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中国地图
公元八世纪中叶，世界上三个超级大帝国，唐、阿拉伯、吐蕃，经过了近百年的扩张之后在中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著名的怛罗斯之战便于此时爆发。由于史料的简略和战争的重要，历来学界对此颇为关注，且各持其理。
怛罗斯[1]之战是中国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葱岭以西的强大帝国交战，也是古代史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唯一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结果是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终。怛罗斯一役，几万唐军死伤殆尽。那么，为什么处于极盛的唐帝国会败的这么惨呢?这场战役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对历史有何影响?
对这场重大战役的研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早在四十年代，白寿彝先生就开始撰文论述，指出此役是唐帝国在西域霸权的没落的征象[2]，之后陆续有学者对怛罗斯一役进行论述，九十年代，尤以北大王小甫先生的专门著述较为详备，认为怛战是一场遭遇战，阿拉伯帝国方面的主流政策是和平的[3]。但随着近年来史学研究的进步，对于此战，学界有不同的声音，张晶如先生从中亚突骑施姓氏派系斗争角度来解释战争爆发的原因[4]，李方、王三义等学者对边将高仙芝的个人行为多有谴责，但李方认为战役虽出于偶然，却是唐与阿拉伯帝国冲突的必然结果，王三义先生认为阿拉伯上层实施的是和平政策，怛战是边境上的意外冲突[5]，张晶如先生观点相反，认为怛逻斯战役的发生是大食帝国疆略政策的继续。至于战后文明的交流和技术的传播，以往学界一直坚持是怛罗斯战役的贡献，近几年有乌兹别克斯坦学者在研究中指出，怛战之前造纸术就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大唐治下拔汉那首府浩罕传往撒马尔罕[6]。另外多数学者大谈和平，大讲战役交流的一面，而对战役双方的冲突与对峙有所忽视，这必然会使学术研究准确性与客观性有所降低。因此，对于上述各种观点，笔者有的赞同，有的实不敢苟同，下边我们将从怛战前两大帝国的对峙与冲突，怛罗斯之战的经过，唐军惨败的原因及影响等方面进行再探讨。
一、怛战前两大帝国的对峙与冲突
我们知道唐阿这两个超级大帝国几乎是同一时期建立并通过对比他们自身更强大的帝国进行征服而逐渐壮大的。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大唐帝国，到高宗时期，击败了突厥人、高丽人、安南人，臣服了西域诸番，形成了东至太平洋，西及波斯，北至西伯利亚，南到中南半岛的空前大帝国。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受真主安拉的启示创立伊斯兰教，至661年哈里发建都麦迪纳，大举扩张，侵入波斯帝国，掠夺了拜占庭帝国的半壁江山，征服了叙利亚及北非的大片领土，形成了横跨亚非的庞大帝国。
642年尼哈温大战，阿拉伯人歼灭波斯的大部分军队，651年波斯王在流亡吐火罗途中被阿拉伯兵击毙，之后其子卑路斯向唐求救，唐阿两国正式接触[7]，但此时沉陷于阿使那贺鲁叛乱的唐军根本无力支援。卑路斯只好在吐火罗的支持下复国。此后，波斯又遭到阿拉伯人的入侵，并再次向唐朝求援。《新唐书》卷221《波斯传》载：“龙朔初，(波斯)又诉为大食所侵。”是时阿史那贺鲁叛乱已被平息，唐已接管西突厥汗国在中亚地区的辖地，因而开始介入波斯事务[8]。唐朝在波斯置都督府，将波斯纳人唐朝的版图，置波斯于唐朝的保护之下。龙朔二年(662)正月，唐又正式宣布“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9]，支持波斯复国。唐朝对波斯的态度，无疑是对阿拉伯人侵的对抗，但这种对抗是政治行为，而不是军事手段。663年，波斯再度失国。王子卑路斯避难长安。徒具虚名的大食安抚使[10]裴行俭以帮助波斯复国为名，奇袭阿使那都支叛军，并没有到达波斯，更谈不上与阿冲突。事实上，唐在中亚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属于荒服来宾的状态，此后大食占据了其波斯都督府所在疾陵城，并入侵吐火罗，臣服康、石诸国，唐政府并非不知[11]，但此时的唐帝国正全力与吐蕃人在争夺西域，对阿拉伯这个远在遥远的西方的庞大帝国的征服无可奈何。
