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水如“吃药” ：中国地表水与自来水污染危机＊阿波罗新闻网

注：本文完整标题为《喝水如“吃药”，中华民族生存的危机——中国地表水系、自来水中的抗生素残留量问题》，作者王维洛。

一、中国既是抗生素生产大国又是使用大国

抗生素作为一种杀灭或抑制细菌生长的药物，长期在医疗卫生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中国有中国特色，抗生素还被广泛应用在家畜家禽的养殖、鱼类水产的养殖、牛奶生产等诸多方面，也作为脱贫致富的一个措施加以推广。2022年上演的由中央电视台主任慎海雄担任总出品人的电视剧《山河锦绣》[1]，展现的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农村脱贫的“伟大成就”。帮助贫苦地区村民饲养鹌鹑是一项重要脱贫措施。为了防止鹌鹑发生瘟疫，支援山村脱贫的女大学毕业生韩娜娜赶到县城防疫站去领取抗生素庆大霉素时不幸遭遇车祸而身亡，成为该剧的一个高潮。电视剧《山河锦绣》中这个情节正好说明了抗生素在中国被滥用的冰山一角。难道慎海雄不知道滥用庆大霉素的后果是破坏生态环境平衡吗？如此脱贫带来的好处是无法抵消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首先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又称盘尼西林），1938年德国化学家钱恩开始做提纯实验，一年后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也参与实验。1945年这三位科学家因“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医学奖。1943年西方国家的制药厂已经可以批量生产青霉素。此时青霉素也少量进入中国，价格非常昂贵，被视为神药。1944年中国第一批国产青霉素诞生，揭开了中国生产抗生素的历史，但数量十分稀少。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应用的还是比较低级的抗生素，为数也不多，应用也受到严格限制，这就更加抬高了对神药的评价。笔者下乡到北大荒，那里的农民发烧得病，也都希望能够得到青霉素等抗生素的治疗。有时病人打了一、二针，体温得到控制，便立即停止继续打针，没有完成一个疗程，而是把省下来的抗生素用于下一次治疗。中国开放之后，许多西方国家的制药企业进入中国，中国的制药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抗生素生产量达1.16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6％，居世界第一位[2]。至2001年年底，中国的青霉素年产量已占世界青霉素年总产量的60%，居世界首位[3]。同时抗生素生产也被作为高新产业中的生物工程得到中共政府的大力扶持，希望保持垄断地位。

2010年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美国、加拿大、瑞典、希腊、以色列、荷兰、英国和巴西均发现了“超级细菌”感染者。至2010年8月24日全球起码已有170人被感染，大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趋势[4]。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1000万人因细菌耐药性死亡。有预测称：到2050年，细菌耐药性每年将导致全世界1万亿至3.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5]。

2011年江苏省政协代表团在《严格监控抗生素的使用的建议》[6]的提案中指出：“（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出口3万吨，其余自用的平均每个中国人年消费量138克左右，正好是美国国民年消费量13克的10倍之多。目前我国销售量、使用量列在前15位的药品中，有10种是抗菌药物，我国住院病人抗菌药物的费用占总费用的50%以上，远高于国外15%～30%的水平。我国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比例占80%～90%，而在某些特殊科室，住院患者使用抗生素的比例甚至高达10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或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也远远高于WHO在国际范围内调查显示的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约30%的比例。即使是这远低于我国抗生素使用的比例，国外很多专家仍然明确指出其中大约接近一半的患者仍属于不必要使用抗生素的范围。我国抗生素使用显示了应用广泛、用量大、级别高、广谱和联合使用等特点，反映出中国已成为滥用抗生素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之后这些数据常常被一些报道重复使用。

根据笔者接触到的最新数据，2020年中国抗生素产量为22.3万吨，国内需求量13.8万吨，2020年中国抗菌素（制剂除外）出口数量为8.4万吨[7]。从数据上看，似乎中国国内抗生素使用量在大幅度减少。其实不然，只是如今将农用抗生素单独统计。2020年中国农用抗生素产量23.14万吨，销量22.92万吨[8]。2020年中国总计抗生素产量是2011年江苏省政协代表团提供21万吨的两倍以上。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既是抗生素生产大国，又是使用大国，中国滥用抗生素情况非常严重，最令人担忧的是：未来的中国将无法面对超级细菌或者致命细菌。无论是超级细菌还是致命细菌，不是指特定的某种细菌，而是指对多种抗生素具有抗药性的细菌，这让感染这种细菌的病人，很可能面临无药可以医治的局面。

