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右一)于1975年被特赦出狱之后，与前国民党将领参观中共革命圣地延安。右三为杜聿明，右四为黄维。他们都是在淮海战役中(台湾称徐蚌会战)中兵败被俘的。
文强慷慨话当年
有天舒老来电话说：“文强老先生想见你，他在抗战初期就认识令尊，想同你叙叙旧。”文强这位传奇人物的名字，我是早就知道的。记得“反右”时有人揭发父亲，其中一条罪状是“章乃器勾结军统大特务文强”，但怎么个“勾结”法。我却一直没搞清楚。
约好见面的日子，偕舒老及其老友吕德润先生(原《大公报》著名记者)，同往海淀区甘家口增光路。这一带当时诨称“新疆村”，杂乱街道的两侧，有不少维吾尔同胞开的风味餐馆，记得以前曾专门到此来品尝过“拉条子”。
文老住在街北的一座楼房里，他和夫人已在家等候(这是他的第三任夫人，最后竟告仳离)。老先生精神矍铄，头已卸顶，面颊削瘦，身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不经意中带出了精干的职业特征，举手投足之间，看得出是个习武之人。
“今天我真高兴，能够与老朋友的后代相聚!”他操一口不算浓重的长沙官话，底气却比舒老要足得多。“你父亲对我们国家民族、对抗战的贡献很大，我今天早上写了一副对子送给你。”
文老干的这一行，借用当年某盲公给戴笠批八字时的判语，乃是“文不文，武不武，文武之间”。其实老人家允文允武，有出口成章的才赋，记得在董竹君先生家里，就挂着文老送给她的五首诗。
聊了一阵之后，我们便驱车同往“九头鸟”酒家，这是舒老熟识的一家湖北风味餐厅，显然符合文老爱吃辣子的口味。他说起自己有个儿子对饮食很有研究，在贵友大厦后面开了一家餐厅，字号是“阿文汤包”。这家以蟹粉汤包闻名的上海菜馆，恰好是我经常光顾的。以前只知道他的公子文贯中是旅美学者，没想到文府另出了一位美食家。
文老的谈吐中，不时透露出一种慷慨豪侠之气。他于养生之道也很在行，芜冬厉夏拳不离手，对自己的武功也很自负。谈及某次参观武警部队时，曾与年轻战士比武，两个壮小伙同时扑来，被他一并撂倒，那年他已九十岁。经文老在餐桌上当场传授，我至今仍记得这种格斗技巧。
那天，文老谈了与我父亲相识的经过：
我在军统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八一三”抗战以后，我奉戴笠将军的指令，与令尊接触。当时令尊在上海大学教书，他有几位在日本人的机关任职的学生，其中一个叫彭寿，另一个叫程克祥，主动提出要为祖国服务。你父亲就找到戴雨农将军，要把他们介绍给我们，后来他们就归我领导。
在大敌当前的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不同政治力量相互合作、一致对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风潮中，却成了父亲的罪状之一。关于这段故事，文老已在《文强口述自传》中讲了，本文不赘。至于他提到的两位青年，后来就一直在军统服务，进行对日谍报战。父亲说彭寿曾为民主运动做过一些好事，1949年以后去了海外。
我知道父亲与戴雨农将军相识，是1936年的事情。当时蒋介石召见父亲和沈钧儒、李公朴三人，希望他们领导的救国会不要与政府为难。而代表老蒋到车站迎送并安排招待的，正是这位军统首脑。我曾问他：“你对戴笠印象如何?”父亲说：“戴笠干练，眼睛里有血丝，杀气较重，但对我始终是谦和有礼。”他还背诵了当年章行严(士钊)先生挽雨农将军的名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始终认为，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社会，就无法解读中国近代党派史。文老干特工这一行，与会党人物交往甚深。他的父亲系同盟会员，既是黄兴的朋友，又做过蔡锷的秘书长，我想应是先入华兴会，再成为同盟会员的;而华兴会与洪门的关系，则是众所周知的。但文老对于自己在江湖上的辈分，却始终没有提及，我也没有问。
抗战军兴，戴笠奉蒋介石的指令，与杜月笙合作在淞沪地区组织“别动队”和“忠义救国军”，成员多为帮会徒众，具体工作由文强负责。“忠义救国军”其实不像现代京剧《沙家浜》所演绎的那样，专干坏事不抗日，有不少中共党员也加入了这支部队。后来文老又被派去监控“东陵大盗”孙殿英部，这位“孙老殿”出道前也是会党人物。
文老谈话中还提及两位朋友，其中一位恰好是我的舅舅王艮仲。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也是黄炎培(任之)所办职业教育社的资助人。太平洋战争前夕，文老奉命撤离上海，但苦于没有川资和安置部下的经费，王立即拿出两万块救了燃眉之急。文老到达香港后没多久，日军就开始进攻香港，他便和陈策将军一起，与港英当局合作，组织M.P维持社会秩序。
陈策将军是老同盟会员和海军前辈，国父中山先生的生死之交，他官拜海军中将，又是香港秘密社会的龙头老大。我以前读过一本关于香港沦陷的书，知道日军进攻时，会党人物在“策叔”的号令下，上街维持地面，香港社会秩序井然，恰好与文老所说相印证。后来英军战败投降，“策叔”等撤离，各路“烂崽”抢在日军进驻之前，大肆洗劫富人区。
我告诉文老：王艮仲是我母亲的表哥，曾留学日本。他虽是上海浦东的大地主，但其经营是现代化的，办农场、开银行、修公路、兴教育，后来又参加民主建国会，属于开明士绅，1949年以后任国务院参事。土改时老家要揪他回去斗争，他跑去跪求黄任老救命。黄任老那时是主张“江南无封建”的，代他向周恩来求情，周公对上海方面说：“王参事的事，就在北京解决吧。”这才保住了性命。王的管家是个跛足，在家乡土改中成了他的替身，据说斗争的方法之一，是罚这个残疾人爬海堤，很快就斗死了。
