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
李云仲，原名卢锦章，1925年出生于黑龙江，高级经济师，曾任东北局财委科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秘书，国家计委主任秘书，国家计委基本建设投资局副局长，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后又任黑龙江财委秘书长，汽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电子工业厅厅长，《东北经济报》报社社长，《中国东北经济》杂志主编。1993年离休。
1959年6月，原国家计委干部、时任东北协作区综合组组长的李云仲，就大跃进的种种乱象和弊端，给最高领袖毛泽东写了一封信，6月9日就直接寄给毛泽东。毛将这封信带到了庐山。7月26日，也就是毛泽东发表痛批彭德怀的“7·23讲话”3天以后，批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附上自己写的近3000字的批示，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实际上是7月23日讲话的继续，目的是为了推动批判“右倾思潮”，强化和突出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性。毛泽东批示说：
“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
毛泽东引用李云仲的一些尖刻犀利的语言，是为了让会议批判和否定李云仲的“右倾”观点，给人们树起一个批判的“靶子”。然而现在看来，李云仲批评党在1957年反右整风时没有反左，导致在大跃进中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完全正确，非常恰当，一针见血指出了大跃进问题的根源。这种率直而大胆的批评，令所有的中高级干部、甚至是那些勇敢纠左的领导干部也望尘莫及，自叹不如。李锐先生就说，李云仲这种一般中级干部，敢于上书毛泽东，直言不讳指责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连他们这些一贯反左的干部，在会外闲谈也不敢这样露骨地直说。
李云仲在信中说：“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几个月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地方大量的水利工程，既无勘察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成为半成品;但是耗费掉大量的劳力和器材。这种工程我看过很多。”这种说法得到了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的认同。
这就说明，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在1957年就开始了。当年的反右整风，将无数的敢说真话的有识之士统统打掉，余下的人便噤若寒蝉，于是反对右倾、破除迷信、盲目蛮干、急躁冒进的狂潮便冒了出来，一系列脱离实际、违背人心的活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李云仲在信中说：“1958年元旦，我去过滦县扒齿港，亲眼看到该县为了要修一条100多里长的大灌区，既未经勘察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即将收割的1万多亩小麦。我去找县委负责人谈，也未能制止住。结果这条耗费无数人力财力的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后来又参加了‘苦干10天’的大会，要求10天内养猪增加一倍，扫除文盲，破除四害，锄完大田等等，对于这些荒唐的要求，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反而都去应承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什么叫瞎胡闹、乱折腾?李云仲的信中列出了滦县的典型实例就是明证。为什么大跃进会变成“大跃退”?为什么农民们辛辛苦苦大干苦干，到头来会造成大饥荒?看了滦县的干法就知道所以然了。当然这还不是正式的“大跃进”，正式的大跃进的高潮还在后面。接着李云仲的矛头直指大跃进“高潮”的危害性：
“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
北戴河会议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人人皆知其害，人人斥其荒唐，但却很少有人敢提意见。李云仲竟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有理有据、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炼钢铁的危害性，比彭德怀的“有失有得”要严厉得多，尖刻得多!
关于公社化的弊端，李云仲在信中说：“各地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金县郊区的一个生产队，这里共有300多户人家，去年年初有猪300多口，但今年只剩下9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
李云仲可能是工业干部出身，农业问题可能了解得不多，对于广大农村被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折腾得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大锅饭难以为继的凄惨状况可能缺乏感性认识。但就他了解的金县一个生产队的落后状况，也让人触目惊心。
提起工业问题，作者胸中如开闸江河，汩汩滔滔：“在基本建设上，1958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的项目达1900个，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倍，几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现在由于财力跟不上，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动用系数连50%也不到(即100元投资，能动用的不到50元)。上百亿投资，上百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益。看到这种损失确实很痛心。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后信中说道，由于到处“大办”，都有翻番，只得大量“招兵买马”，去年增加2100万职工。结果不仅农民、渔民，甚至售货员、理发员、手工业者也都转为工人，购买力提高了，但消费资料远未跟上去，各行各业都受到了损失。
这段对大跃进工业问题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和彭德怀所说的“工业盲目上马，造成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影响工农关系”的说法如出一辙，但李云仲说的更为具体，更为严重。二人的眼光完全一致，完全符合实际：当时被毛泽东斥为“右倾”，但一年多后，党中央不得不作大幅度调整，工业大量下马，2000多万城镇职工下放到农村，就是鲜活的证明。
为什么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狂潮会泛滥成灾?李云仲认为是主观主义思想作祟，因此他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李锐先生认为此言是“切中时病的药方”，因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一系列讲话，大都是主观主义、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
李云仲在信中直击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领域能畅通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十分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
这段话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深刻揭露了大跃进一系列荒唐闹剧能够强力推行、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读到这里如果能出一身冷汗，霍然醒悟，大力纠左，那中国的面貌何以会出现凄惨的景象啊!
