们陪他打一下麻将。有时，她让毛泽东去看电影，他不愿意去，江青就说：“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毛泽东听了，就去看电影了。
不过，毛泽东与江青生活经历不同，生活品位、生活习惯和政治修养也不一样。1956年，毛泽东已62岁，依旧爱吃红烧肉。江青考虑主席的年纪大了，肥肉吃多了不好，胆固醇高，容易造成血管硬化，出现血栓，不让厨师再做了。卫士们也有同样的想法。毛泽东没吃到红烧肉，很生气，等弄明原因后说：“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从此，两口子虽仍在一个餐桌上用餐，但各人是各人的菜。不过，厨师端上为毛泽东做的菜，江青仍坚持夹几片尝尝，看做得好不好。而江青的菜，毛泽东从不动一筷子。他就是这么倔。
毛泽东不修边幅，过于节俭，有时顾不到形象。江青则爱整洁，注意穿着，有时管管毛泽东。毛泽东有时领情，有时不领情。江青爱唠叨，说毛泽东改不了农民习惯之类的话。毛泽东听了很生气：“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
三“文革”期间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毛泽东并非“文革”初期就厌恶江青”。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还说，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见她，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据汪东兴告诉我们，到1970年代，即“文革”进行好几年后，毛主席觉得江青经常来看他，对他的休息和工作是一种打扰，不愿意让她来。(阎长贵语)
江青是毛泽东搞“文革”的铁杆支持者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那个时候，毛泽东对江青比较信任，认为她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功一开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比较困难的。许多老干部对此不理解，刘少奇、邓小平等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说，中央有“镇压群众”、“围剿革命派”的问题，才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大革命”初期才会有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毛泽东要冲破这重重阻力而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是不容易的，他需要有人支持。而这个时候，江青成为搞“文化大革命”的铁杆支持者。当时，江青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经常向毛泽东汇报文艺界的情况。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文学艺术界入手，是与江青经常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问题”分不开的。江青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青首先是在寻找搞“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寻找突破口。在哪里选突破口能够既打得准确，又能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呢?毛泽东当时一时还找不到。这时，江青到了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姚文元联手，策划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此文一发，引起全国震动。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牵涉到中国的政治全局，引起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些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对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表示自己的立场。因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江青对中央作出搞“文化大革命”决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刘少奇等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支持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所写的《二月提纲》。但毛泽东却激烈反对《二月提纲》。由此引起了毛、刘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江青站在毛泽东一边。她不仅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且组织人写出一份文件，专门批判《二月提纲》。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无论是请林彪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是组织人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江青都起了重要作用。还有，“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高校搞起来的。而在高校中，北京大学又是各高校中最敏感的。那时，江青、康生等人经常去北大活动，物色“造反派”，而他们如愿以偿物色到了聂元梓。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贴出了一张反对校长和党委书记的大字报。江青和康生立即拿来大字报的手抄稿交给毛泽东。6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张大字报，也是由江青具体落实的。这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对于发动各高校起来造反，起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去世时江青痛哭：医生你们快救救主席
在我看来，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叶永烈在《江青画传》一书中写道：“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杨银禄认为，叶永烈的话说得很到位。
临死以前
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主席。她身边放着主席的手迹，衣服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头上放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杨银禄语)
江青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主席，我爱你!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随即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她在住院单上写的名字是“李润青”。“润”是毛泽东早年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这表明了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
江青常常想起毛泽东。她的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在衣服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曾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遭到了拒绝。
江青死前一天，也就是1991年5月13日晚上，她曾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潦草地写了一句话：“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还在这张报纸上认真地写道：“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江青字”。这是她在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江青服刑10年后自杀：主席，你的学生来见你了!
江青终年七十七岁。
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1991年6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说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
“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几天以后，6月4日晚11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于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一生，没有提及她曾官居高位，也没有提到她曾是毛泽东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