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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临终前高喊:不用毛泽东的药

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阴冷。

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

也许看到我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我们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毛泽东,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毛泽东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

此后,我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所以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此时,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症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身体每况愈下,受尽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对自己的病总是置之度外。

他激愤难平地说:“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庐山,我以私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还有就是在上庐山之前,我出访了东欧一些国家,因此说我‘里通外国’,搞什么‘军事俱乐部’,这完全是强加于我,我绝不承认,因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嘛!”

他不停地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有时大声反问:“我为什么看到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嘛!”他不时流露出有话无处诉说的心态,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念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字,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

每次查房,总听见他喃喃自语:“毛泽东啊毛泽东,你是我彭德怀一生最敬佩的人。我俩在一起三十多载,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说我像猛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儿逆耳忠言了?这样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人们有时喊你一声‘万岁’,是出于对你的敬仰和热爱,如果张口闭口高唤‘万岁,万万岁!’这就让人怀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别有用心。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情绪变得更加起伏不定。时而消沉烦躁,时而呆呆地凝视思索,时而扼腕长叹暗自垂泪,时而又破口大骂。当我询问他病情时,他常常答非所问,只顾诉说自己的心事;看守战士干涉他时,他也根本不加理会。

比如,我问:“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坚持放疗。肩膀和腰部的疼痛减轻些了吧?”他回答说:“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他常常自言自语:“我还是那句老话,‘是非有公断,事久自然明’,毛泽东说叫历史去做结论吧,我等着历史做结论。”

彭德怀因癌症转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肿痛难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拚命挣扎。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当看守战士阻止时,他骂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当医护人员给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着,张着嘴“啊、啊”地想叫喊。他顽强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极限坚持着,可是,他已经筋疲力尽。他的元气、精力已经耗费殆尽。他挣扎不起来了。他孑然一身。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个世界。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从此,他把怨恨、痛苦、忧虑、困惑、遗憾和希冀,留给了这个世间,永远地撒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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