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死难者，除两个剩有上衣外，其余都是赤裸裸一丝不挂，仰卧暴露令人不忍卒睹。它们赤裸裸的躯体都已僵硬，面孔一般都烧黑未焦，皮肤暗红肿胀，像是爆炒过度的大虾的颜色，亮晶晶的宛如蜡人一般。
高陶布司长询问许大使，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逐个进行检验?许大使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尽管如此，双方对尸体仍然看得比较仔细。由于不知他们姓氏名谁，我向许大使建议，由北向南把这些尸体编为1至9号，以便区别。随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为先导，双方随员跟进，对一具具尸体进行察看。我从各个角度拍摄了照片，小沈在做翻译的同时，也抽空拍了一些镜头。蒙方的摄影人员，除了拍摄尸体外，还对准许大使和我们几个随员拍个不停。
大家首先来到第一堆死难者旁边察看。这里有三具尸体，他们基本上并排仰卧，脑袋统统向西，相互之间距离二至三米。
第1号尸体，朝天仰卧，四肢叉开。左臂骨折，肘以下的断臂放在耳朵旁边，似要伸手摸脑袋;右臂斜放，小臂上擎，手心朝胸。左腿内屈，右腿斜伸，腿肚上有碗口大的绽裂，露出胫骨。头发烧光，显出圆圆头颅，面部较扁平，缺乏棱角，面皮烧黑，两眼紧闭。右眼外角有一伤痕，肌肉外翻，血迹流凝脑后。上下身的布军装没有完全烧光，但下身已成缕缕布条。上衣襟敞开，腹部有人字形两条灼痕。右衣襟压在身下，侧翻后从衣襟口袋里，掏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其中夹着一张二寸两人站立合影照片和一些底版，其中有两人合影120底片两张，男女单影或合影135底片三张，背景为大海，人物全是军人。《语录》里还夹有一个纸片，上面记了许多电话号码，我要小王逐个抄录下来。后来查证其中有毛家湾(林彪公馆)值班室和汽车保养厂及三座门(军委领导办公地点)汽车班的电话。
第2号尸体，夹在1、3号尸体中间，衣服全部烧光，赤身露体，只有两脚踝部剩有几缕残布。个子较高，身体健壮，肌肉发达，上身仰面朝天，下身略向右侧。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盖上。右臂平伸，手心向上，指尖烧焦;左臂内屈，掌心向下扣在腰前，似要抓腰间手枪。枪套基本完好，枪已由蒙方收拢，剩有空弹夹插在一边，手枪皮带尚未烧焦，皮带梢缠在左小臂至胸前。皮肤烧灼不重，但胸部有一大片焦痕，似渗有烧干的柏油。头部上仰，面部皮肤烧成焦麻状，嘴微张，牙外露，眼半阖，眼眉及头发焦而未光。鼻孔下至右嘴角有几道血迹流向右腮、右鬓。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面部表情痛苦、狰狞，像是很不甘心的样子。
第3号尸体，体胖仰卧，衣服烧光，皮肤烧灼较轻，裤腰残片及腰带仍在。两腿胫部交叉，踝部缠有裤脚残布。左臂下垂，肩部亦有衣服残片;右臂横伸，手心朝左前方，指尖大部烧焦露骨。头部伤势很重，脑壳从鼻尖向上开裂，正如俗话所说脑袋开花，脑浆烧干脑骨变焦。大嘴横张，像是头部炸裂时痛不可忍，龇出两只虎牙。从身下压着几块烧剩的军装碎片中，发现钥匙一串，指甲刀一把。
令人诧异的5、8号尸体
看过1至3号尸体后，大家向东南绕过又一扇舱内的门，这门已被炸裂破碎，来到第二堆死难者旁边。这里是四具尸体，与第一堆的距离三十多米。
第二堆尸体，与第一堆躺卧方向不同，它们参差错置，不在一条直线上。令人诧异的是，4、6、7号尸体成一弧形，拱卫着5号尸体，而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其余三人头部统统朝西，相互之间几乎是等距离的三至四米。
