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抗战在中国影视文艺领域早已成热点，但以片面歌功颂德使它们丧失了基本的严肃性。
即使你再不关心时事，全国放假和北京长达半个月的交通管制也会让你知道9月3日政府要做什么，更别说从一年前就开始预热，北京郊区为阅兵仿造了天安门城楼。
然而这次活动到底在纪念什么，估计很多人还是答不准确。因为9月3日的“抗战胜利纪念日”身份源自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1949年底新政权政务院的相关规定先确定了“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改为9月3日，经过长期政治运动的荒废，1999年又由国务院重申，但作为法定节假日由立法机关规定的程序2014年初才完成。
这也与中国抗战胜利的历史过程有关，日本天皇公布投降诏书是1945年8月15日，但盟军正式受降是在9月2日，因而中国国民政府以次日为胜利纪念日，但中国战区正式受降则是9月9日。
因此，作为一个人为确定的纪念日，9月3日对习惯了纪念历史事件发生日的中国社会有些陌生。
同时，不同的历史时期，官方也需要强调不同的纪念角度。比如很长时期内，中国大陆习惯纪念“七七事变”，因为这不光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也是共产党在抗战中得以大展宏图的契机，同样是1937年的淞沪会战就近年才更多引起关注;
1985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成，这一虽发生在国统区，但对提醒当代青年不忘侵略军罪行非常重要的事件受到高度重视，到2014年更以设立国家公祭日达到顶峰;
90年代初，“不忘国耻”、“落后这要挨打”的观念勃兴，“九一八”被浓墨重彩;
而今，纪念9月3日倒并不为拉近两岸关系，志得意满的中国总不能老纪念被打被杀，而急需强调伟大功绩，同时以战胜国资历刺激对外斗争的信心。
然而，仅仅是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受降者有诸多盟国代表这一事实，就意味着我们纪念的不可能只是一场在自己国土上从被侵略到转败为胜的战争。中国近年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断批评，也总是引用《波茨坦公告》和《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战后世界格局。今天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也是来自这一过程。
因而，历史早已注定中国不可能闭门纪念抗战。这正是9月3日的国家级活动正式名称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原因。可惜的是，尽管抗战在中国影视文艺领域也早已成为热点，但以片面歌功颂德使它们丧失了基本的严肃性。其实，随着国内抗战史研究，特别是民间关注度和参与度的活跃，围绕抗战史实引发一连串争论，说明国人自有公论：对抗战与二战都持投机取巧的利用态度实不可取。
然而，需求是如此旺盛，被侵略的记忆早已长期被当作感激执政党功绩的重要前提加以强调，而以高调纪念抗战强化国家当前外患大于内忧，以军事对抗转移国内矛盾，无不是急迫需要，甚至不惜这样的抗战叙事造成中美和两岸关系龃龉不断，也不惜在对日对美关系中损失更大利益。
这才有了国人抗战史常识认知的惨不忍睹。比如人民网一篇写江苏某抗战老兵的文章说“日军尸首上有勋章，上面清晰地印着‘伪满洲国’四个字”;在大陆的原国军抗战老兵凡参加过内战的就不给补助，而官媒大张旗鼓宣传的在公交车上登广告寻战友的所谓国军抗战老兵，却是1945年末才参加的国军。
各家大媒在夹缝中完成的抗战纪念，有的不乏对历史的去伪存真，但更多的却体现出一种为生存而装疯卖傻的精明。比如对评述一个淞沪会战，主题竟是“三万国军不敌一万日军”，而答案不过是日军有舰炮轰击;对国军对“出云”号的攻击，焦点又放在炸弹炸中平民上;最后只以国军战车孤军出击，战士致死仍握着手榴弹一点煽情结尾。而一到共军的战绩，自然又小宇宙爆发。
国内普遍的视野狭隘带来的局限，在现实中同样有直接的后果——海峡两岸仍未能携手纪念抗战;俄罗斯这个最后几天才参战的伙伴惊人地高调，而太平洋战争的一些主角却缺席中国的庆典;中国期待羞辱日本，日本却以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现实泰然自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