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是中共组织的领导人，但也是中共体制的掘墓人。”
这个评价并不自相矛盾，而是从中国政治转型的最佳可能性角度做出的判断。这里特别要注意区别“中共组织”和“中共体制”两个概念，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对“反共”的理解，即反对的到底是“中共组织结构及具体人事人员”还是“中共对社会的统治控制机制”。
当下“打倒共产党”的言论不绝于耳，但喊此口号的人，多数理解倾向于“推翻共产党执政政府”。很不幸，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实际上还是来自于共产党对其耳濡目染的洗脑教育，尤其是鼓吹革命斗争的爱国主义影视剧。所以，这种充满暴力气息的简单口号背后，除了情绪宣泄之外，实则隐藏着共产式的暴力革命理念，与“追求民主”实际上并无太大关系。甚至有不少声音，动辄便是“习近平把铁流抓了”、“习近平把伊力哈木判了”、甚至以一种教导者的姿态高喊“习近平应该解散共产党”。其实说白了，这还是一种“皇权至上”的心理在潜意识中起作用，否则不会对中共任何的行为，都挂到习近平的头上去。指望此类简单意识去促进中国民主，实在是不敢想象的。
笔者本人是对习近平推动中国政治转型持积极态度的，时间也证实了先前的很多判断。有人说“不要把希望寄托于某一个人身上，而是制度上”，这句话不完全错，但也仅停留在空洞的语言理论层面。民主化的确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专制体制下，最高权力者对能否走向民主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故此研究这个最高权力者，其实就是研究他对制度改变、建设的影响能力。这个能力来自于他对资源的掌握和再分配权力，因为高度集权者可以选择“专政极权统治”也可以选择“以专制结束专制”。所以，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最高权力者本人的价值观和执政理念。“价值观”实质就是“人性”，“执政理念”就是“执政导向和具体行为方式”。这个将在后期专门列文论述，题目暂定为《从人性和政治两个角度看待习近平》。本文则着重论述为何“重构人事，是习近平废除中共旧制的关键一步”。
前文《习近平的“最大公约数”民主有哪些含义》中，笔者斗胆简单总结一下习近平实现中国政治和平转型的几个大致步骤：
一、依托现有体制，树立绝对权威地位，确保政令畅通。
二、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清除阻碍改革的保守力量，重新构建组织队伍。
三、将利益集团的经济控制权力夺回，并进行利益重新分配，建立市场、社会正常秩序。
四、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民营资本参与、逐步放开言论等建立约束政府权力的社会机制。
五、向多方位参与、决策、监督的自我良性循环的社会生态演变，真正实现24字的核心价值观。
第一个步骤清晰可见，习近平树立权威已无争议。但笔者强调的前提是“依托现有体制”。因为脱离现有体制，不要说树立权威，习近平恐怕连位置都坐不住，那就更不要谈什么打大老虎了。大老虎若不清理，指望他们主动良心发现实现民主，那简直比天方夜谭还不靠谱。共产党有一套炉火纯青的整人程序，整这些位高权重的贪官污吏，除了依靠共产党体制内本身的组织程序和特殊方式外，恐怕没有第二个更好的选择。所以，莫简单地说“双规”不合法，在没有法治实现基础的条件下，“双规”就是最佳的不二选择。虽然“解体共产党”这种心情可以被理解，但从实现角度上讲，还是要尊重客观事实和规律。更重要的是，要理解习近平在很多方面要依靠现有体制去执政的行为方式。
第二个步骤就是本文论证的核心。首先，“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清除阻碍改革的保守力量，重新构建组织队伍”的前提。这个“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不代表其中没有利益集团或贪腐分子，比如邓小平家族、叶剑英家族等等。但是，若不暂时团结和依靠这些力量，就凭习近平的那点人马班底想干掉江泽民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势力网络，恐怕是蛇吞象式的臆想。故此，不同势力的分割标准就在于“谁是改革的支持力量，谁是改革的阻碍力量”，甚至在同一势力中要区分出“谁是目前支持改革的，而在将来是反对改革的”或“谁在某一方面支持改革，而在另一方面反对改革”。这就需要从“政治实现”的动态平衡角度去看问题，而不是一股脑地把某人固定在一个角色上。比如说李鹏家族，其贪腐恐怕人人皆如，但目前在清理江泽民阵营上是站在习近平一边的，那么习近平就可以团结争取，至于说把江泽民搞掉之后处不处理李鹏家族的贪腐问题，那是以后的问题，现在不动不等于以后不动。这方面的确是应该学习毛泽东的，抛开感性情绪，我们不能否认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上有高超的艺术。把“统一战线”放在制胜敌人的三大法宝首位，是有其道理的。