兄弟阋墙真若梦
文老是毛泽东的表弟，与何叔衡、谢觉哉也熟识，经夏曦介绍，与毛泽覃一同报考黄埔军校，在校时跟林彪打过架。老师周恩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跨党分子选择党籍时，他选了共产党，1927年又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他因党内斗争脱党，回湖南办过报，又被戴笠看中，到军统做对日情报工作，官至中将，但自问从未做过与中共为敌的事。
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内部逐渐分裂成三派，互相倾轧。文老决心脱离这个是非圈，主动要求到湖南程潜(颂云)将军麾下任职。但宿命难逃，三个月后又被蒋介石调到杜聿明手下当代理参谋长。临行前颂公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结果一语成谶，果真在淮海战役被俘。我暗想：他若留在程潜身边，日后可能就是起义将领了。当时“战犯”与“起义将领”之间，只是一步之遥，运气却有天壤之别。平津战役时，陈长捷奉傅作义的命令，死守天津被俘;半个月后傅却在北京接受了和平改编，陈一直怨恨傅长官事先不跟他通气。
文老被俘成战犯后，态度强硬，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你们毛家还跟我家攀亲，娶了我家的文七妹呢!”因为与毛、周、朱的老关系，最高当局五十年代就曾打算释放他，但要写份悔过书(据说这是周公的意思)，他顶牛不写，结果多坐了二十多年牢，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我问文老：“您是否受了先祖的影响，认为忠臣不事二主?”他爽快地承认有这种思想。其实国民党也曾要求被捕的共产党人登报悔过，那时是各为其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徒也是不肯悔过的。
谈起关押生活，文老无意中提及一位我俩所共知者的结局，令人大为震撼：
“文化大革命”时我在秦城监狱，有一天被派去打扫院子，发现墙角有一个席卷，掀开一看，是一具女尸，我认出这人竟是程远，眼泪顿时就落下来了。这女人死得惨哪!
这位程远女士，现在几乎没有人记得她了，但在三四十年代，却是一位社交界的名媛，人称“黑牡丹”。1978年，我因女作家胡兰畦先生而结识程远的妹妹程其耘女士(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先生的夫人)，故关于其不幸的身世，我知之略详。
程远原名程其英，为家中长女，是学贯中西、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社交场上，不少名流趋之若骛。她曾留学德国，因反对法西斯而被驱逐出境。1935年上海发生“怪西人案”，学者刘思慕(中共地下党员)被叛徒陆海防出卖，一家被军统追捕，走投无路逃到程府;程大小姐豪侠仗义，把他藏起来，掩护脱险，而自己却未及走脱，被沉醉率特务逮捕，囚禁了四个多月，释放后仍为抗战和民主运动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以后，她竟因被捕的历史背上黑锅，历次政治运动都脱不了干系。程女士在北京大学任教，业务能力很强，却连教授都评不上;她一直独身，往日的友人和追求者皆退避三舍;“文化大革命”中更在劫难逃，被人诬指为小说《红岩》中的女特务“玛丽小姐”，受尽批斗侮辱后，一代名媛玉殒香销。过去我只听说她是自杀身亡，何以尸体在秦城监狱出现，至今是个未解之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程远的亲属及胡兰畦等友人为她奔走鸣冤，刘思慕也为她作了证，终获平反。追悼会上，只摆了一个空骨灰盒，内置眼镜一副。哀乐声中，程家姐妹想起大姐的惨死，哭得泪人一般，见者无不动容。
原国民党桂系政要程思远先生，六十年代陪护李宗仁先生自海外来归。他与程远似有情愫，某次在全国政协见到文老，追忆起这位当年的秋水伊人，程老述一上联：“程思远思程远，越思越远”，文老对曰：“张学良学张良，不学不良”。
不知他是怎样联想起张学良的，但这个下联从字面上无可挑剔。据说当年二程出席郭沫若、于立群的婚礼，曾有人出此上联考新郎官，郭未能对。
我对文老说起程远的后事，他长叹一声说：“我该是见到程远的最后一人了，她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牺牲品!”我过后思量，汉卿将军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老被特赦后，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公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还说了这样的话：
国民党和共产党，其实是亲兄弟，分家闹得天翻地覆，但最终是要和好的。
1949年国共和谈时，张治中将军曾有“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的说法，但不为周恩来所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