他接着谈到他在计委工作时的情形：“我在局务会议上几次提出，计委一定要管限额以上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必须经过审查，否则要造成严重后果。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既无人向计委领导反映，也无人认真研究这些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和问题，你提你的意见，我应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会议提出清查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厂房、房架、柱子已经立起来了，几十亿的投资、几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被占用在不能发挥效果的‘工程’上了。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建项目、规模的安排合理与否，往往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基建战线过长对当前紧张状况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再比如大炼钢铁，我回来时对一位负责同志小心翼翼讲了几次，矿石、焦炭、煤消耗这么多，成本这样高，炼出来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铁，可不能这样搞!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但这位同志却和我讲，事实上当时很多人也这样讲：‘这不能算经济账。’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不能算经济账?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又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见?”
李云仲在这里说起大炼钢铁的浪费，只谈到矿石、焦炭、煤等的消耗，其实最大的消耗不在于此。9000万人胡乱折腾几个月，耽误了农时，把无数的粮食抛撒于地，造成了全国的饥荒;更主要的是把全国的林木几乎砍伐殆尽，森林资源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促使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更大的饥荒便不期而至。给国民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困难，还不能算“经济账”，那就要算“政治账”。那么，拼死拼活完成了1070万吨钢铁，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什么“利益”呢?不仅当时的六亿国人看不到，几十年后的十几亿国人也看不到，只看到国家补贴了50个亿，炼出了无数的废渣，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和英国的距离越来越大，让外国人一直嘲笑——这是什么样的“政治账”啊!
关于1959年的计划，李云仲说：“我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一直感到问题很大。虽然在多次会议上，向很多能接触到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但是谁也不愿向上面提。今年年初，在整理一个资料时，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却又受到领导的严厉申斥，甚至提出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为此我长时间难过极了。这位申斥过我的领导也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后来向人说，‘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红尘。’”
李云仲似乎不理解当时许多高层领导同志的为难处，在信中说：“明明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却要大家‘看破红尘’，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我回到宿舍以后老是想来想去，共产党员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能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人是把党的事业放在前面，还是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党的一部分事业，由这样的领导来管理，是适当的吗?”
这段话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等极左歪风屡禁不止，毛泽东不断极左却收效甚微，其原因就是我们的不少领导干部“看破红尘”。“看破红尘”本意是看透世俗、玩世不恭的无所谓，这里却是看透上级意图，尽力迎合之意。哪管它洪水滔天、高楼垮塌、百姓死活，我只看上级的脸色行事，我只照中央文件办事。这是对当时整个国家不良风气的当头棒喝，不知毛泽东看了是何心情!
