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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斗 中共第二任最高领袖瞿秋白不得不死终极理由

——中共第二任最高领袖瞿秋白不得不死终极理由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其时被共产党人称作“苏区”的江西瑞金;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期间,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会场合影

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果做稍细一点的划分,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899.1-1916.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一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家乡常州度过,只是1916年2月至11月,由于家境的极度困窘,曾在无锡一所乡村小学任教。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同学。因张太雷一堂兄与瞿秋白同班,故少年瞿与少年张相识并成为好友。后来,在莫斯科,瞿秋白先是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后又经张太雷介绍,加人中共。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以苍凉悲戚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认为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在与张太雷相识的那一刻,这种“误会”就开始了;从这一刻起,瞿秋白自认为的悲剧命运就被决定了。

1916.12-1920.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二个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北京度过,只是1916年冬至翌年春,曾在湖北投亲靠友。1916年初,瞿秋白所深爱的母亲不堪贫困的重压而自尽,从此亲人们为活下去而天各一方,一家星散。这是真正的家破人亡。1916年12月,瞿秋白辞去无锡乡村小学的教职,只身到了湖北。在武昌和黄陂都曾逗留。其间还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终因学费昂贵等原因而中途退学。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瞿秋白本想依靠堂兄资助而进北京大学学习,但堂兄却爱莫能助,于是只好去应北洋政府的普通文官考试,却又未能考上。但其间,曾去北大旁听胡适等人讲课。

后来,因为教育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无须缴学费而又“有出身”,瞿秋白便考入学俄文。在那时的中国,愿意学俄文者并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对之并无兴趣,终于学起了俄文,实在是无可选择的“选择”。但这一次“选择”,也将对瞿秋白此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北京期间,因办刊物而拜访过陈独秀,因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结识李大钊。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积极投身于运动并两度被捕。在北京时期,瞿秋白开始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

这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的相识。同瞿秋白一样,这些人也对俄罗斯文学一往情深。1920年11月,瞿秋白与这些人一起,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实在可说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

1920.12-1922.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未毕业,便应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这期间,向国内发回大量关于苏联的通讯,对国人了解和误解苏联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初,瞿秋白与张太雷在莫斯科相遇。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则被派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1921年5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俄共;1922年2月,张太雷又介绍瞿秋白正式加人中共。

1921年6月,瞿秋曾以记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期间,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亦农、萧劲光、柯庆施等,都算是瞿秋白的学生。1922年11月,陈独秀、刘仁静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由于国内工作急需用人,陈独秀命瞿秋白会后即回国。瞿秋白遂于年底回国。

1922.12-1928.4,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四个时期,这五六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的上升时期,因而也是他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他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介人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更是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瞿秋白的理论修养实在谈不上深厚,但写作能力却十分惊人,往往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但按当时的情形来说,在开始的几年间,他政治上的“进步”还不算很快,迟至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才成为中央委员。但进入1927年,则“进步”神速。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在1927年6月,成为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此后的七八个月里,在瞿秋白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在各地发动了多次儿戏般的“武装暴动”,以“红色恐怖”的方式对抗国民党政权。

1928.4-1930.8,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五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儿戏般的“武装暴动”,当然是其兴也忽、其败也速,以致于瞿秋白们自己,也感到是在“玩弄暴动”。一连串的失败和血的游戏之后,“六大”的召开就成了当务之急。但“红色恐怖”的后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没有可稍稍放心地开“六大”之地。于是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其在苏联召开“六大”。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苏进行筹备。1928年5月,瞿秋白间道赴苏。

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开幕。在“六大”上,瞿秋白虽仍是政治局委员,但会后留在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实际上,从这时起,瞿秋白就退出了中共决策层,也结束了他政治上的黄金时期。这次在苏联的两年多,瞿秋白过得极为艰难。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崛起。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对瞿秋白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其时是斯大林的红人,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同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

