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逢人必骂的“老冤家”曾国藩死后，他却如此高的评价曾国藩是不是因为遵循中国社会“死者为大”的人情文化呢？虽是直性子火爆脾气的左宗棠也不能免俗。或许左宗棠在写挽联的时候有这样的因素。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仍活在世上的左宗棠越来越佩服曾国藩的人品，这从左宗棠善待曾国藩的子女就能看出来。本文摘自《新华每日电讯》，作者十年砍柴，原题为《善待老冤家儿女的左宗棠》。
左宗棠与曾国藩拼图（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在金陵去世，上至皇帝下至他的学生和部属，送挽联的很多。而左宗棠的挽联最为人瞩目，成为代代传颂的名联：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在挽联中高度评价了曾国藩的品德与功勋，当然也不忘解释一下两人之间备受世人关注的复杂关系。元辅，可做重臣解，也可直接释为宰相。曾国藩生前是一等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赠太傅，说是宰相也一点不过分。
上联意思是左宗棠谦称为国家谋划之忠诚、识拔人才之英明，不如曾国藩，下联的意思是说两人同心同德做大事如金子那样坚固，而直言不讳挑对方的毛病就像扔石头（今天网上则是扔板砖）那样毫不留情，这样做才不辜负两人一生的交情。
左的挽联之所以引起强烈关注，是因为他俩关系很不融洽，在官场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特别是左宗棠，到了独树一帜、地位和曾国藩相仿时，动不动在军营中、衙门里当着幕僚和客人的面批评曾国藩，有时骂得还很难听。内容多是说曾国藩假道学、虚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装”，对曾国藩带兵打仗的才能他评价更低。两人年轻时的共同朋友郭嵩焘曾写信对曾国藩说：“退庵言：在营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动至狂诟。”
现在左宗棠逢人必骂的“老冤家”死了，他如此高的评价是不是因为遵循中国社会“死者为大”的人情文化呢？虽是直性子火爆脾气的左宗棠也不能免俗。
或许左宗棠在写挽联的时候有这样的因素。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仍活在世上的左宗棠越来越佩服曾国藩的人品，这从左宗棠善待曾国藩的子女就能看出来。
1877年，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无钱治病，向左宗棠和他父亲共同的老部下、远在新疆的少年统帅刘锦棠借钱。刘锦棠和曾国藩是湘乡县同乡，他和其叔刘松山是曾的嫡系。后来为了平定西北，曾国藩慷慨地把这种战斗力最强的老湘营拨给了左宗棠。曾国藩后人向刘锦棠借钱却不直接向左宗棠开口，还是显示出亲疏有别。左知道此事后大为感慨，于是送给了曾家三百两银子，并且就此事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这段话显示出他认识到曾国藩生前的清廉决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但同样要撇清自己，他与曾国藩是为“国家公事”而争，不是为了个人恩怨。从此，他对待曾国藩的儿女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好。
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晚年号崇德老人）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记述：光绪八年（1882），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委任曾纪芬的丈夫聂缉椝（字仲芳）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这是当年最肥的差使。“文襄送客，而独留中丞公（聂官至巡抚，巡抚雅称中丞）小坐，谓之日：‘君今日得无不快意耶？若辈皆为贫而仕；惟君可任大事，勉自为之也。’故中丞公一生感激文襄（左宗棠去世后的谥号）知遇最深。”
多年后，年逾八十的曾纪芬动情地回忆道：
文襄督两江之日，待中丞公不啻子侄，亦时垂询及余，欲余往谒。余于先年冬曾一度至其行辕，在大堂下舆，越庭院数重，始至内室，文襄适又公出。余自壬申奉文正丧出署，别此地正十年，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故其后文襄虽屡次询及，余终不愿往。继而文襄知余意，乃令特开中门，肩舆直至三堂，下舆相见礼毕，文襄谓余曰：“文正是壬申生耶？”余曰：“辛未也。”文襄曰：“然则长吾一岁，宜以叔父视吾矣。”因令余周视署中，重寻十年前卧起之室，余敬诺之。嗣后忠襄公（曾纪芬的叔叔曾国荃）至宁，文襄语及之曰：“满小姐已认吾家为其外家矣。”湘俗谓小者曰满，故以称余也。——也就是说，左宗棠认为自己家就是曾国藩满女的娘家了。
有了左宗棠以及李鸿章等大佬的提携，连举人功名都没有的聂缉椝一步一个台阶往上升官，做过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苏松太道台（上海道台）、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湖北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
左宗棠在曾国藩生前是一位专业“曾黑”，原因当然很复杂。不过我认为主要还是人性的弱点作祟。左宗棠比曾国藩小一岁，早年都是湖南有名的才俊。左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出身（古代士人所谓出身是指科举功名）不如曾国藩，多次会试落第，终身只是一个举人。而曾国藩28岁中进士、进翰林院，37岁就做了二品大员礼部侍郎。这就好比现在一个师专毕业的人，哪怕做到了省部级官员，对着北大、清华毕业的同龄人，心里总是不舒服。
如果左宗棠一生不得志，老死于乡下也就罢了，可他以做湖南巡抚衙门的师爷为事业起点，做出了与曾国藩不相上下的功业。他这样性格的人，自然愿意以自己之长比曾国藩之短。如此，他的“瑜亮情结”或许得到某种程度的舒缓。而曾国藩的涵养比左宗棠好得多，对左的批评，一概不理。而在公事上，以大局为重，鼎力支持左宗棠。
等到曾国藩死后，盖棺论定，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其感佩之情应是发自内心的。他有没有对以前的横加指责内疚呢？或许从他那么善待曾国藩的子女，能窥一二。
左宗棠毕竟是左宗棠，到死改不了骡子脾气。晚年尽管他一方面承认曾国藩“清节足为后世法”，但仍然嘴里不饶人，时不时评论曾国藩某事某事做得不好，不如自己。估计他在收复新疆后，恨不得起曾国藩于九泉之下，大喊一声：“涤生兄，你看看我做的事业。”
对男人来说，他一生念念不忘而要与之比较高低的人，实际上是他最在乎的人。曾国藩对左宗棠而言即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