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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抗日常胜将军:陶勇中将被“投井自杀”细节

中共开国中将陶勇曾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所向无敌,他作战英勇,身先士卒,曾被誉为“拼命三郎”,更有三野“虎将”之称。中共建政后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这位常胜将军没有抵挡住党内斗争的暗箭,不仅自己遭到迫害,最终死于舰队招待所后楼花园的水井里,被认定是“投井自杀”,陶勇的妻子也随后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最后精神崩溃,跳楼自杀。

1950年夏,陶勇与夫人朱岚和孩子们在上海合影

陶勇(1912-1967),原名张道庸,抗战时调任新四军二支队参谋长。为迷惑国民党,新四军军长陈毅为其改名陶勇。问其故,陈毅曰:“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陶勇甚喜,遂用一生。

陶勇直鼻梁,厚嘴唇,卧蚕眉,性格刚烈,作战悍勇,临阵常脱外衣,袒臂露胸,举驳壳,挥战刀,赤膊冲锋,人称“拼命三郎”,又像张飞。

陶勇开朗豪爽,尤重义气,人皆喜与他为友。苏北抗日,当地实力派人物纷纷慕名而归降,如詹长佑(韩德勤保安一旅旅长)、姚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四团二营营长)、徐宝富(日伪团长)、孙二虎(启东海匪头目)、汤景延(国民党中校炮兵营长)、陆洲舫(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季敦廉(“三友商店”商人)等。

在苏中的陶勇,但见他同国民党“磨擦”,少见他跟日本鬼子战斗。据一篇回忆陶勇革命生涯的《“拼命三郎”陶勇手下的“孤胆英雄”》文中记载,陶勇在苏中通海地区,有一次为进击国民党顽军而“借道”鬼子地盘,陶勇曾派警卫排长毛俊雄下书鬼子。鬼子队长乐于坐山观虎斗,欣然签字应允。由是,陶勇借鬼子之力,迂回到顽敌侧翼,一举击溃之。显然,这不是陶勇个人行为,这是新四军在江苏战略的组成部分。陶勇“借道”的官方行动,为文革中的暴毙埋下了祸根。

陶勇这个“拼命三郎”,生活情趣多样,又称“八好司令”。那“八好”是:好热闹,好美食、好鲜衣,好梨园、好打球,好玩牌、好饮酒,好交友。陶喜看戏,无论京剧、话剧、淮剧、锡剧,皆入迷。

陶勇的婚恋简单明净得如一张白纸,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花边”。一天傍晚,陶勇去九团检查工作。来到九团团部门口,便有一个哨兵上去敬礼,并喊:“首长!”陶勇抬头一看是个女兵。不禁怒气冲天而起:“九团的人都死啦?怎么派个女的来站岗?”也许第一印象的作用,他竟对这个眉目清秀的女兵产生了爱慕之心。善于察颜观色的旅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很快看出了陶的心思,有意当回“月下老”。韩念龙向陶勇介绍说,她叫朱岚,师范学生,22岁,因父亲和弟弟被日本刺死,立志报仇,去年参军,进步很快。一日,陶勇突然到来朱岚身边,单刀直入地问道:“唉,今天我来这里,可不是以司令的身份来给你下命令,而以同志的身份,问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什么?”朱岚装起糊涂来。那时婚配,只要双方同意,组织决定,就成。韩念龙已代表组织征求过她的意见。“唉,你们小资产阶级就是喜欢拐弯抹角!这不很明白嘛,就是咱俩的事呀!”含羞的朱岚终于点了头。1941年7月,陶勇和朱岚在沙家庄举行了婚礼。令朱岚没有想到的是,26年后,她为她这个刚烈丈夫,付出了生命代价。

“解放”后,由于战功卓着,陶勇官运亨通,由兵团司令晋升为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后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然而,刚烈好似张飞的性格,决定他必然像张飞一样死于非命。