王明们的全部资本,虽然不过是在苏联以学生的身份吃过几年面包,但由于有米夫的支持,瞿秋白便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这期间,斯大林发动了“清党”运动,苏联境内一片“红色恐怖”。不久前在“白色中国”实行“红色恐怖”的瞿秋白,在“红色苏联”饱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米夫、王明们,也想借“清党”之机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的。他自己虽然有惊无险,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胞弟瞿景白,却在“清党”中“失踪”无声无息地消失。

1930.8-1934.1,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六个时期,这一时期在上海度过。1930年三四月间,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被解除。8月26日,瞿秋白夫妇途经西欧返回上海。这一时期,王明、博古等一批在苏联被膨化了的“青年干部”,也鋳躇满志地杀回国来,意欲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仍是他们重点打击的目标和必得清除的障碍。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却被赶出了政治局。

实际上,从此就离开了政治舞台。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团伙在米夫的支持下“闪亮登场”。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米夫一把抱进了政治局。1931年4月,中共方面的“特务大师”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了总书记向忠发在6月间被捕。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于是,王明成为代理总书记。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上海滩上,不断有中共党员被捕。对于王明们来说,上海滩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总书记的宝座,.是王明苦苦追求的。但宝座诚可爱,生命价更高。1931年10月,惊恐万状的王明,终于决定放弃这宝座,惊蛇入草一般逃往苏联。

24岁的博古,接替王明成为最高领导。王明也好,博古也好,都视瞿秋白为眼中钉、肉中剌。在政治上将瞿秋白完全边缘化了,在组织上让瞿秋白彻底出局了。这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在理论上把瞿秋白批倒批臭,还要完全彻底地摧毁瞿秋白的声誉。这期间,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瞿秋白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但却仍然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仍然要没完没了地自我批判。在被党内同志侮辱着和损害着的同时,瞿秋白走向了文学,介入了“左联”,结识了鲁迅。

1934.1-1935.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七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区”首府瑞金度过。1933年底,中共中央从瑞金发来电报,要求本已被闲置、被抛弃的瞿秋白赴“苏区”。瞿秋白要求夫人杨之华同行,但被拒绝。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于月底辗转到达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因为一切依照苏联的体制和称谓,才有这种别扭的说法,用更像人话的话来说,就是“苏区政府”的教育部长。瞿秋白在“苏区”的一年,物质上过着连盐也吃不上的生活,重病的身体当然谈不上治疗和养息了。

其时瑞金是博古当政,为了避嫌、为了远祸,即便是一些老朋友,也不敢与瞿秋白接触,瞿秋白精神上的苦闷就更不难想象了。这里的问题是:博古中央既早已将瞿秋白踢开,为什么又不肯让他在上海住下去,非把他从上海、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不可呢?这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1935.2-1935.6,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八个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监牢中度过。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却被博古中央留下,不准随军撤离。“中央红军”走后,“苏区”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瞿秋白这些被留下的人,终于无处存身。1935年2月26日(这一日期,有2月22日、24日、26日三种说法),瞿秋白等人在“突围”途中被捕。被捕后,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于福建省长汀县罗汉岭。这里的问题是:非要把瞿秋白弄到“苏区”的博古中央,为何撤离时却又像扔破烂一般扔下他不管呢?这也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把瞿秋白从上海弄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当然,若无强有力者的教唆,他们也根本不敢在乳臭未干时,就生出踢开前辈、掌控全党的野心。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对于米夫为何要极力支持王明、博古们打倒瞿秋白,有关研究者4惯于从米夫的个人品德上找原因。米夫1901年生,小瞿秋白两岁。

20年代初,米夫开始从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并很快成为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所谓“专家”,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具有重大的话语权。1925年,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6年底,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抛出了《中国问题提纲》(即所谓“米夫提纲”),深受斯大林赏识。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其时,苏共党内的斗争已很激烈,而米夫则是铁杆的斯大林派。

