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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建议胡耀邦十三大反击的密信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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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胡绩伟出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执掌党的咽喉,被誉为胡耀邦改革派的大将。胡耀邦下台后,胡绩伟被免职,有了写文章回忆文革后十年的想法,但因俗务缠身未能如愿。六四事件后,胡绩伟彻底赋闲,终于动笔,于1991年完成,却又辗转难以在中国大陆出版。1996年胡绩伟八十岁,文革结束二十年,胡耀邦下台十年时,终于在香港出版。该书胡绩伟原取名《借尸还魂》,来源于胡耀邦的一句话——“四人帮要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尸还魂还是可能的”,出版时改名为《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记述了十年间与胡耀邦的工作交往、重大事件。最后一章《从可爱到可恨的胡耀邦》,“侧重回忆他(胡耀邦)批荆斩棘、开山架桥、胜利前进中所遭到的重重阻挡和种种明枪暗箭,以至于被逼辞职的简要情况;当然这仅仅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侧面。”以下是该书最后一章节选:

胡耀邦改革派大将胡绩伟遗像

“又可爱又可气”,这是耀邦同志对我的很简单的评语。有的人故意加以歪曲,说成“又可爱又可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工作了七年,我以为可以称得上是比较亲密的同志加朋友。他说我之所以“可气”,是因为我有时不听他的招呼,勇有余而谋略少;当我认为自己有理时,甚至无所顾忌,什么人都当面争辩。我想他不可能会感到我“可恨”。

对于某些权威人物来说,在他们心里,耀邦同志确是一个“又可爱又可恨”的人物,或者由“可爱”变为“可恨”,不然为什么非把他赶下台不可呢?

说他可爱,当年反对“四人帮”,反对“两个凡是”,坚定不移地平反冤假错案,这样,他们这些大人物才能从“四人帮”的迫害下解放出来,而且重新登上高位。他们当然深感耀邦之可爱,甚至很可爱。

说他可恨,因为耀邦主张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不仅要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还要从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下解放出来;不仅要突破“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个人极权,而且反对树立任何新的个人极权统治;不仅要纠正毛泽东那一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反对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任何变了新花样的假社会主义。这就越来越威胁到某些人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

这样,在他们心目中,他的可爱之处在减少,而可恨之处则在增加,甚至成为他们推行新专制主义的政敌。经过几年的反复较量,他们终于下狠心用宫庭政变的手段把他打倒。这就不只可恨,甚至到了“誓不两立”的“可除”程度。

昨日功臣,一日之间就被打成“今日祸首”。他为千百万人的沉冤大狱平反昭雪,而他自己却蒙受千古奇冤,最后虽是病逝,实际上也是屈死冤死。

书记背后批评总书记,扣了一顶大帽子

耀邦同志这个报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编者注)得到广泛的赞许,人民日报根据总书记的报告精神作了宣传。万万没有想到,胡乔木同志对这个报告却很反感,他把一肚子火气都发在人民日报领导人身上。在耀邦讲话两个星期以后,乔木把我(当时我担任社长)、秦川(报社总编辑)和王若水(分管评论和理论宣传的副总编)叫去,对耀邦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报社不应该按照耀邦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批评重点是不能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改革,特别不能把农村改革的精神根据城市情况去推行,强调反对对国营大企业和文教部门进行改革。

乔木的讲话是那样声色俱励,好象把他对耀邦的不满都倾吐出来了。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人民日报多年,他总是要求我们对他的指示要言听计从,所以我们对他的讲话,总是尽可能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进行传达。这次他讲得这样严厉,我们回到报社以后,三个人赶快核对笔记,整理出一个比较准确的记录稿。现在把它抄在下面,很值得一读。

乔木同志谈话纪要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上午,未经本人审阅)

乔木同志先就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谈了几点意见(最早的稿),说:给中央的报告,虽然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是要表个态,以示和中央保持一致。人民日报早就提出来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问题,我已和胡启立同志谈过,你们后来的报告未及看,今天谈别的问题。

