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进入了冬季，空气污染成为席卷南北的同一个问题。如此复杂的一个问题，却被简化成城乡差别问题，具体表现就是严禁农民焚烧秸秆，违者可以处以拘留一个星期或一两千元罚款。收获之后的乡村，乡村干部及靠卫星联动的执行小队像幽灵一样监视着田野。
秸秆焚烧带来的污染问题，从一个边缘的致污原因，逐渐过渡为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来源”——这以迁移的过程，既是行政不作为及在工业治污上乏善可陈转嫁焦点的结果，也是大陆长期以来习惯以农村、农业与农民作为最终埋单者的社会心理使然。
大陆在京奥之后，开始将空气质量纳入大型运动会的举办条件中，为此不惜关掉工厂，以保住政府面子。等到通过大型运动会来推行政治牌与贩售国际形象的模式逐渐式微之后，社会组织开始提出空气治理的要求，出于各种需要，政府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一个标志是PM2.5成为城市空气的主要指标，围绕这一个数值，一度出现过美国使领馆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抵牾。在国外PM2.5势力的带动下，官方推出自己的PM2.5数据，并且通过取消美领馆数字的公共传播，确保这一可疑的数据监测具备权威性。
显然，为了彰显国产PM2.5数据的可信度，仅仅压制美使馆的监测是不够的，制造一个空气污染的“敌人”、一个罪魁祸首成为聪明的花招。由此，农民焚烧秸秆就在空气议题上被过度突出，在农民与城市污染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并且用强化的政府行为巩固它。
在许多权威的监测中，秸秆焚烧都是远远次于工地扬尘、汽车尾气、矿山开采、工业排放之后的污染成因。但是这么多工业化的成因，因为与政府利益紧密捆绑，少有反制的意愿，而农民因为其没有话语权力，在这个政权中长期被利用，因而就自然成为替罪羊。
在将秸秆制造为空气污染祸首一事上，政府的优势明显。一是市场化媒体被收服之后，为农民说话的媒体极其少见，容易将秸秆焚烧妖魔化;二是城里人处于对空气污染的恐惧心态，在无力监督政府正确行事的情况下，对解决秸秆焚烧的举动抱以势利的“乐见其成”心态。
在农村，农民对待秸秆的举动被纳入了严密的监控中。在设立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之后，乡村干部在卫星的指导下，严防死守一丝一毫的火苗。对于胆敢抗命的农民迅速捉拿，对火苗迅速扑灭。然而，在禁令之下，农民的利益丝毫没有保障，成为最容易牺牲的群体。
禁止秸秆焚烧，就意味着将秸秆打碎埋入耕田，这已经违背了传统的耕作方式——但这种“违背”不是作为新技术推广出现的必然后果，因为它对不焚烧所带来的隐患毫不在意。一些农业产区无法焚烧秸秆，在秸秆直接入田后，病虫害急剧严重，就是明证。
空气治污从一个全面的议题、需要一揽子解决方案，窄化为农业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最终秸秆禁焚成为唯一执行的举措，并且用严酷的措施保证实现，再次将农民置于整个治污“食物链”的最下游。城市再一次用私心与颟顸，将农民“献祭”给一个愚昧蛮干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