第5号尸体，个子瘦小，虽然每具尸体烧后似乎都有些缩短，而且由于皮肤肿胀显得年轻，但这具尸体看来缩得更厉害一些，像个大孩子。全身衣服烧光，但皮肤烧灼不重。上身平仰，下身略向右侧。头部上昂，秃顶，头皮有绽裂，露出几道灰白色头骨。有额纹，眉烧光，眼睛烧凹深陷。颧骨较高，下巴较尖，脸部棱角明显。鼻子较大，鼻尖烧焦，露出两个朝天的黑洞。嘴张开，右门牙及犬齿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血迹沿额部流至右头顶。右臂平伸，手心向上，左臂内弯，手心扣向腰眼。右腿直伸，脚心向下，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上，胫骨炸断，肌肉外翻，上胫骨刺露。两脚底及手心都烧起燎泡。这个尸体的面部轮廓看起来眼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第4号尸体，个子瘦高，趴卧在地。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腰间皮带尚在，但裤子全部烧光。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臂肘朝外，手心朝上，左手压在腰下。头发未烧光，头顶焦发中发现一伤痕，血迹流至右耳上部及眼角。翻过身来，面部全被摔烂，血浆沾着沙土，非常难看，在软地面上摔成这个样子，足见飞机爆炸时被抛得较高。拉开皮夹克的上兜，发现一把拴着短链的钥匙，按人们的习惯，这似乎是家门的钥匙。
第6号尸体，仰卧，衣服基本烧光，只剩左襟、左上袖、衣领及脖子下一个衣扣，经鉴定穿的是布质飞行服。长方脸，头发略焦，眉毛已无，眼睛睁开露黑瞳，嘴圆张，舌头外吐，含在上下唇间。鼻下经鼻尖至左耳，有一道伤痕，右眉心有血迹流至左额角。上肢上伸，两小臂及手心内扣，像是要抓什么东西。两腿斜叉开，膝盖向上，脚心朝下，做蹬地状。这具尸体翻身朝下时，便溺约二十秒钟，证明尸体的膀胱和尿道都没有烧坏。
第7号尸体，个子小，体较胖，仰卧。衣服烧光，只剩裤腰和裤带。头部上昂右挺，头发焦而未脱，眼紧闭，鼻尖以上两眉以下的面皮烧灼较重，条条起垄，牵拉歪斜。嘴微张，牙略露。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脚心朝里。肚皮上亦出现如同2号尸体那样的焦油状烧痕。
察看过4至7号尸体后，大家转过身来就看到了第三堆死难者，这里有两具尸体，离第二堆仅八米，距机头残骸也不远，大约10米。其中第8号尸体，是惟一的女性，不晓得为什么烧灼最轻。她安详仰卧，头略向左偏，像是睡熟。全身衣服烧光，只剩脖下及两肩上成缕状的白丝质背心。头发基本完好，只是额前略焦。尖长脸，面部没有烧黑，只有右颧骨连着眼角处，烧焦了银元大的一块，左嘴角烧歪，露出上排白牙齿。两眉焦而未脱，眼半睁，似向前看。两臂贴地斜伸，手心向上，似乎在表示无可奈何。左臂内弯部绽裂酒杯大伤口，肌肉外翻。乳房较平，两腿微屈，膝盖外向，脚成八字形，阴户塌陷，阴道脱垂，两只相对的脚心均有串串燎泡。左大腿有白内裤残片一缕，两小腿各有烧剩的袜腰一圈，右袜腰下还剩有开裂的一段裤脚。将其翻过身来，背上皮肤白皙，有皱纹，臀部贴着裤裆残片，右臀往下有裤管残片。估计这位“空中小姐”已不大年轻，大约三十岁左右。令人奇怪的是，她离严重烧毁的机头很近，却只把衣服烧光，皮肤灼伤一点点，而且身下压的枯草仍是黄黄如新。
第9号尸体，躺的方向，不同于头向北的8号尸体，而是头部朝东，向着烧毁的机头。这个人个子高大，体格魁梧。衣服全烧光，只剩腰间皮带。仰面朝天，两臂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皮肤烧灼很重，两手掌及手指均烧焦。面部嘴以上焦泡连连，糊成一片，分不清鼻子和眼。头发全烧焦，但未露头骨。胸部左右锁骨上下，各有一大片皮肤绽裂。腹侧及两腿也有串串焦泡。两腿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看来死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过。翻过身来，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裤腰碎布及一段腰带。
无名无姓，按号下葬
这些尸体姿态各异，共同点是基本上都仰面朝天，而且大多数头部向西，只有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8号尸体头朝北略偏东，9号尸体头朝东，对着机头。他们的伤痕，看来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从直观中推测，飞机着火爆炸时，有些人当场摔死炸死，有的则只是摔昏而有下意识，至少2号和9号是这样，他们似乎在无情的草地大火中挣扎过，但由于燃烧加窒息，最后仍然逃不脱死神的摆布。他们的衣服，除1号犹存布上衣，4号犹存皮夹克外，其他全部烧光。说明的确良一类化纤衣料极易着火。2号、7号胸前柏油状物质，据后来听行家说，是的确良军装燃烧所致。为什么每具尸体都红胀如蜡人呢?事后我请教过一位外科医生，他说烧死的人往往伴随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泛樱桃红色，如果人死而皮肤未焦，内脏未坏，放置时间稍长，就形成皮下水肿，变得亮晶晶的，像是蜡塑的人，而且看去显得比较年轻。当然，这与气温也有关系，天热很快腐烂，就很少有这种现象了。
