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每天阅读《简报》，看每个人的发言和表态，但没有人跳出来，毛泽东心里很是着急。对于党内、军内和人民中汹涌而起的的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暗流他寝食难安。必须要打倒一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才能把这股暗流压下去。
7月14日下午，彭德怀的“致主席信”送上了毛泽东的书案。毛仔细看了两遍，心中窃喜，提起毛笔在信上加了个眉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给大会秘书处，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与会全体同志。
意见书分甲乙两部分。甲的题目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当时公布的各种数字。说：“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地总路线是正确的。”“在全民大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的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做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乙的题目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开头说：“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下面谈了两个问题：
一、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可以腾出手来大干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部门各地区，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7月16日，毛泽东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议事，决定会期延长，要评论彭德怀这封信的性质，通知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上山。薄与安都是“七大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批评彭德怀的当事人，这时候毛已下了从历史到现实全面清算彭德怀的决心。
对于彭德怀的信件，毛泽东并不亮明自己的观点。在党内斗争中，任何时候他都注意掌握多数，跟一些他认为该打招呼的人打了招呼利用各种机会召见一些人，首先是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例如，邀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时，说：“我现在不发言。”
从7月17日至22日，各组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讨论。
第六组（东北组，组长欧阳钦）22日上午讨论，对彭德怀信件的评论是这样记载的：“有些人认为，这封信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有的人说，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分析分析就清楚了。”对于后来被抓住不放，上纲为反对毛泽东的几处提法，即大跃进造成比例失调，影响城市各阶层和农民各阶层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问题；处理经济问题不如金门打炮、平定西藏叛乱那样“得心应手”问题，大家也表示了看法。有的人说：“从实际工作执行中，从一个时期发生的具体情况看，如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等，说它是政治性问题也未尝不可。”有的人说：“有些问题热得过火，如有的县提出‘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不过分，但这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不要说成是普遍现象。”有的人说：“说我们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不像平定西藏叛乱、金门打炮那样得心应手，指我们这方面缺乏经验，也是可以的。”
第四组的陶鲁笳（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关系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然已大体纠正了，但完全解决还要做很多工作。缺点的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有缺点错误，当然非右即‘左’，大跃进中的主要倾向，肯定不能说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出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还是必要的。”
一机部部长赵尔陆也在第四组。他是带了一箱子“海绵铁”上山的。大跃进以来他和王鹤寿的关系很紧张。王是钢铁工业的“头”，赵是机械的“头”，这是毛泽东在北戴河封的。王把炼出来的钢铁交给赵尔陆。赵尔陆想展览这一箱子宝贝，后来一反彭德怀，没敢拿出来。赵尔陆在小组会上是这样说的：“过去一个短时期经济社会中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应该感到沉重。
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建议书值得斟酌的是个别问题的提法，如说缺点的性质是政治性的，容易引起误会。”
四组组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食堂问题上继续护短（因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揭了老底）。他说：“应该承认，半供给制是多数农民赞成的。四川实行包两头，对老人和小孩实行粮食供给制。公社经过整顿后，占人口多数的贫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食堂对组织生产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出勤率可增加10-20%，劳动时间增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半供给制和食堂尽管还有缺点，我是很留恋的。”李显然知道，田家英的“御状”没有告倒他，他对彭信没有正面评论，但知道毛泽东的态度。
李先念也在第四组，跟组长唱了对台戏。他说了四个问题：“一、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办常年的、季节的、临时的、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食堂的好处是可以节省劳动力，但有三个问题要考虑：1、是否多吃和浪费粮食？360斤口粮肯定不够，在家吃饭可以糠菜半年粮；2、燃料问题，北方用煤肯定要增加，今年预计要销八九千万吨；3、副食品的商品率是否会下降？（有人插话：肯定要下降。）二、公社问题。步子走得快了点，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的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这是大跃进中一条主要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并不能离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要注意三方面的平衡：各部门内部的平衡，如搞多少钢，不能只看有多少高炉、平炉和转炉，还要看矿石、轧钢能否跟得上；左邻右舍的平衡；最后集中在物资、综合财政和劳动力的平衡。去年计划工作在这三方面都有缺点。四、小高炉问题需要整顿，否则不能坚持。去年小高炉贴了40个亿，也不可惜。但有的同志认为40亿搞1,000万吨的生产能力，比武钢用15亿搞300万吨并没有多大不合算，这一点要研究。小高炉的账要细算。”
具有现代科技意识的聂荣臻元帅在六祖发言，委婉地反对两小无猜（注：毛泽东把小高炉、小平炉称为“两小无猜”）他说：“大型企业的发展应当是向现代化、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前进，而不是搞土设备、土机床。今后必须注意提高质量。目前我们钢的品种只有300多种，而世界上钢的品种已达3,000多种。应该对钢的品种规定出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合金钢最低应占10%以上，而现在只有3%。现在有些特殊钢厂为了完成数量任务，在炼普通钢。”
总参谋长、书记处书记黄克诚19日在第五组发言。他说：“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人民公社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要是只挂个牌子就好了。去年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地了解炼铁情况，这是大放“卫星”的地方，发现质量不好，产量不实，向中央写了封信，提出看法。材料转到省委后，省委大发雷霆。这就是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现在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基建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大跃进以来，党与群众关系受到影响。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主席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三组组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党内应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晦自己的意见，大胆讲出不同意见的精神。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否可靠。”
