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能结识一知心友人已难，能有－异性知己更难，但若能有一忘年之交的异性知己，则难上加难。现在社会上有个流行词曰“代沟”，即谓两人年龄相差超过了一代（一般指20岁以上），他们之间在思想、见解、感情等诸多方面就会出现一条“鸿沟”，彼此产生隔膜，甚至思想上无法交流、沟通了。所谓“忘年交”即在两个年龄相差甚为悬殊的人之间，不但不存在“代沟”，反而更能有诸多的共识，诸多相通的情怀与感受。甚至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
近年随着网络和电视剧的“飞入寻常百姓家”，又产生了－个新潮词汇“闺蜜”。所谓闺蜜，即是“闺中密友”之谓也。最初是女性之间的专用词语。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词语也进入了男女之间，即男女二人间，可以完全相互信任，互相视为异性兄弟姊妹－般。有委屈的时候可以相互倾诉，有感情烦恼的时候可以相互攀谈。这样的友情自然令人艳羡不已。尤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当局大搞政治运动，以检举、揭发，告密，出卖朋友亲人为“进步”表现的年代里，本人却有幸遇到了这样－位忘年之交的“闺蜜”。真是难得的缘份，说来还真有点话长。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暴政统治下的“土改”运动使我的家庭在经济上完全破产，陷于家徒四壁的穷困之中。1953年我初中毕业后，由于经济困难，只好去投考了一个属一机部的两年制中专，学习工业统计专业。因为该校不但不交学费，还每月发给12万元旧人民币（合今人民币12元）的助学金。当时一月的伙食费只消5万元（旧币。下同），还每周吃三次肉。我一月只用两万元钱买点洗涤类的卫生用品，其余的钱拿去接济我的父亲和姑姑。
我父亲37岁才得我这个“独子”，先前育有一女名韵华，我这位姐姐不满8岁便患了肺结核，那时没有抗结核药，差不多像现在患癌一样，无药可救不治夭亡。母亲悲伤过度，在我两岁时便离开人世。父亲未再续弦。我的姑姑（父之妹）小时因罹患小儿麻痹症成为残疾人，终生未嫁，父亲将我“过继”在她名下，她便在家像母亲一样将我带大。姑姑严植芬知书识礼，尤爱文学，从小在文学上对我的熏陶和影响，使我终于走上了文学之途。1950年我祖母去世，一家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1953年1月29日我还未满16岁，便第一次离家外出去读那个中专，当时（它设在金堂县）被称为“参加革命”。对于一个还未成年、一直在亲人温馨呵护下生活的我，对将去投入的这个所谓的革命阵营，非但没有多少好感，而且是充满了疑惧和惶惑。早在1948年国共内战时期，我从父亲那里就看见过一本白皮封面大黑字的小册子题为《铁幕下的悲哀》。“铁幕”就是指的毛泽东暴政统治下，各种血腥恐怖的事件，真是叫人不寒而栗。那时看了还只是恐惧，现在一切都成了现实。谁知道在那个“革命阵营”里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不去吗？无法生存。那时根本没有个人谋生的途径，只有去吃“革命饭”。大概正是由于这种惶恐和无奈的心绪，我父亲去到成都一座叫“青羊宫”的庙上在神前给我求了一“签”卜问我的“前程吉凶”。谁知得到的是一张“下下签”，上面竟然这样写着：
“虎入围场，弓矢齐张，纵能逃脱，难免惊惶”
“签”上都是所谓的“隐语”，即比喻之类的话，但一看就知非吉言也。父亲当时简直惊呆了，我看见他眼里闪动着泪花。为了减轻父亲心里的负担，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信他这些鬼话干什么？全是无稽之谈。”我姑姑也附和着我说：“读书人别信这些，孔子不语怪、乱、力、神，这签上的话更不必去当真。”话虽这么说，可是大家心里都好像笼罩着一层什么阴影。所以当我离家那天，他们把我送到成都市北门梁家巷分手时，父亲和姑姑都忍不住哭了。我一下也无法自持，于是哭成了一团。这时我心里想起了《铁幕下的悲哀》中说的“拆散家庭”的惨剧，没想到“今朝都到眼前来”了。我边走边回头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不禁想起了中学课本上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更油然而生了生离死别的悲痛……
二