直到670年，大食人所到的最东之处还在吐火罗西部和塞斯坦[12]。正如王小甫说的那样，此时大食人在中亚的征服结果多半是“讲和”，尽管总是在退走之前进行了大量的勒索[13]。直到名将屈底波出任呼罗珊总督时才开始有了“攻克”。也正是屈底波强硬的征服政策，使阿拉伯帝国在东面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他们控制了印度河流域、吐火罗，进而北上将乌浒河流域纳入其势力范围，又与唐合兵击溃了此时横行中亚的突骑施。西方学者吉布认为强横一时的突骑施在中国人的外交阴谋下失败，但也使中国人失去了一个抵抗大食人的坚固壁垒以至自己直面大食人[14]。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一再侵扰四镇的突骑施并不总是对唐臣服[15]，反而最终成为唐帝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四镇歼灭突骑施便不足为奇。然而贪心不足的屈底波并不满足于此时的征服。诚如沙班所说，在713年和715年的战役中，屈底波远远的进入了珍珠河地区，有时候远达白水城，甚至深入拔汗那地[16]。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地区一直对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些地区可以很容易的进入葱岭以东的四镇，因而占有该地对保卫四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此前突骑施一再攻入四镇劫掠便与其占领了该地区有关。据阿拉伯《年代记》载：屈底波于714年攻克疏勒侵入中国。虽然学者沙班及王小甫先生都否定了这一事实，但鉴于上述地理形势，屈底波可能在进行一场小规模的奔袭战是有可能的，只是瓦立德一世之死才使征服活动停了下来[17]。无论怎样阿拉伯人在葱岭边缘唐帝国的眼皮子底下放肆的活动已经严重的挑战着唐在这里历时已久的霸权。
《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三年(715)条载：“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篙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篙自摄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徐级，阿了达与数骑逃人山谷。孝篙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羁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这就是发生在715年著名的拔汗那战役，监察御史张孝篙率兵打败了吐蕃与大食共立的拔汗那阿了达，威振西域。‘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这无疑是唐对吐蕃、大食等国在葱岭边远地区的挑衅所做出的强硬的反击，只不过与唐作战的只是吐蕃支持下的阿了达而不包括阿拉伯兵，当然也谈不上大食等遣使请降[18]。事实上，大食兵在唐军到达此地时的两个多月前[19]像一个谜一样已经撤走了。但无疑，这场规模并不小的战役不仅达到了将吐蕃人驱逐出河中地区的目的，同时也似乎震撼了阿拉伯人，使其遣使通好[20]。
关于大食人突然撤兵的事件至今都令人不解，我们都知道骁勇善战的屈底波就是这个时候被部下刺杀，据说是因为反抗哈里发苏利漫在拔汗那被部下杀死。苏利漫对这些远征军下的第一道命令即是让他们回末禄去，并在那里把它们都遣散了[21]。由于史料的局限，这期间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其必然与大食内部各派权力斗争有关，同时似乎也与其对中国人的外交政策有关，我们知道此时的阿拉伯政府一直对唐遣使不断，其中713年，阿拉伯呼罗珊总督屈底波的一位特使来到中国，代表屈底波向中国皇帝傲慢的宣布，如果中国皇帝不向他进贡，他的铁骑绝不会离开中国，而中国皇帝威胁他说：你已看到我伟大的帝国，回去告诉你们的指挥官，最好在我对自己的军队下令打败你们之前撤退。但两国最后达成了和解[22]。也就是说，两国都有意在避免战争。事实上，大食人应该知道他们的实力并没有达观到可以触怒另一个庞大帝国而去征服一片与那个帝国有着亲密关系已久的土地。任何一种同盟都可能对其在中亚的霸权形成巨大的威胁。不幸的是屈底波并不太在意这一道理，这个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将军似乎对踏上中国这片富饶的领土更加感兴趣[23]，但事实证明聪明的阿拉伯上层最终并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屈底波的死多少有些罪有应得。不过，他的死无疑使唐阿两大帝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又推迟了几十年。
正如巴托尔德所说的那样大食的霸权注定在这些地区建不起来，他们对这一地区的占领还需足足等上一个世纪[24]。然而正当阿拉伯人退出珍珠河以北和十姓可汗故地的时候，吐蕃人的势力却乘机深入到该地区。拔汗那一役，唐军又一次将吐蕃人驱逐出葱岭以北，此后唐蕃之间的争夺便转移在葱岭以南诸地。需要说明的是终唐一朝，吐蕃人的威胁远胜于在更远的西方活动的大食人，因而驱逐吐蕃人牢牢控制葱岭边缘地区以保四镇便成为唐帝国在西部的首要任务。所以，因大食介入中亚以来所发生的西域诸国上书天可汗请击大食事件唐一直未予答应，但对于受到吐蕃人攻击的小国的呼救，唐一次次的不惜动用军力。722年，继拔汗那王请求击吐蕃之后，唐又应小勃律王之请南破土蕃。总的来说，此后唐在葱岭以南对吐蕃的反攻，唐屡屡大获全胜。天宝年间，日趋极盛的唐帝国展开了一场从剑南经青藏高原边缘至葱岭以南的轰轰烈烈的全面反击战，使吐蕃人在唐的强大攻势下全面收缩在青藏高原之上，一度停止了扩张。于是，唐与大食这对次要矛盾便上升为主要矛盾，且日益尖锐，怛罗斯之战便是这种矛盾冲突的顶峰。
二、怛罗斯之战的经过及唐军惨败的原因