图1：长江抗生素含量超标，水质改善任重道远，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二、政府突然退出以往发挥主导作用的医疗卫生领域导致抗生素滥用

2023年11月以来，中国各地儿科门诊、住院爆满。关于中国各地儿科门诊、住院爆满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有三年疫情儿童免疫能力下降，儿童治疗中的抗生素耐药性正在增加等等。儿童在医院边打点滴边做作业的图片传遍海内外，引起非常多的评论，多数认为中国儿童的生活太为悲惨。一位德国儿科医生对此的评价是：如果这些学生还能坐在书桌前做几个小时作业的话，说明学生的体温还不是很高，没有必要挂瓶子。德国许多医生认为，人体有自然愈合的能力，特别是儿童，在体温不是太高、高烧持续时间不长的情况下，不使用抗生素，也会自然恢复。德国医生对使用抗生素是慎之又慎，因为过多服用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图2：儿童在医院边打点滴边做作业。一位德国儿科医生的评价是：如果这些学生还能坐在书桌前做几个小时作业的话，说明学生的体温还不是很高，没有必要挂瓶子，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司晓晨揭露了滥用抗生素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抗生素售价高而成本低，是药厂的“摇钱树”，而药店也想尽办法增加抗生素的经营销售。“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医院体制，导致医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放纵医生对抗生素药物的不合理使用[9]。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撰文[10]指出：数据显示，由于抗生素的滥用，中国平均每年每人“挂8瓶水”，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每年每人2.5至3.3瓶的水平；人均抗生素年消费量为138克左右，是美国人的10倍，已成为世界第一抗生素使用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国内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的占到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李玲教授用独到的眼光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第一：在过去近三十年间，由于政府突然退出以往发挥主导作用的医疗卫生领域，导致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趋利化；

第二：面对突如其来的医疗卫生领域改革，医院只能采用“以药养医”机制，维持医院的运营的医护人员收入的提高，导致中国的过度用药情况严重，中国的药占比是50%左右，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在过度用药中，抗生素的滥用的情况尤为突出；

第三：抗生素滥用在中国不仅是医院医生推动，同时也改变了患者的医疗行为。经过三十年以药物为主要手段的治疗，中国患者在认知和习惯上，已经产生对药品，尤其是抗生素的依赖性。一般性疾病，比如感冒、咳嗽，病人在医院也往往主动要求使用抗生素，甚至还出现由于医生不使用抗生素导致的医患纠纷，自我治疗的病人，也往往通过一些违规手段在药店获得抗生素。

李玲教授指出，在供方和需方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医疗体系的抗生素滥用极其普遍，即使是儿童，也大量使用抗生素，刚出生婴儿静脉注射抗生素的情况也很普遍，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中国每年有8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滥用抗生素，因此造成的肌体损伤以及病菌耐药性更是无法估量。这已成为国际高度关注的问题。

环境中的抗生素残留量的主要来源有医院、家庭、制药排放、禽畜养殖、水产养殖等。一方面，抗生素残留量通过生活污水、医疗废水、制药废水、畜牧水产养殖废水的直接排放或经污水处理厂无法去除后排放进入地表水中；另一方面，抗生素残留量可通过医疗废物、制药厂废物、人畜禽排泄物、垃圾填埋等途径进入土壤中，再通过渗透的方式进入地表水或地下水中。地表水或地下水被用于生产自来水，通过饮用水、饭菜进入人体。土壤、地表水、地下水与自来水中的抗生素残留量还会发生相互迁移，相互污染。

中国生产抗生素成本低，主要是因为生产厂商不用承担抗生素残留物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失的成本，这是中国大量生产抗生素的所谓的“环境优势”。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抗生素残留物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失，政府制不承担，生产者不承担，总要有人承担，这就是广大的民众和后代。