对中央负责同志个人的批示、谈话,不要马上忙于宣传,弄得过分不好。前天,北京市委有同志来谈,因为有些材料反映的东西与事实有出入,一批,市委马上作检讨,下级接到批示,明知不合乎事实也不能不办。十二大党章都不起作用了。像北京市委有话都不敢说、不好说,应当引起注意。

中央同志有些话是在个别场合说的,根据这些话作宣传更要注意。不能囫囵吞枣地宣传,容易出问题。比如对知识分子能不能提倡万元户、可以搞第二职业、文教单位也要包,等等。这些,在知识分子中反映强烈。两种不同的反映,比较积极的同志都不同意这种提法。你们人民日报是否可以提倡万元户?是不是也要搞承包,自谋出路?这样,把党和国家的机关也搞成自某出路,发家致富。这就引起很大的反感。清华大学张维同志也是市委委员,他反映:要求这样搞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的,而且是落后分子。

如果像这样搞下去,国家机关就会形成散伙状况。报纸不能“天天转”。刚刚宣传了蒋筑英、罗健夫,又宣传搞第二职业,叫读者如何理解。真正的科学家都是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丁肇中一天就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哪有时间去搞第二职业?记不得哪一国家有一位科学家终身不结婚,人家劝他,他说:我把全部精力都献给科学,不能再献给其他了。资本主义的科学家尚且如此,社会主义的科学家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何况,我们的科学家,一切的研究设备、研究条件、资料、仪器、物质等都是来自国家的,怎么能去搞第二职业,去为自己搞收入呢?

人民日报对这点宣传很多,跟得过快。十二大精神、四项任务、四项保证很少提了,两个文明、阶级斗争,更是提得少了。这样的宣传,叫读者怎样理解呢?

中央某一次会议,哪一个人某一次讲话,不能作为宣传中心。讲话的人是临时讲的,但宣传,就要把前后连接起来。人民日报的宣传,应注意前后连贯起来,注意宣传的连续性。党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不能一下就转到其他方面去了。比如六五计划,现在一下就很少宣传了。

紫阳同志在耀邦同志离京前,曾当面和耀邦同志谈过,改革要有步骤,不能一轰而起。今年改革要集中到利改税。改革要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不能一下都去搞承包。这点不解决,就忙着去承包,就会出问题。承包总要有定额指标,一包就容易提高物价。在北京市,这类问题已出现。现在,大家都想赚钱,国营商店也到外面摆摊子,就提价。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个人要增加收入,企业要增加利润,如何增加法?有些货源本来就紧,就无法增加销售量,只能提高物价。所以商业承包也是很复杂的问题。中央已经通知北京市要划分范围,商业改革现在只限于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国营商业改革现在不铺开。工交企业更不能铺开。首钢的办法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实行。北京市对首钢也有不同意见。很多企业原材料、产品销路都没有保证,如何承包?国家都得增加投资。再说,如果首钢真正翻两番,就同书记处对首都的四项指示的精神不符,北京的文教、卫生等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事情是很复杂的,不能孤立起来看。

紫阳同志在书记处一次会议上提到,对一九八二年的经济形势要有进一步的认识。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去年基建规模大大突破,重工业大大上升,轻工业下降,有的甚至是萎缩。这究竟是好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这究竟包含什么问题?这种趋势今年上半年如果并强有力地扭转过来,各行各业都要翻两番,形势失去控制,就会出现一九五八年那样的比例失调。轻工业继续下降,消费品减少,过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就会更明显暴露出来。

我现在谈的这些事现在不要宣传。等小平。耀邦同志回来以后再研究。这些事比较复杂。

对人民日报,对所有新闻单位,想到几点意见,就是考虑问题要有理论头脑。原则问题不能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不能说过头。耀邦同志临走前说:这样下去,大家头脑发热,谁也控制不住,会出问题。

