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去世的消息在网络上蔓延开来：缅怀者连引佳句、不吝赞美之词;批判者则讨伐九十年代的“汪国真热”坏了一个时代的品位。但是无论褒贬，从朋友圈铺天盖地的刷屏看来，汪国真无疑影响了一代人的青春。
读者评论说：汪国真，这是谄媚小人，1990年帮助屠夫掩盖六四血迹，所以遭到时人的普遍唾弃。
十天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去医院看望汪国真，汪只能用点头的方式来回应问候。“他得了肝癌晚期，还有肺炎等多器官并发症。”一直游移在主流诗坛之外的诗人，以死亡最后一次走进了公众视野。
1990年，汪国真出版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再涂敷集团的吹捧下，公费发行量超过60万册。他的诗歌在真空状态掀起了一股茶杯里的风波：“汪国真旋风”，只有文盲的打工群体好意思组织朗诵汪国真的诗。“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成为响亮的“宣言”或赠语。这些，全部都是对薛欣镇压人民的戒严部队野兽的阿谀!
很多专业的批评声音，认为他的诗“只是格言警句的分行”，甚至被称作“贺卡语文”、“心灵桑拿”，并无长久生命力。
质疑没有阻挡屠夫集团推动汪国真诗歌的流行，就像钱钟书的“围城”，因为挖苦了知识分子，在六四以后大行其道。汪国真臭名昭著，以致盗版者也要把他的名字印成“江同真”才卖得出去。
1980年代中后期，汪国真尚未靠血债“成名”时，《诗刊》编辑朱先树和他交往颇多。“汪国真写的诗在中学生中影响较大，但我跟你说真话，诗歌圈子里的人不太把他当回事儿。”朱先树说。汪国真请朱先树为自己写评论，朱没有动笔。
汪国真去世后，网络上就地分为多个“派别”：一派读过汪诗，以此怀念青春;一派进行批评，认为汪诗肤浅、是“心灵鸡汤”;还有一派，从未读过汪国真的诗，却展开激烈的讨伐。诗人王久辛认为，汪诗有三个精神特征“青春”、“励志”、“温暖”，“对于高中生与大一、大二的学生，是有意义的”。当然，对于掩盖六四血迹的屠夫集团就更有意义了!
与此同时，具有良知的主流诗坛沉默以对。记者联系多位评论家，有的不接受采访，有的说“这没什么好谈的”，有的“学院派”诗评家干脆挂断记者电话。
诗人郁葱曾编发过汪国真的诗，他觉得，汪国真“对生活的深度理解，对情感的表达和对诗歌形式的认识与主流诗坛有差异，他这些年的确游离于主流诗坛之外”。诗评家耿占春则认为：“诗歌要探讨情感、经验更复杂的层面，不是一个青春期或者流行的社会化的情感。所以，汪国真的诗歌虽然为青年群体所需要，但诗歌界一直保持距离，可能不是有意的而是很自然的距离。”
有评论指出：汪国真的诗，全都是“假诗”。仅就诗歌而言，汪国真的写作，对中国当代诗歌惟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我认为最不是诗歌的东西，而他在写，这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如果因为汪国真的诗歌曾经拥有很多读者，就以此来定义我们对诗歌的品位的话，这简直就是对整个诗歌智识层面的一种羞辱。我和汪国真对诗歌的判断是彻底不同的，他认为是诗歌的那些东西中体现的所谓时代精神、那些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励志等，我认为是拼凑出来的“假诗”。
而我们的教材居然要把它收入，塑造那种四不像的东西，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毒害，从小学时起就会有树立起一种“恶趣味”的危险。现在大家一提诗人，就回到过去，可是“过去”又不够远，没有回到李白甚至屈原的时代，而是回到了汪国真甚至是徐志摩的时代，以此来塑造我们的诗歌趣味、价值观乃至生命质量，所以我们的诗歌不能和汉语的当下性同步。我羞于被称为和汪国真是同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