我们注意到，每具尸体手腕上都没带手表，询问蒙方陪同人员，据讲在草地上拣到九块手表，个别烧坏，大部完好，有的还很名贵，已单独保管起来。我们还注意到，具具尸体脚板都是光光的，按说有人穿着结带子的皮鞋，可能烧坏，但不容易甩掉。后来一位常乘国际民航的外交部信使告诉我：飞机迫降擦肚皮着陆时，冲撞扭曲很厉害，机上乘客必须事先把身上硬东西，如手表、眼镜、钢笔、手枪等拿掉，以防冲撞时扎入体内，鞋也要脱掉，这不仅怕冲撞时脚被挂住扭伤，而且因为飞机落地，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人们下滑时一般都要光脚，免得硬鞋底把充气滑梯划破，或者一旦被绊住人要翻筋斗。
在我们察看一具具尸体的时候，蒙古士兵在每具尸体旁放了一口白茬棺木。这些棺木是蒙方连夜赶做的。近11时，开始入殓，双方人员都在场注视，蒙古士兵将每具尸体用白布裹身，按编号顺序装入棺材。9号尸体身躯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看看许大使，许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吱喀吱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按住棺盖，钉上钉子。尸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至昨夜挖好的长十多米、宽三米、深一点五米的土圹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看着蒙古士兵移棺下葬。棺木按编号顺序由北而南一具具放下去，棺与棺间留有大约二十厘米的空隙。每具棺木的头顶竖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写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按蒙古的习俗，应在每具尸体上覆以长条黑布镶以红边，然后盖上棺盖，由于时间短促，入殓前来不及准备，遂在九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为此高陶布司长还表示歉意。最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分别执锨填土，接着我和小沈、小王也执锨填土。然后，蒙古士兵铲土封埋。因堆坟需要一段较长时间，蒙方邀我们到大轿车上继续昨夜的会谈。
中午12时坟已堆起，略高于地面。许大使询问蒙方，昨夜提出的关于墓碑和放纪念物问题是怎样考虑的?高陶布说墓碑暂不定，纪念物可以从飞机残骸中选一样东西，不写字。小沈出主意，把写有“中国民航”四个大字的两截机翼放在上面，蒙方推说那个东西太大不容易搬动。小王说不如把从机尾上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环搬来。高陶布和桑加互换眼色后表示同意。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上，一眼望去不锈钢的环和中间尖朝上的分流锥，明晃晃的十分扎眼，这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着的航空标志。
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一起向死难者致哀，站成一排毕恭毕敬地三鞠躬。蒙方人员统统避开走远，我急忙拦住蒙通社一位记者，让他用我的相机拍下这一场面。事后看来，蒙方对死难者身份同样缺乏应有的估计，失掉了这一对他们很有宣传价值的镜头。他们明白真相以后，肯定要后悔的。