他是个骁勇战将。在军事上,他懂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兵法,能机动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但在政治上,却不懂得或不善于使用潜规则,而这些潜规则恰恰能证明,只有善施阴谋诡计、功于御人权术且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撑得起“人民领袖”的旗号,才能镶得上“伟大、光荣、正确”的金边,才能受到众人顶礼膜拜,因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到六十年代,海军内部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这是党内左派林彪元帅、右派贺龙元帅和中摇派叶剑英元帅插手的结果。1965年在中央军委解决海军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上,陶勇没有看清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本能地站在党内右派和中摇派一边,认为有人搞阴谋诡计,他怒火填膺,“拍案而起,愤然离席。”1966年7月,中央军委再次召开海军权力再分配会议。此时的林彪已不是一年前的林彪,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已确立了军队绝对领导地位,即将登上副统帅的宝座。陶勇应叶剑英之邀参加会议,不识时务地痛斥以副司令李作鹏中将为代表的海军左派说:“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利益、党的原则?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被人当枪使的陶勇,他的痛斥无异于以卵击石,为半年后的家破人亡埋下了祸根。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斗争残酷性就是你死我活,“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已被批得荡然无存。在权力斗争上,陶勇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1966年底,叶帅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要陶勇提高警惕;陈丕显如实转告。许世友上将专程到上海来看患有胃病的陶勇,规劝他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可陶勇仍然坚持说:“我要在这里顶着,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性格决定人的一生。当致命的危险悄悄向他袭来的时候,刚烈的他,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967年年初,被造反派整得焦头烂额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想开个常委会都没地方开。陈向陶勇借地方,陶勇二话没说,便把东海舰队司令部礼堂借给了他。这件事很快被以舰队政委刘浩天中将为首的左派捅上了天。林彪在给陶勇的一份电报上严厉批评道:“军队不能成为地方走资派的庇护所。”

挨了林彪批评的陶勇,理应有所收敛,但他却迎风而上。交通部长彭德清,是原27军军长,是陶的好友,因被揪斗,跑到东海舰队躲避。陶勇说:“你就在这儿,哪都别去。”左派政委刘浩天却告诉造反派,致陶勇被冲击,彭德清被掳走。

陶勇硬是不吸取教训。陈丕显被造反派抓走并被关压了起来。陶勇闻讯便驱车前去寻找,他冲进造反派占领的市委,找毛泽东的鹰犬张春桥要人,因没有找到张只得作罢。回司令部后,他挂电话给东海舰队机场负责人龚云池说:“老陈被抓起来了。你给我准备几个房间,我要把他弄出来,然后送到你们那儿去,你给保护起来。”

陶勇公然对抗文革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左派当权人忍无可忍了:陶的“汉奸”软肋很快被左派翻了出来。

1967年1月21日,五十五岁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已走到了自己的末日,死神随着一个不见阳光的秘密计划,悄悄来到了他的身边。

早上,妻子朱岚似有预感,她劝他不要出去。陶勇厉声说道:“怕什么?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了不起,它和党的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近来有很多事情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有了这两点,就什么也不怕了。”他是个坚信党的共产党员,但他的智力没有与时俱升,还停留在苏中跟孙二虎、徐宝富们斗智的水平上。

上午,陶勇和老战友、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在办公室里,一起发文革的牢骚,一起骂文革的“娘”,还说,他要带一个排,把陈丕显从造反派手中抢出来。午饭后,他在舰队招待所501号房间里休息,那是他经常午休的地方,舰队许多干部都知道他的这个秘密。由于他同廖政国一起大骂文革,使得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想找理发员周妙基理发,下床踱出楼外,在小花园里散步。两点多钟,他看见招待所所长。他建议所长以后多养黑猪,说黑猪瘦肉多,好吃。初春的花园里,百叶凋零,寒风吹来,光秃秃的树枝在灰色天空中摇曳,发出呜咽哀鸣,似乎在为他送葬,枯黄的衰草在寒风中瑟瑟颤抖,好像已经看见死神的狰狞:这一切他都没有察觉,想到的只是理发。“把周妙基找来,我要理发。”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句话,传给了招待所所长。十多分钟后,招待所所长领着周妙基来到小花园时,大吃一惊地发现,舰队司令陶勇已死在直径仅及两肩、深不没顶的小水井里。

现场迅速被制造了出来:拖出井来的陶勇尸体,身上泼满了墨汁,胸前挂着打红叉的牌子,戴着一顶高帽子,头上的钝伤被巧妙地盖住……这个漏洞百出的自杀现场,把招待所所长和理发员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多说一句:制造者后台之强大,足以封住所有人的嘴。

事发不到两小时,政委刘浩天在舰队司令部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很快,他又把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电报,发往北京。不到四个小时,大权在握的李作鹏,便对陶勇做出“自杀”、“叛徒”的结论,并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从死亡到电报、到结论、到通报,工作效率之高前无古人,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一个“张飞”死了;不同的是,张飞不是死于刘备或诸葛亮等首脑人物的策划。

由惮于舰队官兵对“自杀”结论的怀疑和不服,陶勇的尸体一直保存在冷冻室里。但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没有人敢做复检的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打斗拼杀在全国全面展开,陶勇之死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一个夏日的上午,陶勇的遗体被压送进龙华火葬场。焚尸炉的炉工蔡其家看到陶勇的火葬申请单上,赫然写着八个大字:“家属不看,骨灰不要。”乘人不注意时,蔡师傅偷偷把骨灰埋藏了起来。

毛泽东时代是个株连成风的时代,一人出事,全家遭殃!