代表共产国际专管中国事务的米夫,以中国问题上的“理论权威”自居。而瞿秋白则是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这两个“理论权威”,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看法却有多方面和实质性的分歧。本来,即便瞿秋白一直在国内工作,也必然会与米夫相冲突。也算是造化弄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

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当然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瞿秋白自然会对米夫显示出“应有”的尊重和服从,甚至也能做到强颜为笑。但本质上是书生的瞿秋白,却不能做到彻底隐藏和清除自己的观点、思想,“摧眉折腰事米夫”。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也自在情理之中。王明给人们留下了野心家的强烈印象。但王明其人,其实是典型的“银样蜡枪头”,是那种绣花枕头式的人物。应该看到,王明们的政治野心,首先是被米大煽动起来的。是先有米夫鼓动王明们在中共党内造反夺权,才有王明们的野心勃勃。

被米夫煽动起来的王明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实非常像“文革”中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王明们要在党内造反夺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和团长瞿秋白了。他们用种种手段对瞿秋白进行“无情打击”、与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此中详情,难以尽述。这里,只抄录其时也在中山大学留学的陈修良《怀念杨之华同志》一文中的一段话

当时“中大”内部宗派斗争很激烈,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党支部,所以又叫做“支部派”。他们想夺取中国的领导权,对中共代表团是采取对立态度的,他们特别反对秋白同志,诬蔑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甚至在墙报上把秋白同志画成一只猴子,同时,他们也公开侮辱之华同志。

王明们的野心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而大陆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米夫为何煽动和支持王明、博古这些“革命小将”不择手段地打击迫害瞿秋白时,总强调是米夫本人想要通过王明们绝对控制中共,似乎瞿秋白的命运悲剧都应该由米夫来负责。这样理解瞿秋白与米夫的冲突,应该是很不够的。正像不能完全用个人野心来解释王明们对瞿秋白的残虐,也不能完全用个人品德来解释米夫对王明们的煽动、支持。

如果说王明们的支持者是米夫,那米夫的支持者则是斯大林。最准确最简捷的说法应该是:斯大林意欲绝对控制中共,让中共全心全意为苏联服务,这样才有米夫煽动和支持王明等一干在苏联喝了几年狼奶的“革命小将”造反夺权。

清除了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之所以成为米夫们着力打击的第一对象,除了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共领袖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瞿秋白作为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身份。米夫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中共的信条,就必须不但要在政治地位上打倒瞿秋白,还要在思想、观念方面彻底清除瞿秋白的影响。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米夫一通声色俱厉的发言,王明们一番吠影吠声的鼓噪,就能解决问题。何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名誉上把瞿秋内搞臭。这也正是瞿秋白在政治上被闲置被抛弃后,王明团伙仍咬住他不放、仍对他进行批判、侮辱、摧残,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原因。王明逃离上海、跑回他精神上的“祖国”苏联后,由博古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博古从王明手中接过权杖的同时,也接过了打压瞿秋白的大棒。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越来越难以存在,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瑞金。

瞿秋白在政治上被踢出局之后,之所以还不断受到王明团伙的打击迫害,也有“咎由自取”之处。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而如果瞿秋白果真从此匿影藏形,或许王明团伙打击迫害的劲头会渐衰,因为打一只早已皮开肉绽的死老虎,自己也会感到厌烦。也许足不甘寂寞,也许是不识时务,瞿秋白偏偏仍以一支笔,强劲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价值。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瞿秋白是并未得到中央派遣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介人“左联”的。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和曾经的政治地位,以瞿秋白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造诣,很快便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则更是在文艺理论问题上笔耕不缀。这一点已足以令王明团伙嫉恨了。更糟糕的是,在实际的政治问题和理论性的政治问题上,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或对那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或对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阐释。这就必然令王明团伙恼羞成怒。在王明团伙看来,这是一种捣乱,是一种对抗与挑战。瞿秋白过去的思想理论“流毒”已令他们头痛,岂容瞿秋白继续“放毒”,岂容瞿秋白在精神上“另立中央”。既然瞿秋白“人还在,心不死”,既然瞿秋白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那“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就是必须继续的。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这批文章虽然主旨是在抨击国民党,但博古们却也感到了异样的疼痛。9月22曰,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对于瞿秋白的“政治残年”,这次的打击,可算是最后一击。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博古中央在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打击的同时,又命令其奔赴“苏区”,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上海已难以存身,更不意味着“苏区”的工作需要瞿秋白。周扬、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隐蔽下来并相平安无事。瞿秋白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比周扬、夏衍们更有理由留在上海。一来他早已被闲置抛弃,二来重病在身。对于博古中央来说,除了作为“反面教材”而“供批判使用”外,已无丝毫价值。但他却不能在上海养病而必须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瑞金。