这些无名无姓的死难者的遗体，后经查证：5号是外逃的副统帅林彪;8号是他的妻子、林办主任叶群;2号是林、叶的儿子“老虎”林立果，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3号是他们的死党刘沛丰，空司办公室副处长。其他遗体，1号是林彪的专车司机杨振刚;4号是机组空勤特设机械师邰起良;6号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7号是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9号是机长、驾驶员潘景寅，时任空军专机师副政委。
最后的告别
将近12时半，安葬处理完毕，许大使和小沈同蒙方主要官员先回温都尔汗。
我和小王又驱车回现场，进行测量和补充拍照。国内发来的指示电报，一再强调要拍照作证，看来国内肯定要进行仔细研究，况且飞机尚不能排除被击落的可能性，我和小王都有这样的意识，在现场务必把第一手资料尽可能收集齐全。可是，除了机翼上那个大洞之外，哪些残骸是有力的证据呢?在缺乏应有的空难知识的情况下，只有不漏掉任何一个较大的残骸碎片，并测量其相互距离，按方位和距离把它们串连在一起，争取绘成一张像样的现场示意图，才能对国内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从飞机擦地着陆处开始，沿中轴线南行。蒙方陪同人员没有紧跟我们，而是在机头残骸附近，远远注视我们的行动。由于除了指北针以外，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只好在确定南北方位后，以大块飞机残骸做标志，三步相当于两米，一路跨步测量。我在50年代曾学过场地简易测绘，现在派上用场了。小王没有学过这种测量方法，但他领会和掌握很快，因此我们进展顺利，纵和横的结合点，几乎不需要做什么修正。与此同时，我又将昨天已拍照过的大块残骸，重新定点拍照，小王记下所拍物件的名称、距离和方位，以及胶卷的编号。我为自己50年代迷上了摄影技术而感到自慰，今天总算“一显身手”了。也感谢国内发给“莱卡Ⅲ型”(当时联邦德国最新式的)这样高级的照相机，这次充分发挥了作用，共拍摄了七个胶卷。加上小沈拍摄的三个胶卷，共有三百五十多张照片，留下了历史性的见证。
后来听中央专案组的同志说，现场步测示意图和这些照片，对中央同志了解情况，以及空军专家组分析判断飞机坠毁原因，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什么能比自己的工作成果得到承认，得到肯定，得到褒奖，更令人高兴呢?我感到可惜的是，使馆没有配备电影摄影机，否则，拍上一部电影纪录片该多么有价值!
我们步测走到昨天察看的那堆什物旁，小王指着两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说：“咦，怎么昨天没见这两个包?”我问蒙方陪同人员，得到的回答是昨天就放在这里。我俯身察看，一个是扁平的工具包，装的是扳手、钳子、螺丝刀等修理工具;另一个是机关人员用的文件包，拉链没有完全拉开，里面也有一些工具类东西，但其中有一把手枪，还有一支像是昨天见过的微型冲锋枪。这样一来，在现场发现的手枪已有七支，微型冲锋枪两支。因为急于向机头方向步测，对这两个包没有打开细看，只各拍了一张照片。在机头残骸附近，着重察看和补拍了有“民航”字样那截机翼的大洞。并到二百米以外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工作完毕已到下午2时，登上汽车，开向现场以西的慢坡，我让司机折往埋葬死难者的墓地。我和小王来到墓前，望着一堆黄沙土的新坟和1至9号的木牌，肃穆地站了一会儿，心中默念：“来跟你们最后告别了。”坟堆得扁平，土不够高，我跟小王说：“最好明年春天，咱们能来培培土。”小王点头并补充了一句：“听说这里野狼很多，可别让它们把坟扒了。”
汽车向南开去，我探头车窗外，往回又看了一眼那明晃晃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导流锥。
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极度紧张后的疲劳重重袭来。来现场前的9月14日夜，我没有睡好，9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由于举行第一轮会谈，睡了不到4个小时。为了抵御困倦，我这个从来不抽烟的人，在车上猛抽了两支中华烟，然而仍然支持不住，尽管汽车颠簸得厉害，也不由得昏昏入睡。一觉醒来，已到了克鲁伦旅馆的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