公元747年，在安西都护三讨小勃律未果之后，骁勇善战的高仙芝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远征，在连云堡大破吐蕃兵，斩首五千余级。西方学者将此比作汉尼拔、拿破仑、苏沃洛夫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远征。此后又击破萨比，播仙，天保九载应吐火罗叶护之请破偈师，因此而以“中国山岭之王”而闻名西方[25]。同年又大破石国及突骑施。天宝十载，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偈师王，成为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然而正是这个常胜将军却在怛罗斯大败而归，那么究竟该战役是怎么打的呢?高仙芝又是因何而败的呢?
由于战役的结果是唐军大败而归，后世史家对这样一场重大战役只是讳莫如深地记述了寥寥几笔，造成今日研究的困难，但总算还有零星的史料使我们可以尽量复原其庐山真面目。
天宝十载(751)正月，高仙芝将石国王献于朝廷，斩于阙下。石国王子逃到中亚诸国，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国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番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怛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众叛，与大食夹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伤亡略尽，所余才数千。”[26]《新唐书》列传第60《哥舒高封》记载：“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与怛罗斯城，以直其冤。”《新唐书·西域传》有一句：“攻怛罗斯城，败仙芝军”。综上所说，我们似乎基本明白，战役的起因是高仙芝伐石国，王子逃亡大食，企图说服西域诸胡共引大食来攻四镇，高仙芝听说后率兵击大食，以求先发制人，但葛罗禄临阵倒戈，和大食夹击唐军，以至仙芝惨败。但有三个问题历来备受争议。其一是唐阿双方参战人数多少的问题;其二是战役双方与怛罗斯城的关系。其三，战后大食并没有乘胜追击的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人数的问题。《资治通鉴》卷216载“蕃汉兵三万”;《旧唐书》卷109《李嗣业传》载“兵二万”;《通典》卷185《边防》总序注载“七万众尽没”。《资治通鉴考异》载“蕃汉兵六万”;白寿彝先生认为《通典》著者杜佑之侄杜环亲身参加这次战役，所记之数可靠。姚士鳌先生认为七万人可信，新旧唐书的两万人只是指唐安西汉军[27]。也有人认为七万人不确，如果加上大食的十几万人，怛罗斯城外小平原高地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28]。笔者认为依据杜环参战而认为七万说不太可靠，唐朝的兵团一般以万人为单位，副将李嗣业所说两万人为安西汉军比较可信，但拔汗那、葛罗禄人数难考，且参战的华胡混和兵团并非都是高仙芝从安西首府带出，而是高在远征途中与所调拔汗那、葛罗禄汇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唐代虽说胡汉合同为一家，但仍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此出征时蕃汉必分开各为阵营，且行军打仗纪律严明，杜环很难知道除了汉兵以外的胡兵的人数。因此，他的七万说，很可能正如陈大川，徐磊等人所说的那样是被俘后从喜欢夸大战功的大食人那里听来的。而阿拉伯人记载当时唐军死伤五万人[29]，加之主帅伊步·穆斯林带回撒马尔罕的几千俘虏，中国方面记载高仙芝只带领几千人逃回，这样看来，唐军参战人数为《通鉴考异》的六万人左右基本可信。大食方面的人数一般认为十五万[30]，甚至二十万[31]。事实上，刚刚平叛完毕的阿拉伯正规军不超过五万人，加之阿拉伯帝国统治下的数万突厥人，总共十万人左右，应该不会有太大差错。总之，阿拉伯混合军团的人数远胜于唐军是肯定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新唐书》、《旧唐书》认为大食攻仙芝于怛罗斯城，《资治通鉴》认为是仙芝在该城与大食遇。这样，我们就有必要知道在大战前，究竟是谁占领着这座城，史书记载，怛城是石国的第二大据点，《新唐书·石国传》“怛罗斯城，石国常分兵以镇之。”这也是高仙芝与大食在此相遇的重要原因[32]。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大食很可能只是答应石国王子派兵驻守怛罗斯城，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在怛城不远的撒马尔罕，早已是大食兵聚集的据点。一直觊觎东进的阿拉伯人只是一直碍于唐对此的管辖而迟迟未动手[33]，而此时唐与石国发生冲突，进驻怛城便成了难得的机会。但高仙芝并不知大食的意图，而且我们知道唐在葱岭以西的属国分散部署，一时很难集结，所以一旦大食来攻四镇，很可能会像此前的突骑施一样攻陷安西，为了阻止大食的东进，以攻为守，远征大食对于深谙兵法的高仙芝来说似乎成为最佳手段，刚刚平定布哈拉和粟特的叛乱的穆斯林大军匆匆南下，恰好与高仙芝大军相遇在怛罗斯河，两军激战五日，由于怛罗斯城守兵与南下穆斯林大军合击唐军，兵力过分悬殊，及葛落禄军临阵倒戈，于是大食人和突厥人的联军在那里彻底的打败了中国人[34]。