我向你们提两点:一是宣传要有连贯性。不能把昨天宣传的抛掉。讲话的人可以不联系过去,但宣传就不能这样,要联系,要有一贯性。二是对各种事情要分析。要把各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要联系起来宣传,才不致于重犯过去的错误。一九五八年就是失去控制。当时,我想控制,曾经提出:政治局委员在外地说的话不作数。比如谭震林同志在外地的讲话,我就请示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不算数。但是,后来没法子控制,因为毛主席在外地讲了话,新华社、人民日报就只能宣传,也没有办法。当然,当时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话,也可以不说。但,这是个别问题,总的说来,那时已经无法控制了。

新闻工作者又要热烈又要冷静。情绪要热烈,思想要冷静。

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请我修改,我改了一次,临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还是有问题。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但文件已经发到县上去了。当然,整个讲话是好的。问题是: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的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十二大还算不算数?我修改时只是一头一尾加了一点。有些地方我改了,比如加上去要强调试点,按紫阳同志元旦讲话口径修改了。有些工作要等待,不要急。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这样,就搞得快了。事情很复杂,互相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问题很大。很多事是原来估计不到的,没有想到现在压力这样大。

现在,哪一方面都没有订出几条杠杠,就是要“改”。耀邦同志这一讲话,虽然话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要把承包制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我想向你们提出:把宣传的基础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毛主席尽管在实际应用上有不对的,但他还是经常向我、向报社提出,都要讲理论。当然,讲理论不是讲多少条条,不是多少引证,是要在日常宣传中,在小文章中,都要经常注意不要离开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要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群众反映,我们究竟宣传的什么主义?

国家企业和农业有很大区别。过去,对个人物质利益不宣传,甚至反对个人物质利益,是不对头的。现在又反过来,宣传得过了头,把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放在一边,不行。那何必宣传蒋筑英、罗健夫,那样,他们反而成为很不觉悟的了。

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果这样,就很难宣传了。把个人利益强调得过分,把它孤立起来,就成问题。农村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如雇工,中央主张不要禁止,过一些时候再看。而国营企业,情况就不同了,一离开全体人民的利益,怎么搞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因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就是要把国家利益、全局利益放在第一位。当然,“国家得大头,集体得小头,个人得零头”,这个提法很好。个人如果离开了国家、离开了集体,那就不好了。个体经济可以宣传,但那毕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嘛。至于“知识分子也可以先富起来”、“第二职业”等提法,已经发生很大的问题。在党史研究室也发生了问题。这样,机关工作也无法进行计划了。实际上把第二职业当成第一职业,热衷于为外单位写书,放弃了研究室的任务。他们还说什么:“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嘛”,“人民出版社也是党领导的机关嘛”。

这些话不要传达,传达时,只谈原则,不谈具体的事,只谈抽象的原则。

宣传不能单打一,不能说宣传改革,就不宣传十二大,不宣传四大任务、四大保证。不能春天宣传一套,夏天、秋天又宣传另一套。这样,党如何领导?《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的机关报,就要考虑这些大问题。中央哪个同志讲的话,可以只讲某一点,但发表的时候,就要前后左右联系起来宣传,不能孤立提出一个任务、一个思想。我看到报社登我在什么地方讲了什么,我自己就感到很为难。如果这样宣传,就必然使群众思想发生混乱。

毛主席经常讲:为了防止左右倾,讲防左时要同时提到防右,讲防右时要提到防左,才能防止片面性。这些经验,过去总结过,提醒过,但事到临头还是发生,还是又犯。我们要看得长远一点,要站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

我想,中央的意见会统一起来的,会得到一致的。以后这类问题经常会发生。不能要求每一个同志讲话都瞻前顾后,这是很难的,任何人也做不到。

这些年,北京市花了很大气力纠正中学校开旅馆,纠正医生私人开业,我们医院很多医生都去私人开业能行吗?现在这样宣传,事情就很难办了。

是要改革,要坚决改革,我决不是反对改革。但要考虑周到。

(秦川同志反映,当时确有把教员到工厂帮助得到报酬当成经济犯罪的事,当然不应当提在知识分子中也要提倡有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这当然不对,也要考虑,也要注意。