三、中国河流抗生素污染地图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不少科学工作者致力于水中抗生素残留物的研究，他们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从2008年姜蕾等发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典型废水中抗生素的初步分析》到2022年胡烨等发表的《长江重点江段枯水期药物及个人护理品(PPCPs)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来源》，用详实的数据说明中国河流、运河、湖泊、水库乃至自来水中水中发现抗生素残留物的问题，特别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笔者将一些相关文章题目和出处收录在本文附录中，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研究团队在对中国主要河流做了10年的流域调查，并购买了237家药企的各种抗生素销售数据，历经两年时间完成了研究。应光国回忆说：“多年来，我们到底用了多少抗生素，人用多少，兽用多少，都是未知的。”应国光感叹道：中国至今没有各类抗生素使用量的官方报告，这也是他坚持要做这项研究的动机。最初做研究时，应光国想从各个部门获取一些基础数据。但他跑遍了环保、农业、食药、卫生等部门，却一无所获。2015年研究团队发表了“中国河流抗生素污染地图”，揭示了抗生素污染在中国河流环境普遍存在，同时也揭示了从河流到居民家中的自来水，均被检出过抗生素。当食用含有抗生素残留的水、肉类和蔬菜，抗生素都会进入人体，最终导致“超级细菌”的到来与爆发。

图3：抗生素在各河流流域排放量和排放密度。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课题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为了供养工业化养殖业，每年有数万吨抗生素经由养殖动物和我们的身体，进入水土环境，致使各种病菌严重抗药，鸡鸭猪牛鱼全部沦陷。其中：京津冀海河流域、长江和西江是全国抗生素排放量最大的区域，而珠江单位面积中的抗生素含量排名全国第一。

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四、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没有抗生素指标

研究团队碰到的最大问题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关于环境里抗生素浓度的标准。媒体报道说，从北到南中国主要河川都陷入抗生素污染的泥沼，滔滔河水有如“药汤”。喝水如“吃药”的说法出自2020年中国绿发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发布的《长江流域抗生素污染：新型农业面源污染不可忽视》[11]一文中一个段落大意：“喝水如吃药”：饮用水源中抗生素检测缺位。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涵养超过4成人口和丰富生态。根据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近期调查发现，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纳克/升，远高于欧美国家，长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高居全国前三位。

2020年4月26日《光明网》发表专栏作家张田勘的题为《长江抗生素含量超标，水质改善任重道远》[12]的评论指出：“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长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然而，近期多项调研发现，长江流域抗生素浓度偏高，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更令人担忧的是，长三角约40%孕妇尿液中检出抗生素，近80%儿童尿液中检出兽用抗生素，部分检出抗生素已在临床中禁用，有可能严重损害人体免疫力。”既然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长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那么又怎么解释长江流域抗生素浓度偏高，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呢？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不敢单刀直入地指出问题所在，而是先要来一个政治站队，最终导致产生问题的根源说不清道不明。张田勘继续写道：“本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也要求对抗生素生产者和使用者进行管理。首先是严控抗生素的使用，做到合理使用；其次是对生产和排放抗生素的排污单位要‘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这个治理也包括采用技术手段来处理污水和残渣中的抗生素残余。”“谁污染谁治理”，是中国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实施四十多年来效果甚差，执行这个原则的结果是：企业作为生产者交付了十分低廉的环境污染费，自认为已经完成了环境治理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的GDP，还特意免除企业的环境污染费。国家收取了环境污染费，但是国家又不负责治理环境污染。长期累积下来，中国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欠债，要大大高于地方债。这并不是一个有意唱衰中国的说法。

对此中共地方环保官员的表态是：目前没有收到水体抗生素超标的相关报告[13]。

图4：地方环保官员：未收到关于长江抗生素残留物问题的相关报道，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中共地方环保官员的表态，暴露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上下信息错位。习近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两山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长江要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自认为很有效果，青山绿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专业杂志上一篇又一篇发表的关于中国水系中抗生素残留物问题的文章（参见本文附录），建议中共政府这么做那么做，也认为尽了自己的义务。但是中共地方环保官员却说无人举报这个问题。官员们不知道这个问题，自然也不会把这个问题向上汇报，乃至最高决策层。习近平没有收到水体抗生素超标的相关报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所以喋喋不休地要求长江流域要高质量发展。而中国科学工作者则继续在专业杂志上一篇又一篇发表文章……

至今为止，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中依然没有抗生素指标……

五、中国生活自来水中抗生素耐药基因污染现状

2016年李艳艳等发表题为《饮用水中抗生素残留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14]的文章指出：抗生素作为一种杀灭或抑制细菌生长的药物，在食品、临床、兽药、农业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抗生素的大量应用导致其残留物进入地表水，进而污染自来水厂水源，而标准的水处理不能将其完全清除，从而对人体产生较大的危害，引起过敏、发热、耐药性甚至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症状。因此，针对饮用水中抗生素残留检测的研究应该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抗生素残留的问题从河流、湖泊进入到人们每天喝的自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