关于阿军为何没有乘胜东进，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怛战阿军胜的过于艰难，慑于唐军强大的印象，不愿东进挑起更大的战争。笔者认为上述原因固然存在，但更主要的是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希望有效的梳理并不稳定的内政而奉行的暂时和平外交政策。实际上，此后，他们对中亚征服不断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所向披靡的大食人从来都不会畏惧战争，因为真主会使他们战胜一切人[35]。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唐军的失败与唐阿双方的兵力悬殊脱不了干系，西方的学者基本持这一观点[36]。但中国的许多学者总是对唐将高仙芝耿耿于怀.在攻打石国的过程中，世人对高仙芝多有指责，如高仙芝没有信义，屠城，贪财。其实细细分析，这显然有些强词夺理。首先是说高仙芝没有信义，根据是已经和石国国王和谈，却用偷袭。中国兵法历来是兵不厌诈，李靖夜袭阴山，也是凭借和谈麻痹突厥人，而后一举成功，世人多称赞这一壮举，为何高仙芝用这个办法就是没有信义?《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三年(715)条记载“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明显是高仙芝为了麻痹石国而用的谋略。然后是说高仙芝屠城，其实这是当时战争的常用手段，比如说开元三年之役，“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传，自已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等八国皆遣使请降。”为何这个时候没有“诸胡怒，连兵攻四镇”呢?其实所谓的“诸胡怒，连兵攻四镇”只不过是中亚河中地区的西域国家在阿拉伯的控制之下联合进行的一次政治反攻活动，和高仙芝是不是屠城关系并不大。最后是说高仙芝贪财，这一点最为冤枉，兵法有云：“使贪使愚”。高仙芝正是完美的应用了这条兵法，所以他的军队才可以保持如此高的战斗力。大唐名将李靖击灭突厥之后，被人弹劾说“治军无法，突厥珍物，掳掠俱尽”，[37]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史书记载高仙芝“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38]可以明显的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很贪财的人。有学者还认为高仙芝就犯了兵家大忌，“深入胡地，后绝援兵”，后方补给不足[39]。其实，李靖当初率三千骑北击突厥，又何尝不是深入胡地，霍去病，追击匈努几千里，甚至到了贝加尔湖，又何来后援?但我认为这恰恰是高仙芝用兵的风格，而且这个距离，还不能算冒险，小勃律之战的危险系数要比之高得多。这不过是喜欢纸上谈兵的幼稚学者对失败的将军的无理取闹。错只错在此役高战败而归，倘若大胜，那么他们的赞誉恐不亚于小勃律一役。此外，学者李方认为高仙芝“以其无藩臣礼”而讨石国，属于过激行为，造成怛战大失人心，与阿拉伯军队相遇一触即溃。其实，这只不过是讨伐石国的一个细枝末节的理由，更重要的是石国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们，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石国开始使用这种寻找新的主人的方式来应对来自双方的压力。或者说，高仙芝伐石国不过是给阿拉伯人看罢了，他对石国人的惩罚越重越能震慑阿拉伯人。
此处我们还需对葛罗逯众的临阵倒戈作进一步的分析。关于倒戈的原因，史料全无，但怛逻斯之战后葛逻禄人轻易崛起，控制了碎叶地区，这是众所周知的。唐军与多于自己一倍的真主的战士们血战五昼夜才开始奔溃而非一触即溃，这不得不使我们推测在第五日的夜间，唐军突然受到来自葛罗禄人和大食人的袭击，如果是这样，无疑是杀了唐军一个措手不及，使其混乱而失去控制，因为直至当夜，高仙芝的损失也许并没有那么惨重，如果有机会使之重新恢复纪律，则完全有机会再战[40]，但困难恰恰是，当时在夜间，局面已经完全失控。《新唐书》卷138《李嗣业传》记载，“会拔汗那众还兵，辎饷塞道不可骋”，可见主帅与番将士卒已完全分散。
三、怛罗斯之战的影响和战后中亚的局势
不管怎么说，这场著名的战役是以唐军的失败而告终，白寿彝先生认为，我们不必等到怛罗斯战败再看出唐帝国霸权的衰落，但中国的势力也并非“遂绝于西方”[41]。不过事实却更倾向于怛战后的唐帝国国力仍处于上升阶段。这个帝国终于花费了近一个世纪的心血在他极盛的时候将一直被视为最大对手的吐蕃人的势力彻底赶出了中亚，当他们回头发现阿拉伯人的势力正在大大威胁他们的时候，富有远见的高仙芝企图将这些势力像驱逐吐蕃人那样赶出他们的领地，不幸的是，这唯一一次尝试在葛逻禄人的倒戈下失败了，尽管在同一年，唐军在云南和东北等战役中也遭到了大的失败，但这并不能说明唐在西域霸权的末落，事实上在唐高宗年间对吐蕃的几次用兵损失不下于几十万，但那时的唐帝国同样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这次失败和高宗年间的失败一样，都发生在边境，不会影响整个帝国的根基，尤其对于这个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财富、最高文明的大唐帝国来说并不算什么，其庞大的积蓄不仅支持着它的日益腐败奢靡的统治集团的挥霍，也支持者他的对外征伐，怛战后的几次大规模运兵无疑在证明这个帝国在西域的实力仍未根本动摇[42]。