但是,都搞承包,就真正是一切向钱看了。

剧团搞承包的问题,首先,剧团是上层建筑,首先要解决的是政策方针,不能把文教团体也当成经济团体。对剧团的要求,首先是政治标准,不是经济标准。

我希望人民日报在各方面都成为权威,至少在主要方面要成为权威。人民日报应该研究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宣传不能片面性。你们在理论宣传改革中,强调进行争鸣。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各种主张要理论化,要讲理论,对很多重大问题,在理论上要阐明清楚。你们的副刊,要大大超过《申报?自由谈》的水平。你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但各个方面都超过,还没有做到。当然,现在条件不同,现在稿子很多,编辑人员水平差的也有。所以一些稿子错别字都有,事实搞错的也有。

本来想对人民日报提出个总的要求。人民日报总要有一个根本的努力目标,在几个主要方面都要成为第一流的,就是在各方面都要有权威。比如在苏联,他们常说,什么事,真理报是这样说的;什么名词,真理报是这样说法,等等。就是有权威。它确实也有水平。

一九六O年,军委扩大会议一个文件里提“闻风而动”。我就对毛主席说,不能闻风而动,风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如何动?但主席不同意,还是保留这个提法。去年七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首诗,李锐有不同看法。人民日报要把关,要尽这个责任,宁肯暂时受骂。我对主席也提过意见,主席说我把他“逼到南墙”,就是说我向他提意见。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对陈伯达搞陶铸不满,他说:陈伯达这人看风,不可靠。还是胡乔木敢说真话。

要坚持,宁肯受气。

人民日报的报告我再仔细看看。中央讨论后再看是不是到人民日报讲。

危险的征兆显露出来了

我以为,一个书记处的书记对总书记进行批评是很好的,但是最好是对总书记当面讲,或者在有总书记参加的高层会议上讲。而这次,却是背着总书记讲的,而且是专门向自己直接领导的下级讲的。这位一再强调党性的同志这次是什么也不在乎了。乔木同志不只批评进行全面改革,批评把承包制推广到一切部门,而且给耀邦的讲话扣了一个“违背十二大精神”的大帽子,指责人民日报根据总书记的讲话进行宣传是“头脑发热”。

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征兆!可惜我当时觉悟太低,没有看出其危险性。当时只认为,这无非是几位理论权威在反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重视这是某些政治权威的政治动向。当时只认为这无非是他们对改革开放政策和措施的不理解,这无非是思想理论上的尖锐斗争,没有重视这是二三是年来那条左倾路线又将到来,是新的政治运动和新的夺权斗争又快到来。

这种危险的征兆,恰恰也是两年前,我已经有一点察觉,但缺乏应有的警惕性。事情是这样: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这篇社论也是党校《理论动态》的同志在耀邦同志主持下撰写的。当时,胡乔木等人总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批评了这个观点,阐明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这就触到了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的痛处。他们中有的人就向邓小平同志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反左,有二十几处,却连一处反右也没有讲。”他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邓小平同志找了几个人谈这篇社论,认为“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在实际上给那些人以口实,以便他们用“有什么反什么”来纠正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因而胡乔木等人好象得到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发一个通报,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耀邦同志。这时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承认这篇社论错了,并劝我不要说这是耀邦同志主持撰写的;口头上是说“不要向上面推责任”,实际上是要由我来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耀邦错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主席而改选耀邦作主席。如果真的通报全党,必然使大家认为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这就可能影响耀邦的选举。当时,我还以为他们是赞成耀邦作主席的,所以我还老实地给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人写了一封信。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不知是不是我的信起了一点作用。

乔木、力群同志:

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讲到人民日报三月十日社论时,曾说过大的问题也没有,但要弥补一下,我们已经约请高级党校的同志再写一篇,说明除了主要克服左的错误外,也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另外,错误思想要清理,但不是人人过关。我认为,再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十日社论的缺点就得到了弥补。小平同志说,不必再写社论,可以用文章形式。他的意思,显然希望不要使份量显得太重。现在发通报,份量就更重了。

对十日社论,我可以承担责任。但问题是这篇文章事先在《理论动态》登过,其中有些话是耀邦同志原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讲过。而且耀邦同志审阅过一事,早就传出去了。如果这个通报一发,党内许多同志势必要纷纷猜测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一致。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原意的。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还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讲,左右都不好,但重点克服左。陈云同志指出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主要就是克服左的错误,这一点是明确的。至于具体到下面某个单位,某个人,当然应该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不加分析地乱上纲上线,贴上左的和右的标签。多年来,我们每次政治运动中,不是反左就是反右,而且一反就反到群众头上,上挂下联,都成了路线问题。

通报中提出: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以为,多年以来,许多人之所以宁左勿右,就是因为什么“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通报这一提,“恐右病”又有根据了。实际上,左的东西也可以同反革命结合,“四人帮”就是例子。近来,下面一些反革命活动中,许多就是以左的面貌出来的,是同“四人帮”残余合流的。近一个时期,报纸每天平均收到十几封信,猖狂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嚷现在变修了,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帜,要打倒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种情况,值得注意。

以上意见可能不当,请你们考虑。

此致敬礼!

胡绩伟

四月四日

(注:信中提到的“承担责任”的话,是邓力群的主要助手、政研室副主任梅行同志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的。他建议我对三月十日的社论承担责任,不要把责任推给耀邦同志。我答复他:如果耀邦的意见错了,那篇社论错了,我当然承担一切责任,决不向上推。但是我认为耀邦同志没有错,那篇社论总的说来也没有错,我就不能承认错了,不能承担什么责任。当时我就想,这是想劝我承认错误来说明耀邦错了。所以我在电话中拒绝了这位朋友的劝告。)

现在想来,我当时的警惕性太低,没有识破他们的真实用心。为了防止增加他们同耀邦之间的隔阂,我没有把这封信同时抄送给耀邦同志引起他的警惕,也没有抄送给其他中央同志。

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胡耀邦与胡乔木两种对立的观点

耀邦同志对这一讨论的重要性仍然紧记在心,对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根本思想仍然坚持不放。过了一年多,在一九八一年初,耀邦同志又作了一个重要讲话,强调建设四化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根本问题在于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又发动了一次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重大讨论。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发表了社论《伟大前程与实干精神~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社论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进行过两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第一个讨论,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真理的标准不是领袖人物的片言只语,而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它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具体深远意义的作用。第二个讨论,解决了经济工作中一个根本问题: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经济工作首位,对于摆脱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顺利地进行经济调整,起了应有的作用。现在我们提出实干精神的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问题,是想进一步明确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经济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目的都是人民,是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一切为人民,一切也要依靠人民。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人的解放,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靠人的奋斗。把这一点明确了,就能重视加强和改善人的工作,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四化,产生巨大的效果。”这一重要社论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加以阐明以后,指出:“从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宣布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逐步废除了剥削制,中国人民在解放的大道上迅跑了。”社论说,可惜我们偏离了这个正确的航道,搞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场大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大搞个人迷信,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大搞穷社会主义,以致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异己力量的束缚,积极性和能力都无从发挥。”社论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才回到主人翁的地位。可惜有些同志仍然只是在口头上,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确认这一点。因而除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之外,而且要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的兴旺与发达。”社论还指出:“社会主义应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变成了林彪、‘四人帮’宣扬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不只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还要保证人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要建立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这一重要社论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开展了关于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很多基层单位也自下而上地进行了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创造精神,最后汇集到为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