李云仲作为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人员，最清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带来的危害，“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还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就是属于这一种。去年增加的2100万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村的骨干劳力几乎抽光了，连他们的家属恐有五六千万人，由生产农产品一变而为消费农产品的人。这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关于计划工作问题，几年来是大家意见最多、也最不满意的事情。今年这个多了，明年那个少了;今天变过来，明天变过去;今天生产这种产品，明天生产那种产品;今年这个项目施工，明年那个项目停工……总之是左右摇摆，进退维谷，真是‘进亦忧，退亦忧’。一位同志跟我说：‘今天很多问题，计划部门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这话可能一些过分，但是作为综合性的国民经济计划机关，未给中央当好‘参谋部’却是事实。”
李云仲在这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知识，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计划工作存在的问题，予以痛快淋漓的揭露。让多少身居高位的领导不禁汗颜。有些语言和观点和彭德怀惊人的一致。毛泽东读到这里应当想想，彭德怀和李云仲素昧平生，也无交往，二人的观点和说法却惊人一致，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自身的问题，而非要指斥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发动进攻呢?
接着，李云仲在信中指出近年来计划工作的三个主要问题：
1、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才能做好综合平衡，但实际上常常是在各单位、部门间，年度、长远间，以及材料、进度，主机、配套，以及基建项目间，顾此失彼，畸轻畸重，有数字无措施，有计划缺检查。
2、这不能简单归于无经验，而是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严重，特别是1958、1959两年，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讨论;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具体搞经济计划工作人员和厂矿企业的意见，很少得到考虑;每次计划方案，下面意见很多，也知道问题很大，但就是不采纳，甚至无人听取这些。向中央提出的所谓方案，往往是3000万吨是积极的，是可以争取完成的;2200、2000、1800万吨也是积极的，可以争取完成的。其实很多做具体工作的人都了解，这些数字没有充分依据，漏洞百出……
3、在大运动中，计划工作不能正确坚持党的原则，跟着人家跑，时冷时热。计划机关在一个部门、地区，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必须从全面出发坚持原则，不能怕有争论;事实上往往由于在这方面站不稳而吃大亏。……长期计划必须尽快编制，否则许多重大问题不能解决，如基本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规模问题，大型设备的生产安排问题，部门间的比例问题，工业布局和地区规划问题，重大的技术政策问题等。
最后信里还谈到树立节约与朴实的风气问题，批评近年豪华高级宾馆、饭店建的太多，国庆几大工程也有些过分。“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300万吨的钢铁企业，或1600——1800万平方米职工住宅。”还有，会议的伙食标准太高，请客送礼之风盛行，以及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在极左狂风甚烈的环境下，在经历了反右派、反右倾运动的反复沉重打击之后，大多数中高级干部都噤若寒蝉，大都是“看破红尘”，随波逐流;即使发现了问题也是睁眼闭眼，置若罔闻。然而，小小的中层干部李云仲，竟然以大无畏的精神直接上书最高领袖毛泽东，痛陈大跃进的种种弊端和我们党自身存在的严重痼疾。他和彭德怀一样，站在了政治的制高点，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假如我们的领袖看了李云仲和彭德怀的意见，幡然悔悟，继续纠左，大力纠左，中国人民就会避免多少灾难啊!
那么毛泽东对李云仲的信到底是何态度呢?
毛泽东在对李云仲信中的意见进行总结归纳之后，说道：“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这种“得不偿失论”“有失无得论”，代表了当前的一股“右倾思潮”，应当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予以坚决批判。然而现在看来，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否定的一切大都是大跃进客观存在的问题。
于是，李云仲就成了“越衙上告”第一人(其实不尽然)。这就让人搞不懂：彭德怀的意见书，前半部分用大量篇幅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赞扬人民公社的成果;后半部分给大跃进提意见，也是用词委婉，锋芒收敛。彭德怀可能是考虑到毛泽东的接受程度，所以字斟句酌，留有余地。而李云仲的意见书，根本就没有提到大跃进的成绩，对人民公社丝毫没有赞扬的意思。他的信中，满篇都是缺点、错误，都是盲目蛮干，胡乱折腾，乱象纷生，得不偿失，“几乎否定了一切”。而且指出其性质是“左倾冒险主义”，根源是“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将两封“意见书”予以比较，他的“意见”比彭德怀的“意见”厉害得多，严重得多，刺激得多!
李云仲的后事如何呢?据李锐先生说，庐山会议后，他照样在劫难逃!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长期在黑龙江一个煤矿井下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