在当时官方宣传的流行用语中“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是叫得震天响的一句话。就像今天的“X个代表”，“N荣N耻”差不多。可是我自从投入这个所谓的“革命大家庭”以来，就从未体验到半点的“温暖”。真正体验到的只有无情、冷酷、尔虞我诈，乃至你死我活的争斗。今天我看到有的人写回忆录式的文章时，说什么五十年代反右斗争前，社会风气如何“正派”，人与人之间关系如何“真诚”。真忍不住想问他一句：你当时是被人“监督”，还是在“监督”别人？在这个所谓的“革命大家庭”里，冠冕堂皇的口号是“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实则是少数人“监督”大多数人。少数人在“追求进步”，多数人则常处于“落后挨整”的状态。这些少数人首先是党员，那是“大哥大”，绝对拥有“监督”别人的特权，其次是团员和一些所谓家庭出身成分“好”的人，他们是“监督”者中的“第二梯队”，此外还有些家庭出身不“好”，又想追求“进步”的，只好卖身投靠到一、二梯队去充当“外围”成员。鄙人既不可能跻身一、二梯队，又不想去当“外围”成员，所以处境可想而知了。
那时没有双休日，只有星期天是休息日。一到这天晚上学生们便按班级、或分小组召开“生活检讨会”。“生活”如何“检讨”，实在耐人寻味。原来所谓检讨“生活”就是找每个人这一周里的缺点、毛病。说“每个人”不确切，党、团员那肯定是先进的，所以需要“检讨”的每次都是我们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落后份子。人家为了表明自己的追求“进步”，靠拢组织，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鸡蛋里挑骨头”似的找毛病。比如有一次吃饭时用胡豆（蚕豆）当莱，由于那个胡豆很老，壳很硬，我在吃的时候便将壳出吐来丢了。那些“进步”人士便在生活检讨会上骂我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的样儿，吃胡豆还要吐壳，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甚至还要联系到我的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的反动官吏等来分析批判我的“思想根源”。我实在受不了，便说：“不就是吐丢了几个胡豆壳吗？什么就资产阶级、劳动人民了。莫非劳动人民吃谷子不去壳吗？”这一下不得了，说我“仇视劳动人民”，几个周开生活检讨会都“请”我当“主席”。诸如此类的麻烦简直经常不断。尤其是说话，稍不注意就说你是“政治上原则性的错误”（那时还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词）。而且我发现那些专门“监督”人的“进步人士”，学业上考试都常不及格，却成天专门注意别人说了什么，作了什么，还拿来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就凭这一手“靠拢组织”，人家不但照样毕业，分配的单位还比我们好。
那个年代的学生，都尚且生活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一个远离家庭、亲人的我，在恐惧不安中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倾诉，更不可能有人给你半点宽慰，真像生活在一片沙漠里，看见的是狼影幢幢，听到的是狼嚎阵阵。我好想离开那个什么“革命大家庭”，我好想家、好想亲人，甚至想得在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哭。但一切路都被堵死了，完全身不由已，只有任人摆布。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在我少年的心中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这个制度是非人性的，反人性的。
三
好不容易盼到了毕业，虽然我业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但唯有不考试的“政治”一科我是不及格的。所以那些通过补考才勉强及格的，但政治上表现好，家庭出身好，照样分配在成、渝、昆明等大城市大厂矿里，我则被分配去川南小县隆昌县一个新建的厂叫隆昌碳黑厂（后更名隆昌气矿），是一个用天然气生产工业原料碳黑的工厂。
临行前我的班主任老师刘祖贵，是个老教师，把我叫去单独对我说：“严家伟，你人年轻聪明，成绩也好，就是政治上要多争取啊……”说到这里，他似欲言又止，我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中国的许多事，人人都心知肚明，就是不能说穿。
我们有十来个同学，分配到这个厂，半数都是或家庭出身不好，或政治表现落后的。其中好像对我印象特别不好。认为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政治上表现落后。这些东西你一离校，档案便如影随形跟着你转到你所在的单位来了。这就是人家对每个人的有效监控。于是厂里人事科不让我搞统计管理工作，分配我到机修车间一边作生产记录，一边与工人一起学习干钳工。还美其名曰：先到基层车间锻炼。一天到晚弄得我筋疲力尽，人家还说我劳动态度消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