耀邦说,有的人把人民是主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但胡乔木等同志却连口头上也同人民站在对立的地位。在耀邦同志发表这一讲话和发动这一讨论两个多月前,胡乔木同志在社会科学院讲话时,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民是上帝”的思想(这话是毛泽东同志在《愚公移山》中说的)。他竟然举例说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今年的预算,结果这个预算还是要修改,以此证明“人民犯错误”。在两年以后,一九八三年十月,他到人民日报批判我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斥责一些人是“人民崇拜”,说中国人口搞得这样多,不是毛主席不听马寅初的劝告,而是人民犯了错误,是很多人都想多生孩子。这话,引起知识界的讥笑。

耀邦同志对人民主人翁的思想,同乔木同志的思想是鲜明对立的。这就更容易理解前面曾说的耀邦同志在这年一月二十日所作的《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报告的精神,以及胡乔木同志二月十六日针对耀邦讲话为什么会表现出那样反感的原因。

对这两次讨论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对待人民的两种思想,而且表明在处理这两种思想矛盾时,乔木等同志所采用的手法不是真正同志式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这种不正常的手法又反过来表明这两种思想矛盾的尖锐程度,更明显地曝露了左倾力量同人民存在誓不两立的矛盾。他们在哲学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在政治上批判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主人,在经济上批判解放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权利,在新闻上批判强调人民性。他们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统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专制主义。他们思想的核心,就是同人民作对,他们以代表人民的名义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统治人民,以至镇压人民。

如何对待人民,是革命党变好还是变坏的分水岭

说到这里,我还得拉回到提出“四个坚持”时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分歧。当时,很多同志都认为提出“四个坚持”有利于挽回十年内乱后几乎丧失殆尽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的确存在很严重的“三信危机”,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大大丧失了信心。这自然是因为二十多年的左倾错误和十年极左路线把我们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经过十年内乱本来应该猛醒过来,痛改前非,认真总结惨痛教训,批判过去的错误,特别是批判毛泽东同志后期的错误思想。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进行纠正,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痛改前非,才能真正达到逐渐挽回三信危机的目的。可惜,当时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甚至包括最高层的领导人邓小平,并没有猛醒过来,而是半醒半迷,仍然摆不脱过去那一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仍然用老一套的办法来企图维持早已丧失的人心。他们不把眼睛盯在党的工作和领导干部作风的拨乱反正和除旧革新上,以便挽回人民群众的信心,而是把眼睛盯着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责怪他们不应该丧失信心。当时,全国人民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热情希望新的当权者切实总结惨痛教训,坚持进行拨乱反正,陆续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赶快解放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批老干部和一切受害者。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热情奔放地集会庆贺胜利,揭发检举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上访申诉冤假错案,一时,各种群众性的活动风起云涌。应该看到这是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从失望转向希望的表现,是人民的觉醒,是国家的勃勃生机,是大好事。不可否认,在这中间,当然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两种反动势力妄图兴妖作怪。一种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死党余孽,他们仍然打着“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派”的招牌,妄图维持封建法西斯专政;另一种是国内外其他反动势力的趁机宣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妄图动摇人民的信心,阻挠拨乱反正。显然,第一种反动势力在当时是相当顽强的,是主要的;第二种反动势力是极少数敌对分子的阴谋活动。可惜,我们某些高层领导人在反对“两个凡是”时,看不到那股极左势力正是“两个凡是”的同盟军,反而夸大其他敌对势力的危险性,甚至把广大青年要求彻底肃清“林江反党集团”的余毒,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要求拨乱反正、除旧革新,也看成是少数坏人煽动起来的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对于人民集会、上访、贴大字报等正当活动,不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欢迎、保护其积极性,将其引上安定团结的正道,而是忧心忡忡、惶惶不安,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加以压制和打击。这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旧病复发,是他们错误对待人民的面目要求,错误对待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责任编辑: zhongkang  来源: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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