其次，“清除阻碍改革的保守力量”又是“重新构建组织队伍”的前提。这个非常容易理解，不把对手的人马打下来，自己的人马如何替换上去。自己的人马若不能上位，自己的执政理念怎么可能得到贯彻实施。所以，仅仅说“要靠制度来治理贪腐”不是不正确，而是忽略了重要前提。制度能否约束贪腐，在目前很多方面仍处于“人治”的背景下，就必须依靠自己的人马执行自己的意志，对另外一批人的贪腐进行“人治约束”，即反腐打老虎。王岐山所说“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就是先换人，把阻碍力量给清理掉，在保证政令畅通的情况下贯彻制度，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不消除“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个病根，什么制度建设都是空谈。
最后，“重新构建组织队伍”就是习近平要在四中全会上做的一个大动作了。目前传出军队高层调整的消息比较多一些，因为不论是什么力量，军队是确保真正掌握权威的终极力量。胡锦涛受了十年的夹板气，说到底就是军权一直受江泽民的控制，再加上周永康的武警、公安等等暴力机器，可以说胡是个有名无实的军委主席。所以，习近平上来后不久就成立国安委，近期又在对地方武警司令进行大幅调整，也是为确保自己人马上位做后盾准备。只要枪杆子硬，那么四中全会上说话分量就越重，调整人事的阻力就会越小，继而推动改革就越顺利。不过目前传出四中全会延后，看来就是人事夺位上斗争激烈。故此，王岐山又“神隐”了，准备发力在关键位置上搞掉几只老虎，以便自己人坐上去。
如果这第二步骤实施得快、实施得好，那么第三、第四、第五步骤就有了保障。因为“壮士断腕，防止大老虎反扑”的担忧不存在了，就可以一心一意把精力放在制度建设、贯彻、调整上。权力下放到社会，就相当于政府权力让渡，一旦民间社会在经济、行政事务自治上形成广泛的控制，自然就对政府起到约束监督作用。权力结构一旦形成某种平衡或制衡，就不是想收回就可以随便收回的，否则会导致整个社会运转失序，这是任何政府都不会轻易做的傻事。其实所有步骤说到底就是“资源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包括民主体制也会如此。只是说资源和权力再分配的方式是平稳过渡还是暴烈置换。相信大多数理性的人是支持“平稳过渡”的，因为要对于一个专制结构进行“暴烈置换”的话，那就要一个更专制更暴烈的力量才能实现。我们先不说这种力量上台后以如何方式重新整合如此庞大的中国社会(恐怕铁腕专制是唯一可能)，就目前从“资源”和“实力”上讲，根本就没有这种社会力量存在。故此，有人高喊“革命”，不仅仅是站在说话不腰疼，关键是缺乏最基本的理性逻辑常识。再说得不好听一点，这俨然就是共产党红色教育下培养出来的苗子。
说到了“革命”这个话题，其实中国现在最想革命的群体，不是民间老百姓，而是极左势力。这些势力的共同特征就是坚定拥护毛泽东、打着爱国主义旗帜的那些力量。这些力量在共产党体制内有，在民间也有。薄熙来、刘云山、张宏良、司马南等等都属此类，这些人对文革情有独钟，是社会进步的阻挠者。这些人中，恰好有不少也是江泽民阵营中的力量，他们所担心就是习近平推行改革对他们自身既得利益和权力的剥夺，故此殊死顽抗。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最近抛出“国内阶级斗争”的论调就是典型一例，明显是一篇号召“内部革命”的战斗檄文。否则干嘛强调的是“国内”而不是针对“西方反华势力”呢?这一部分人恰恰是中共极权专制的守护者。所以，现在还在海内外呼喊“革命”的团体或个人，要不脑子不清醒，要不就是想给这些人帮忙，否则曾庆红干嘛说“越乱越好办”呢?
最后总结一下。不论愿不愿意，中国民主转型的最佳路径仍然是改良式的和平转型。切莫因为历史上的改良运动失败，辛亥革命成功就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唯一参考。美国一直是防范和扼制共产主义的国际领导者，但想一想为何美国在很多关键事务上力挺习近平?这证明美国在习近平身上看到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是值得鼎力支持的对象。即认为，习近平可以领导现有中共组织进行改革，主动逐步废除原有体制，实现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型。而习近平所要领导的这个“中共组织”，将从现有的组织体系，逐步向新的人事成员和权力结构演变，从而实现政治体制、国家治理方式上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