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时，输入“告密”，才发现没有被设为词组。我打的是全拼。难道告密在中国不是个事?或者告密已经远离我们?
现在讲起告密，总是想起毛时代。即便因为现今，比如“毕姥爷”事件，也是感慨毛时代又来了。确实，毛时代是个告密的时代。夫妻间，情人间，兄弟间，亲朋好友间，都可能产生告密者。我的母亲就被告密过，对单位领导不满，跟一个女同事议论了几句。其实是那女同事找我母亲议论，我母亲觉得人家能把这么私密的话跟自己交流，就视对方为“闺密”了。人家说了，自己不说，不好，就也跟着说。我母亲有这毛病，惟恐冷落对方，生病了，人家来家，也要撑起病体、显得健康的样子去应酬。我也被说遗传了母亲这个毛病。结果，那个女同事转身告密去了，把所有话都安在我母亲嘴上。我母亲从此没好日子过了。
我小时候，父亲常拿这事提醒母亲。我小小年纪，就知道人间阴险。我早熟，或者应该说是早绝望，应该跟这关系很大。
但知道不等于做得到，绝望不等于不反抗。性格使然。毛时代已经过去了，到了邓时代，或者说是胡时代。现在对胡评价甚高。那时候好像真有不一样的气象了，思想解放，现代化，重视人才，尊重知识。我刚上大学时，辅导员见我能写会画，办起墙报一把好手，就让我当宣传委员，并叮嘱团支部书记，培养我入党。却不料我是天生的反动派。那时代搞了一阵改革开放，执政危机了，所以又搞“学雷锋”。宣传必须跟上，我却筹划在年级墙报上搞一期反学雷锋专号。我们上年级的大哥大姐从正面反思“学雷锋”，我们小弟就嘻笑漫骂装疯卖傻讽刺“学雷锋”。结果，先贴出来的上年级墙报被人告到省委宣传部，我的也流产了。当时我被系领导臭骂一顿，说：你有才华，有才华的人多了!才华不为党所用，就没有用，还会有危险。那些“右派”都有才华。
我不知道我这事流产，是否有告密的成分。其实也没有秘密，当初都已经张扬开了。这是我行事风格，有炮当面放，背后不搞手脚。所以我天生走不了仕途。想想，如果为了得到好处，活得像鬼一样，甚至是卑贱的狗，有意思吗?人活着，图的就是爽。那时候，不知道是被“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号召所蛊惑，或者干脆就是我这性格，不让说也要说，我言论无忌。还是入党的事，换了第二任辅导员，老实说她还是喜欢我的，也让我争取入党。有一次，在宿舍楼走廊上，辅导员见我，又这么说。我应：“等我信仰共产党了再入!”
当时走廊满是人。我这么说，辅导员脸都绿了。过后她教训我：你怎么这么傻!这么多人听见，你觉得很英雄啊?牛仔未穿鼻!
当时我18岁，也许真是觉得自己很英雄。但我说的也是我长期思考的结果。这话听起来冒渎，其实合理。对一个主义都尚未信仰，对一个组织都未加信任，为什么要去入?至少我对入党是认真的，至少比那些投机入党者认真。我这种人多了，对共产党实际上是大好事。一旦入了，就是真共产党员。
但那个未被我信仰的政体是不会听我这一套的，那些告密者也深知掌握权力者不会听这一套，于是告密。我这话被人告上去了，当然还有我许许多多的话。当时我未能体味辅导员的惶恐，到毕业分配时，见后果了。我本来是预定留校的，这是很多人羡慕的工作，于是我被告了。我惊讶知道，原来有一些人长期收集我的言论，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有的还记在本子上，白纸黑字。不止是我，为了争夺好单位，其他同学也被告密，还有互告的：你告我的密，我也告你的密。敢情早就收集着别人的黑材料。还有在宿舍里闲说被记下来的。想想，这些朝夕相处的舍友会是间谍，简直不寒而栗。想象一下，当你一身松懈躺到床上，或者早晨睡眼惺忪之时，嘟哝出来的话，都被某只耳朵招进去，都被一支笔记下来了，这日子简直没法活了。
自己被告密所害，所以对告密深恶痛绝。毕业后我一度当中学教师，当班主任，我班上有个学生也喜欢告密，偷偷摸摸跑到我这里告状，这样的学生，往往被老师看作好学生。而且他告密，往往不是因为人家损害了他，是为了班级荣誉，为了正义。告密者往往声称自己是为了公义，有人甚至将之跟见义勇为混为一谈。但为公义而见义勇为，是“义人”，为私怨而告状，是“常人”，而告密，哪怕是为“公”而告密，却是“小人”。
“小人”与“义人”都言“公”，关键就在这个“公”上。是“公权”还是“公义”。比如我，当了班主任，掌握着“公权”，那么向我告密者，很可能就是觊觎着我这“公权”而来的。但“公权”也未必一定滋生告密，如果这“公权”使用正当的话，告密也得不到多少效益。比如对那个喜欢告密的学生，我念及他还是小孩，摸摸他的脑袋，敷衍几句，把他打发了，他就不再来了。
但其实，我这个班主任也未必就绝对不喜欢那个告密的学生。作为班主任，我也有专制的一面。要把学生管服，专制还真是省力有效的方式。在这种时候，我就希望这学生来充当我的鹰犬。有了这样的学生，我就可以像“老大哥”一样监控学生了。甚至希望全班都是这样的学生。如果学生们互相告密，那么班上人人自危，也就天下太平了。如果再多一点私心，比如想徇私，不能容许学生挑战尊严，那就更需要告密者了。当我无法正当使用“公权”，采取专制，那么就宠爱告密者，告密者就有收益，就会层出不穷。专制是生长告密者的温床。
许多人怀念1980年代，其实那时代仍然是专制的时代。只不过执政者遮遮掩掩，忽放忽收，一方面想利用民众热情，一方面又怕引火烧身。这个政体从来没有改变过，告密者也从来没有消失过。十多年前，我的导师收个研究生，到毕业时，对方坦白自己就是有关部门安插在导师身边的信息员，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告过导师。据我所知，长期以来，高校招生时，有关方面就有意招进可以成为信息员的学生。这是这个制度的需要，是制度设计的重要部分。
我长期有个课是大课，几百号学生，黑压压的一片，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信息员。即使有人告诉我有，我也辨别不出来是谁。那些深邃的、甚至是景仰的眼睛背后，都有着怎样脑袋?我委实不知。前阵教育部长警告上课不能讲西方价值观，应该也是学生信息员告密的成果，不可能是学生跟老师正面争论的结果。想想，告密随时都在，硕果随处可见。
但十几个人的小课，就安全吗?
即使只有一个人。
即使没有人。隔墙有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