怛战的失败使阿拉伯人和葛逻禄人瓜分了帝国在碎叶十姓地区的霸权，正如西方学者格鲁塞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帝国内部的那场内乱，也许，不过几年，他们就会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他们的霸权[43]，但是，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却使唐军永远的失去了这个机会，也正是这场来自帝国内部的持续八年的内战，几乎耗尽了这个强盛帝国的所有财富，衰落从那个时候才骤然开始。从废墟中重建的那个帝国已不再是曾经的天可汗帝国，公元792年吐蕃人攻克了帝国在塔里木盆地的最后一个据点，汉人的军队在清以前的近八百年里再也没有踏上这片土地。
我们或许可以向教科书那样把这场战役看作是阻止阿拉伯人东进的一次虽败犹荣的战役，但我们也必须同意王三义的观点：打响这场战役并非是两国上层的初衷，作为一场边境守军之间的冲突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44]。但无疑，战役的结果却是阿拉伯上层最愿意看到的。古代史上中国人唯一一次企图跨过帕米尔去建立霸权的尝试失败了，儒家文明的保守性和厌战性无法支持一个先进中国的对外征服，经张骞通西域以来直至中共建政两千多年中国人的血本经营才使那里成为中国领土的最西端，从而也使这场战役成为中国疆域史上完全有必要记住的一战。
至于由战役的结果而引发的科技文明的传播，其意义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造纸术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传播。到公元750年左右，扬州、广州已经是著名的世界性贸易港口，在广州定居的大食和波斯人之多，以至于在公元758年的时候，他们竟发起动乱，洗劫了广州城，然后驾船扬帆而去。海上贸易由于不那么怕被劫掠，比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陆上贸易还要发达的多。造纸术完全可以以这种渠道传播到阿拉伯。而且，认为造纸术的西传缘于此次战役，一直只是由西方的史学家提出[45]，他们习惯用阿拉伯人从中国俘虏那里学会了造纸术这样的话来谈起这件事，中国学者对此没有做足够的考证，我们只知道主帅伊步·穆斯林带着几千中国俘虏回到了撒马尔罕，随后这里变成了阿拉伯人的造纸中心。笔者认为战争促进了这种技术的传播不容置疑，但造纸术是在怛罗斯战后才开始传到撒马尔罕的吗?对此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近些年，有学者已经考证，怛罗斯战前撒马尔罕的造纸术已从唐属国拔汗那的首府浩罕和平而非抢劫式的传入[46]，但令人不解的是，怛罗斯战役反倒被广大“爱国史学家”塑造成了一座中华古文明向西方输出的伟大里程碑，事实上，对于这样一次被动的劫掠式的传播，中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注释：
[1]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
[2]白寿彝：《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华文记录》，《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11期。
[3]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7页。
[4]参见张晶如：《浅析怛罗斯战以及其影响》，《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5]李方：《怛罗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王三义：《论怛罗斯战役涉及阿拉伯与唐帝国关系的几个问题》，《湛江海洋学报》2002年第2期。
[6]参见陈大川：《怛罗斯之战与撒马尔罕纸》，《中国造纸学报》2004年第2期。
[7]王若钦编《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载：“以斯埃之子卑路斯走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
[8]《新唐书》卷221《波斯传》载：“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
[9]参见王若钦编《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
[10]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8页。
[11]《旧唐书》卷9《西域传》载：“是时，大食强盛，西域康，石之类皆臣属之。”
[12]白桂斯1987，第38页，转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2页。
[13]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4页。
