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有一次搞什么安装抢修突击，连续加班，累得我身体实在无法支持了。要请假必须有医务所医生的诊断证明，否则免谈。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到医务所。先看到的是那个什么张主任，一脸不耐烦的样子对几个要求请病假的人说：“你们体温正常不发烧，我不能给你开病假条，要不然领导追究下来，我都要倒霉。”我见此状，便走到另一间屋去，看见坐着一个中年女医生，不但仪态端庄，面容慈祥，且说话和气，我这人有点“以貌取人”的习惯，便觉这位女医生应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当时完全是一副孩子模样，怯生生地向这女医生说自己：“头痛、头昏、周身乏力……”却一时还未敢把想请病假说出口。谁知那女医生忽然问我：“你说话口音像是成都人吧”？我连忙说是。女医生说：“我也是成都人，老家就在西门长顺街，你呢”？我说：“我家在西门抚琴台街”。女医生笑着说：“哎哟，隔得好近，街坊邻居啊”！接着她又感叹似的说道：“离开成都二十多年了，好想回去看看，就是没时间。”那时，过春节也只放三天假，交通又不便。我说：“我也成天想家呀！”于是他又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甚至笑着问我结婚没有？我说：“我才17岁呢，哪有资格？”她笑着说：“明年就够资格了”。那时没有计划生育，没有什么“晚婚”，18岁就可结婚了。
我们越说越投机，于是她小声问我：“是不是累倒了，想请一天假？”我红着脸点头默认。她抿嘴一笑说：“我看你也没什么大病，就是身体显得单弱点，斯斯文文像个女孩样。”边说就给我开了一张诊断证明书，上面写着：上呼吸道感染。查T.38度。下面署上医生的名字“熊先蓉”。就这么一天病假，也可让一个快被奴役式的劳作压垮的人缓过一口气来。这是我到所谓的“革命大家庭”中来后，第一次有人这样主动关心和帮助过我。因此“熊先蓉”这个名字便永远占据了我心田中的一个位置。
以后我们上下班相遇，总要互相点头打个招呼，我开始很有礼貌地叫她“熊阿姨”，她连忙悄悄对我说：“别这样喊，人家听见又是什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了。”那年代就这么可笑又可怕，于是我只好叫“熊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接触不断增多，彼此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原来她的丈夫姓刘，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军官。1949年共产党占领隆昌后，第一个被杀害的就是她的丈夫。这时熊医生才三十二岁，但已育有四个女儿，一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她身上。幸好熊医生早年毕业于成都医士学校，而那时共产党是奇缺医务人员，因此她才有了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机会。否则，你一个“反革命份子家属”讨饭去吧。就这样她含辛茹苦地带着四个女儿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我几乎没看见她穿过一件新衣服。听她讲她与丈夫刘先生也是包办婚姻。凭她的才貌完全可以另成新家。但中国的女性，就这样富于奉献和牺牲的精神，矢志不回头。
四
1955年秋，老毛借整肃胡风在全国掀起了“肃反”恶浪。即要肃清一切“反革命份子”。隆昌碳黑厂当然也不例外。它当时是一个近千名职工的中型国营企业，属化工部，对外称303厂。于是一些所谓重大嫌疑的便直接关起来隔离审查，已形同囚犯。另外还有一些人，领导觉得你“可能有问题”或一贯表现不好的，总共约有六、七十人，便弄来集中成立了一个美其名为“职工学习队”，集中住宿，进行学习，星期天才准回家。熊医生和我这一次不期而遇都被“圈”进队里来了。所以熊医生看见我，都有点吃惊的悄悄问我：“你还是个娃娃，关肃反运动啥事啊，怎么也弄到这来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领导确实“慧眼识人”，肯定认为我虽还未满18岁，但一贯思想反动，已属“反革命份子”的接班人或第二梯队成员了，足见党的英明伟大，伟大英明！
不过正是这长达三、四个月的“集中学习”中，使我有机会和熊医生进一步成为了“忘年之交”的好朋友，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时光。
我和熊医生恰巧分在一个小组，一组约八、九个人。说实话，当时的运动还没有像反右、文革那么野蛮。何况我们这批人，他们只是对你怀疑，不放心，把你“挂起来”审查，并没抓到什么凭据，所以只是学习报纸、文件，动员你向组织“交心”。比如熊医生就一再被追问她已死了的丈夫，还和哪些人有过什么关系、来往，企图从中挖出“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对我则更离奇，他们“动员”我说：“你父亲1935年前后是国民党伪24军旅部电务处长，当时正是红军万里长征经过四川，他有哪些阻挠红军长征的行为，向组织上说清楚对你有好处。”我听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说：“请你们看看我的档案，我1937年出生，1935年我不但未到这个世上来，甚至娘的肚子里都还没有我，我怎么知道父亲干了什么？”他们就是这样异想天开，给你胡搅蛮缠，弄得你啼笑皆非。
