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彭德怀与黄克诚被认定“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个“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集团”。而更使此案冤上加冤的是本不相干的一些人和事，在被定性、定谳时，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早或晚，都和彭德怀挂上钩。
1954年，彭德怀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后草坪（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9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错误地认定彭德怀、黄克诚“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个“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集团”。而更使此案冤上加冤的是本不相干的一些人和事，在被定性、定谳时，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早或晚，都和彭德怀挂上钩。
彭德怀与高岗的历史渊源
彭德怀与高岗素有因缘。历史上，两人的工作多有交集，关系尚好，配合亦还默契。
1954年，高岗被指控与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结盟反对刘少奇、周恩来，意欲分裂中央，不久便轰然倒台。1955年，高饶反党联盟，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定性并公之于世。但是四年之后，那个已成为历史的高饶反党联盟又有了一个新的名称：“高彭反党联盟”。其后不久，排名顺序渐渐发生了变化，成为“彭高反党联盟”。
高、饶一倒台，彭德怀就被牵涉其中。一向对高岗赞赏有加，特别是对高岗保障朝鲜战场前线后勤补给显露出的组织领导能力予以高度肯定的彭德怀，因为私下既听过高岗对刘少奇发过的不少牢骚，又曾推荐高岗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二人的历史渊源亦成为认定彭与高能够联盟的历史因素。
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及其后，彭德怀就自己曾经听闻高岗的一些议论和与之的关系，做了解释和检讨。彭德怀承认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高岗有共同点，“能够听得进又信以为真”，也说过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在高岗问题上，有认识上的成见，还有“感情的成分”，“我是有错误的”。彭说的“感情的成分”，也就包含其与高岗历史关系的因素。
这种牵连与检讨，在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后，继续发酵，并且性质升级，“高彭反党联盟”在一片指责、指控声中，已然成形。
是“高彭”，还是“彭高”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揭批彭德怀的焦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党、反人民、反对“三面红旗”。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一份文件批语中更是点明彭德怀等人是高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8月11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再次谈到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说：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三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彭德怀参加了高岗集团，他们是想按高、彭、饶的面貌来改造党；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
会上，陈伯达的发言，将彭德怀与高岗联系较多，说：如果没有彭德怀这个军队的摊摊做支柱，高岗是会有所顾虑的，也不会那样放肆、那样猖狂。彭是高饶联盟主要的一个头头。
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则明确了彭德怀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同时还要追查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亦根据毛泽东的观点指出：彭德怀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重要成员”。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对彭德怀、高岗的关系作了这样的界定：“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同志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决议》认为，在进行反党活动方面，如果说彭德怀、高岗略有区别的话，那就是“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不过，此时这个决议还是把彭、高作为两个反党团体：彭是“反党集团”，高是“反党联盟”，黄克诚既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重要同谋者之一”，“又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决议》指出，彭德怀“同高岗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的时间是从“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开始”。这里，《决议》虽指出彭和高有“结合”，彭德怀、黄克诚是高饶联盟的“重要成员”，可《决议》并没有明确“高彭”还是“彭高”的顺序，但从彭只是高饶联盟的“重要成员”角色来看，应该是以高为首。
就彭德怀自己来说，在当时情势下，他的检讨不仅是违心的，而且是言过其实的。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彭德怀被彻底打倒之时，他也始终不承认与高岗联合反党，不承认有个他与高的“反党联盟”，直言对这种指控“有点想不通”。
彭与高的“结合”是确定了，如果说在庐山会议中，二者的“结合”还有什么未作定论的话，那就是毛泽东的疑问：“是高彭联盟，还是彭高联盟？”
彭、高“排序”终于有了定论
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报告中再次谈到彭德怀、高岗问题。说彭德怀“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有国际背景，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刘少奇特别强调：“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其间，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
1962年6月，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八万多字的申诉信；9月，康生以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的罪名，诬陷习仲勋有“反党活动”，有一个以习仲勋为首，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在内的“反党集团”，于是，彭的“八万言书”和小说《刘志丹》都成为“翻案风”的重要内容。彭德怀、高岗、习仲勋三人被联系在一起，被指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
彭德怀闻听习仲勋“出事”，心情既沉重又纳闷：“怎么他出事了，我的问题怎么把他也连累了？”
在1964年底到1965年1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一位军队领导人在发言中谈到彭德怀与高岗关系时说；高饶联盟，事实上是彭高饶联盟，彭德怀是这一联盟的第一个首领。
“彭高联盟”，彭德怀成为第一号首领。如此，彭德怀的问题又被加了码。彭德怀不仅不能被平反，中央为此还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委员会。该专案负责人的看法是：“彭德怀不是替高岗抬轿子，他看不起高岗，是要高岗给他抬轿子，他要当皇帝。”
1967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更明确宣称：“高饶联盟的实际领袖是彭德怀。”
彭、高“排序”终于有了定论。
无论打倒谁，都要扯上彭德怀
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因“反党宗派小集团”的罪名，受到批判，被撤职、降职，其后直至被迫离开军队、被彻底打倒。这当中，除指控谭政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新军委领导（特别是林彪），“自然地”又把谭政挂在彭德怀账上：一是说谭政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说在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对彭的指示是“闻风而动”，坚决贯彻；三是说对彭德怀认为“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等观点，谭政也深表认同；四是庐山会议后彭倒台，谭在反彭黄斗争中态度暧昧，谭对彭的反党活动，不仅不揭发，还加以包庇，甚至还授意属下继续宣扬彭德怀。指控认为，谭与彭的这种“联系”，使得在全军范围内，特别是在政治工作领域内对肃清彭黄影响的斗争，开展得不够有力。
还有人就工作作风将彭谭二人对比，说彭谭都是“一言堂”，骄横跋扈，唯我独尊，实行家长式的领导，彭骂人训人，谭也训人；说谭政与彭德怀、黄克诚是一条船，指责谭亲彭疏林，说谭政对彭德怀感情亲、跟得紧、走得近，和彭黄合得来，而对林彪则感到不合意，对林彪的指示“雷打也不动”，对林彪的批评听不进去，“格格不入”，严重抵触，甚至对林彪的领导公开抵抗。
总体而言，谭政等人被指责是与彭德怀、黄克诚一脉相承的，是彭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军队政治工作领域中的继续。所以，这次揭批谭政“反党宗派小集团”的斗争，在当时也被认为是继续肃清彭黄影响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对彭黄斗争胜利的发展。
在1966年揭批罗瑞卿的斗争中，罗的“罪行”“照例”与彭德怀挂上了钩。众口指责罗瑞卿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时，是紧跟彭德怀的，新中国成立后又“陷进”“彭高饶反党事件”中。至于是怎样“陷进”，“陷进”多深，具体事实如何，则语焉不详。实际上，不要说罗本人，就是似乎与彭德怀不相干的彭真，在1966年5月被打倒后，也被指控与彭德怀多有“勾结”。明明是中央领导“点将”要彭德怀去三线，却被指责那是彭真批准、答应的，是另有“图谋”，“二彭”“勾结反党”。
至于与彭德怀更不着边际的吴晗，因为写了有关海瑞的历史剧，毛泽东便一针见血，说：吴晗剧本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在毛泽东身边做了20年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因为与彭德怀的“历史渊源”（彭德怀与杨尚昆在红三军团是老搭档）而受牵连。杨尚昆最终失去毛泽东信任，杨与彭的关系也是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