陶勇“自杀”的当晚,造反派闯进陶家,向朱岚宣布:“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这不啻是晴天霹雳,陶家陷入悲哀恸哭中。朱岚愤怒地对造反派呼喊:“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自杀!是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交出杀人的凶手!”对她怒喊的回答是,三天反复抄家,抄查陶勇的罪证。

许世友上将派人来劝朱岚,尽快离开上海这块是非地,搬到南京住。陶勇的“自杀”改变朱岚温文尔雅的性格。她对来人说:“不把陶勇问题搞清楚,我不离开上海。”她谢绝了许司令的关照。她相信党会为陶勇伸冤,会严惩凶手。与许司令比较起来,她的“相信”多么愚蠢,又多么令人悲哀!她开始日复一日地申诉、上访,但她的一次次申诉和上访,换来的却是迫害的一步步升级:她,一个立志要替父亲、弟弟报仇的朱岚,被打成了日本特务。

1967年8月,朱岚突然被捕,被秘密关押起来。专案组夜以继日地轮番对她围斗、拷打,逼她承认是“日本特务”,交代陶勇的“通日罪行”,其中包括苏中“借道”之事。对于“借道”等不光彩的勾当,中共高级权贵们,在中共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一家独霸的“主旋律”环境里,谁都没有胆子站出来替陶勇分担责任。君不见:当年中共与日伪汪精卫相互勾结分享情报的当事人潘汉年,因嫌官小而邀功,1955年向中央报告了当时勾结的详情,被毛泽东以“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CC派人物”的罪名逮捕入狱,终被杀人灭口,监毙于狱中,潘手下的知情人,也被一网打尽;当年根据毛、周的决定,派遣潘汉年与日伪勾结的新四军政委、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在“高饶事件”已中箭落马,也因有暴露与日伪勾结绝密事件的重大嫌疑,被灭口于狱中;陶勇曾奉命“借道”日军,岂能好死?年轻的造反派们,那里知道这个中的重大隐情?可怜“替罪羊”朱岚,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最后精神崩溃,跳楼自杀,随夫君而去。

朱岚死后,三个大孩子已参加工作在外,四个未成年孩子流落街头,随时可能遭到不测。在陶勇生前好友的帮助下,他们逃出了上海,跑到南京军区司令部。他们跪在许司令的面前哭道:“许伯伯,救救我们!”许世友含泪扶起了落难的孩子们。由于南京军区也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下令部队接受他们。于是,南京军区部队里出现了一群娃娃兵。许世友是个好心肠的司令。然而,他的另一面不久逞现。当他成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在南京搞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全家“下放”运动。凡家庭出身不好的被武装民兵押送到苏北最为贫穷的农村,……一时间全城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

有人目睹:“城南东西向的长乐路与集庆路接头处有座桥,名曰新桥,桥畔有个卖开水的老虎灶,因为老板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走劳改去了,由一个‘活寡妇’带着一群女儿在惨淡经营。那天我下班路过,正遇上武装民兵开来的一辆卡车准备把这家人家扫地出门,一些破旧的家具已经被搬上了卡车,但那蓬头垢面的寡妇和她的几个衣衫褴褛的女儿们死活不肯上车,躺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呼天抢地地哀号……她们拿定了主意:宁肯死在祖祖辈辈居住的南京,也不愿倒在人地生疏的边远农村。”许世友还在江苏全省大抓“五一六”分子,受害者达数十万人之多,其中仅在南京军区内,副军级以上干部就关押了五、六十人,整死和自杀的超过100人。当权者若不被人整,必会去整人,这种习以成性的党文化,许世友焉能化外?

一年多后,最高领袖再现“天使”,其他大员便紧随其后。周恩来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嘛!”陈毅感慨万端地对夫人张茜说:“陶勇不在了,可痛!可惜!陶勇不可能是自杀,他的死大有问题,总有一天我要面陈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他们都知道陶勇暴死的原因,都知道他是“通日卖国”政策的替罪羊,但他们都不敢直面“借道”之事。可见,他们事后替陶勇抱不平,不过笼络人心而已。

对陶勇之死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刘浩天中将,在林彪摔死后,安然无恙地度过审查,寿终正寝于1984年;另一个责任人李作鹏,在被审讯时,却能避开陶勇之死。这其中的隐情是不言而语的:如果没有大人物作梗,刘浩天能逃过审查吗?李作鹏的审讯者能回避陶勇之死吗?

陶勇之死是自杀还是他杀,本来是个并不复杂的案件,但为了掩盖住“与日伪勾结绝密事件”,在顶立巨人的干预下,这个不该成谜的陶勇之死,却成了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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