由于从这批人身上捞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材料，所以后来他们都搞得懒心无肠了，就把我们这些人限定在那里，除了星期天不许外出，天天学习讨论，已全流于形式。所谓小组讨论，实则是三三两两自由结合去闲聊。于是我有了更多时间和熊医生在一起闲谈，一同回忆过去美好的时光。各人述说自己的家庭，个人的往事，心酸的遭遇，彼此都非常信任无话不谈。每逢星期日我几乎必去她家里，一玩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她四个读书的女儿也在家。一个个天真可爱，我们一起去买菜，一起作饭、看书、讲故事、唱歌…大家简直就像一家人一样。熊医生年轻时，不但在校学医成绩优秀，还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成都一次学生演出的文艺晚会上，熊医生以一曲神话歌剧《葡萄仙子》倾倒了全场观众。台下一位姓刘的年轻军官更是对台上的这位小“仙子”一见钟情心仪不已，于是他通过一位有身份的人物作媒，一年后把刚刚毕业的小“仙子”娶为了他的夫人。随着熊医生讲述的故事，我们一起轻轻地唱起了《葡萄仙子》的主题曲：
云儿飘，星儿摇摇，
海，早息了风潮。
声儿静，夜儿悄悄，
爱奏乐的虫
爱唱歌的鸟
爱说话的人
都一齐睡着了。
待我细细地观瞧，
趁此夜深人静时，
撒下些快乐的材料…
一曲终了，我们都沉浸在诗情画意的享受里。小时候，我姑姑也教过我唱这支歌。现在由熊医生来领着我们唱时，恍惚中我似乎分不清她是熊医生还是我日夜思念的姑姑，她是我的同事、朋友，还是我的长辈、亲人？似乎两者都是。自从为生活所迫离家出走，进入这个所谓的“革命大家庭”，受到的全是白眼、冷遇、歧视，只有在熊医生这里，才又一次体验到了人性的善良，家的温情。
（五）
可惜好景不常。1956年隆昌碳黑厂划归石油部，不久我被调去叙永高木顶石油勘探队。领导对我说：“这回你去搞你的专业了，不要再牢骚怪话了。”但我却真不想走，不是舍不得那个碳黑厂，而是舍不得离开像亲人一样的熊医生。临别前，她专门请我去她家吃饭。饭后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我总是舍不得走。最后熊医生送给我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的工作照，另一张则是她当年演《葡萄仙子》时照的，照片都有些发黄了。照片背后是她当年题写的一首小诗：
绮罗阵阵怯春寒，斜凭朱栏翠袖单，
愿把愁心付柳絮，随风吹去解侬欢。
那是一个天真小姑娘的梦，后来她也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可是却被一群魔鬼蛮不讲理的给毁了。但她没有倒下去，以一个母亲的勇气承担了一切苦难，撑起了四个孩子头上已经塌下来了的“天”。这就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母亲。
那两张照片，我一直像宝贝一样的珍藏着。可惜在1957年我因所谓“右派”与“收听敌台广播反革命罪”被捕时，那些照片都落入了那帮“大盖帽”的手里。
（六）
1975我还是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就业员”，来往信件都要被检查，我利用一个外出的机会，偷偷的给熊医生寄去一信，请她收到后回信寄到我妻子农村的家里，这样我就避开了检查。可是信寄出后如石沉海，我非常失望，更多的是担心。那个年代谁知她会不会出事？我只有在心中暗自为她祈祷。
流年似水，不觉又是四年。1979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妻子家里，农村大队邮递员把一封信送到我家，一看是从成都寄来的，从那笔迹上就认出了是熊医生。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真是“先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啊！
1980年元旦，我利用假日专程到成都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她，她已是满头银丝，不过精神还不错。原来在文革中她也被斗得死去活来，差一点被整死。后来一位好心的医生同事救了她，故意将她“误诊”为“胰腺癌”。于是她的大女儿刘朝浚（成都话剧团演员）便借此理由将母亲接到成都就医，才终于逃过了这一劫。我那封信寄去时，她已离开了隆昌，又是一位好心人帮她收下来保管着，三年多后才辗转托人交到她手中，她立即就回了我的信。
这次重逢，大家都禁不住泫然泪下，忆及往事，真是不堪回首。问及过去在一起的许多旧友故人，都被永远掩埋在历史的“沙尘暴”里了。真是“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真恍如隔世的感觉……
1988年熊医生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成都。享年72岁。我远在川南，那时的通讯还十分不便，当得知噩耗，已无法去送她最后－程，竟成终天之恨！
她是我在所谓的“革命大家庭”里难得遇到的一个好心人，一个看似平凡，但却是十分善良而可敬的人。就像在浩瀚的沙漠里，一块生意盎然的绿洲。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缘份！
啊，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忘年之交的“闺蜜”！
2019年4月2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