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担任政治学教授的裴敏欣3月1日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谈到：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到2030年时，中国的政府将和现在大不同，现行政党体制中盛行的腐败，会迫使它做出改变。腐败将迫使中国结束一党专政。
中国共产党是2030年结束一党专政？什么时间垮台？长期研究共产党国家，现旅居德国的著名政治学家、研究极权社会的权威学者仲维光先生藉此对记者谈了他的看法。
记者：就时下中国经济、内忧外患、反贪及近日热议的福建厦门集美大桥江泽民题字石头断裂，您认为中国体制转型会在2030年吗？要那么长时间吗？
仲维光：中共在哪一天崩溃？说句实话，就目前也已经够迟了。科学研究最好的方法，就是对比以前的案例。对于中共，最好的案例是1989年东欧集团崩溃。当时的主因正是民众没有人再相信，大规模的离心离德，导致整个东欧共产党体制走到了死路。
而到今天，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中国现在的条件，所有中国社会的真相，都比1989年东欧的社会更加严重，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从来也没有现在这么清楚过，对共产党的抛弃，对共产党的绝望和痛恨，从来也没有现在这种程度。所以现在在中国积累了一切比1989年东欧共产党崩溃更充份的条件。
但何时崩溃，又需要一些个偶发的触机，或者用有信仰的人话说，需要天赐良机。它什么时候崩溃，只是大家在寻找，或者说在等待这个点。换成中国的一句俗语，“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中共一定会倒台。中国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西方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中共明天就垮。但如果西方社会继续对共产党采取随意的态度，那么他可能还持续些日子。另外，如果我们的民众采取更激烈更有力的措施，那么共产党明天就会倒。如果外界的条件不具备，那么就可能延续它一些时间，但是有一点，它一定会倒。
记者：裴敏欣认为，中共意识形态的衰退和统治精英的腐败及内部分裂，通过镇压来维持一党统治的经济和道德成本，也达到了难以持续的水平，一党统治在中国不可持续。
仲维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倒，它是要从内部乱起来，凡事一定要从内部杀起来，这样最快。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共产党已经再次从内部杀起来了，而且这个杀起来使得他们自己已经停不下手来，因为谁要停下，谁就会被对方杀死。对于共产党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为共产党的倒台制造了又一个很坚实的内部基础，而且这一点国内的民众都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
记者：另外，裴敏欣讲到专制下，经济上的成功不会长期持续。对这些观点您怎么看？
仲维光：过去中国所谓的经济上的成功，不过是因为世界的资本流向了中国，而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秩序如何好，而这个资本流向中国，靠的就是剥削廉价工人和掠夺环境，中国经济的这种繁荣不会持续很久，西方国家也在讨论，中国的投资要不要做，还会延续多久？而这一天崩溃的到来，也已经够迟的了，中国的山河也很难再恢复到以前那种正常状态了。
大家看到，中国的山河已经很难在几十年、百年内恢复到以前那种正常状态了，所以现在中国经济走到瓶颈，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是灾难了。
记者：裴敏欣的观点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但也引发了大量质疑。您对质疑中共不会那么容易垮掉的看法怎么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
仲维光：中共常常制造假象，扩大他的恐怖，这种质疑，当你慢慢跟他分析道理的时候，任何一个人都会承认共产党只有死路。与其分析这种质疑，不如更具体地推进退党，推进解体中共的这些做法，这些做法对民众来说，甚至对中共干部来说，也是一个安全的做法，退党保平安。
大家可以看，89年东欧那些国家的做法，那些国家里头，凡在89年前退出共产党的，或者离开共产党的那些人，在89年以后，他们无论在现实还是心理上，都获得了一个安全的、更好的生存机制。
记者：另外，您认为讨论中共解体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仲维光：讨论中共解体的积极意义，就是要更积极努力地具体去做实际工作，可以促进更多的人选择正确的道路，如果预言中共倒台，坐在那里等，或者是在那里争论他是倒还是不倒，那么说实话，只会延续中共的生命。研究问题是学者的事情，真正生活中的问题是大家的事情，真正的生活和未来是每个人具体的事情，所以每个人一定要对未来采取具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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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1961年到69年在北京清华附中上初中高中，其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从此改变了他整个生活。从第一个红卫兵在清华附中萌芽开始，他就和郑义等人成为红卫兵的主要反对者。1969年，他放弃了分配在北京工作，为了能够自由成长而到吉林洮安县插队。
在插队期间他开始自学哲学，由于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认识论基础，70年转向近代洛克、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思想，并且同时开始自学数学物理和外语。72年，他返回北京后先后在北京86中和29中担任物理教师。因为身患重病，在78年不得不放弃自学，考入大学继续学习物理，83年考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近代物理学思想史许良英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
88年他到德国，后在波鸿鲁尔大学马汉茂教授处研究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和思想问题。90年代中期后作为自由思想工作者，继续研究当代极权主义思想问题、波普和他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其它当代科学思想和文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