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问题是,博古中央为何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呢?这应该有两层用意。一是为了更好地对瞿秋白进行监管。在上海,瞿秋白还可以“乱说乱动”,还可以在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以瞿秋白的书生气质,只要留在上海,就不可能不继续在各种问题上发言。而到了瑞金,又在博古们的眼皮底下,瞿秋白就成了真正的死老虎了。实际上,瞿秋白赴赣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计划、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就由博古决定。瞿秋虽然早不是什么髙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

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洛甫)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髙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可怜的瞿秋白,不知是否曾硬着脸皮去向博古这个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夙敌求情。反正,他向张闻天开口了。张闻天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其时也是王明团伙的要员,地位仅次于博古。张闻天当时的头衔之一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算是瞿秋白的顶头上司。

瞿秋白能向他开口,也算是万般无奈了。当得知自己可能会被留下时,瞿秋白一定是颇为惶恐不安的,他又曾向毛泽东求助。时任“经济委员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以瞿秋白的“从政经验”,能在这样的会上当场要求随军转移,实在有些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了。毛泽东其时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也是博古们打击排挤的对象,早已“大权叹旁落”,颇有些自身难保的意味。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军中的实力和影响,博古们也照样会将他“一棍子敲出去”。毛泽东当然清楚瞿秋白的命运已定,但在这样的会上,也只能以“下面再说”搪塞过去。

但毛泽东能想到的,博古也可能想到。由毛泽东为瞿秋白求情,或许只能坚定博古留下瞿秋白的决心。也许,其时才27岁的博古,并没有41岁的毛泽东那样深谋远虑。但将瞿秋白留下,却也并不需要如此这般的谋虑。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

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掳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H,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师“就地枪决”。

对于蒋介石来说,瞿秋白可谓是罪大恶极。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六人常委之一,实际上则成了最高领导者。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大玩其血的游戏,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这期间,除著名的湖南“秋收暴动”外,湖北的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阳、鄱阳、横峰、万安等地,广东的广州、海丰、陆丰、琼崖等地,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陕西的清涧等地,都曾“霹雳一声暴动”。

有的地方,暴动取得一时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瞿秋白中央命令张太雷在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张太雷领导的广州暴动取得胜利,暴动者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在第三天即被击溃,张太雷也死于乱枪之中。我们还记得,是张太雷把瞿秋白介绍进共产党,现在瞿秋白又把张太雷送上了黄泉路。虽然各地的暴动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但瞿秋白中央仍然强调革命正处于“高潮”,仍然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在这期间,瞿秋白中央还做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怎样施行“红色恐怖”呢?一个字:杀!瞿秋白中央指示各地:“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所知的全部机密,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虽不同于陈独秀,但也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这首先是因为瞿秋内的价值远不同于本质上是草包和流氓的向忠发。像向忠发这样的人,当国民党从其口中掏出了全部有用的东西后,他就毫无价值了。豢养他,甚至是国民党的耻辱。而留下一个“翻然悔悟”的瞿秋白,却大有利于国民党的“党国”。

瞿秋白被“就地枪决”之日,36师也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凡民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计数,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并未远去的背影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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