[14]吉布1923，第85页，转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8页。
[15]公元717年突骑施与吐蕃人联兵攻四镇，参见《新唐书》卷215《突骑施传》。
[16]沙班1979，第70页，转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2页。
[17]沙班1979，第70页，转引同上。
[18]参见李方：《怛罗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19]大食人撤走是这年九月，而唐军到达时已是十二月。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9页。
[20]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表《大事年表》：阿拉伯帝国次年谴使来唐。
[21]沙班1979，第75页，转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2页。
[22][苏丹」加法尔·卡拉尔·阿赫默德：《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3]雅古比《历史》记载过这样一个说法：哈贾吉对他的两个东方的大将喀斯木和屈底波许诺谁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命谁做中国的总督。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
[24]《巴托尔德文集》卷1，第216页，转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3页。
[25]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5页。
[26]参见《资治通鉴》卷216《唐纪》32，玄宗天宝十二载五月。
[27]参见李方：《怛罗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28]陈大川：《怛罗斯之战与撒马尔罕纸》，《中国造纸学报》2004年第2期。
[29]伊步·艾西尔：《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14页。
[30]参见伯扬：《中国人史纲》21《公元八世纪》，同心出版社，2005年。
[31]参见徐磊：《大唐惊变》第3章《悲情三人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32]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0页。
[33]盖加运739年横扫突厥余孽时兵锋直入怛罗斯城。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6页。
[34]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刷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纳忠：《阿拉伯通史》，商务印刷馆，1997年，第186页。
[35]塔巴里《年代记》卷二1195页，转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
[36][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刷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
[37]《旧唐书》卷67《李靖传》，中华书局，1986年。
[38]《新唐书》卷135《高仙芝传》，中华书局，1986年。
[39]王三义：《论怛罗斯战役涉及阿拉伯与唐帝国关系的几个问题》，《湛江海洋学报》2002年第2期。
[40]《新唐书》卷138《李嗣业传》载：“仙芝曰：‘吾方收拾余尽，明日复战’。”
[41]白寿彝：《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华文记录》，《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11期。
[42]713年封常清大破大勃律，陈千里擒杀背叛的突厥首领，中亚诸国最大规模的请求西击阿拉伯帝国，出现在这时。参见王小甫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表《大事年表》。
[43]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刷馆，1998年，第160页。
[44]王三义：《论怛罗斯战役涉及阿拉伯与唐帝国关系的几个问题》，《湛江海洋学报》2002年第2期。
[45]盖兹威尼：《地理志》539页“撒马尔罕条目言：这里生产‘撤马尔罕纸’”，除了中国造的，就再也看不到能与之相比的纸。《邦国道里志》作者讲：它是由战俘们从中国带到撤马尔罕的，当时，他们之中有懂得造纸术的人口，于是，这种技术被采用了。以后，它的产量增多，成了撒马尔罕人的商品，遂从那里转输到其他诸地。
[46]参见陈大川：《怛罗斯之战与撒马尔罕纸》，《中国造纸学报》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