二组组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发言中没有正面提及彭德怀的信，说华东一切都好，仍是太平盛世、他说：“就得失关系，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于失。1959年华东428万吨生铁任务，就是靠去年建设起来的‘小土群’设备完成的。农村粮食真正紧张一点的是山东济宁，但济宁现在基本上稳定了。华东其他各省，尚有小部分地区的粮食曾有不同程度的紧张，都已做了安排，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我们正在切实改正缺点，同群众.系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紧张得不得了。”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在二组表态：“我认为彭总的精神、态度是很好的，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这已经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至于信的内容，有些问题的估计，例如‘基本证实总路线是正确的’，‘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不能同意。”
贺龙元帅在第三组发言，他说：“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些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就纠正，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回想博古、王明路线的错误，整个湘西苏区，被承认为党员的只有关向应、陆冬生、夏曦和我。提起这些事，我真痛心。而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像这样的路线错误是难以纠正的。而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这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
从贺龙这个发言看，毛泽东给他交底了。贺龙元帅虽然文化不高，但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彭德怀是一方面军的，是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贺龙作为二方面军的统帅，不是毛泽东的嫡系，一般会采取“疏不间亲”的原则，不轻易介入毛彭之间的争吵。如今不仅介入，而且调子比谁都高，毛泽东自己都承认有一个指头到三个指头的错误，他却说连一个指头都不到；又回顾历史，批王明路线反衬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对彭德怀，不仅有批判，而且有揭发，这是对彭德怀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的信号。
7月21日，张闻天在华东组（柯庆施为组长）作了长篇发言。在众多高级干部猜度毛泽东的心理，窥测会议方向，以求作分寸适当地表态，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的时候，张闻天说话了。他仿佛又回到了遵义会议时代，想唤醒全党的迷狂，端正会议的方向。他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够，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工业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的讲话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但是问题既然存在，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跃进，就很容易产生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人民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压不下去。中央现在纠正这种现象，很必要。谦虚一点有好处。
讲缺点并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它也要通过实践的证明，并且不断修改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账。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是不行的。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总之，民主空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东西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张闻天发言长达三小时，一共讲了十三个问题，以上是他发言的重点。通篇发言摆事实，讲道理，逻辑严谨，充满了作为执政党一员的主人翁的善意。饥荒开始蔓延，农村在成千上万地饿死人，参加庐山会议的大员们，没有一个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有不识时务的，把人民的命运摆在个人荣辱之上的张闻天。
当天晚上，华东组组长柯庆施跑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说是大事不好，主席要是再不明确表态，人都被他们拉走了……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入夜，180号宽敞的书斋他仍觉得憋闷，到外面竹林里去踱步。，边吸烟边走，走完一圈又一圈，吸完一支又一支，脑子里36计想了个遍，柯庆施说得对，是该亮明旗帜组织队伍了。
他知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在挨饿，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在蔓延，各级干部在向上面追究责任，公社埋怨县级领导，县级领导埋怨地区领导，地区怪省，省怪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都在看着自己，怎样收这个局？
跳出来的这两个人，一个彭德怀，一个张闻天，彭是管军事的，张是搞外交的，经济建设上的失误，怎么拐弯也拐不到他们的肩上。他们的意见反映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看法，都是实情话，有根有据，实事求是，但危险也就出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上，他们的观点一旦统一了上下的思想，自己的地位还能保持吗！虽然彭德怀承认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张闻天说缺点是一个指头，但遵义会议不是也说博古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吗！？
毛泽东的思想集中在一点上：当前形势是反“左”还是反右？彭德怀要求彻底纠“左”，提反“左”的口号，顺乎党心民心，让整个国民经济从“大跃进”的癫狂中退下来。休养生息，但自己呢？当反“左”成为汹涌潮流的时候，自己还能在这象征对全中国的统治权的昔日的“美庐”，今日的180号发号施令吗？
一条饿死人的“左”倾路线是要有代表人物的。反“左”反到最后不就是引火烧身反到自己头上来吗？！自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千辛万苦，家破人亡，前不久大儿子死在朝鲜战场上，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吗？不能！绝对不能！
毛泽东又点燃支烟，一个亮点在竹林中游荡。新的一轮踱步、新的一轮思考开始了。要从根本上扭转会议的方向，扭转全党的方向，扭转全国人民的方向。当前的形势不是反“左”，而要反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了保卫这三面红旗，要组织队伍同一切反对派作战，把这股汹涌蔓延的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压下去。然后，在实际政策上，悄悄地纠正“左”的偏差……
看来要牺牲老彭了。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第二号元帅，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英雄，这样一个人物倒下去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有相当震撼作用的。谁再提反“左”，谁要再翻腾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那就看看彭德怀的下场。
还有那个洛甫（张闻天），在延安当了十年“开明君主”，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扳倒他可以防止在三“左”路线时期犯过错误的干部（这个数字不小）重新在他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22日天亮以后，180号一位值夜班的老工人在竹林里看到数不清的足迹和几十个烟头。毛泽东下了决心了。该纠“左”时他反右，这一念之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入了绝境，只要他活着，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从此以后，他不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在他一念之差的后面，是亿万生灵涂炭，上千万人活活饿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和兵变。
又想了一天一夜，7月23日早晨，会议秘书通知大家开会，九点听毛主席讲话。连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不知道毛泽东要讲什么。这是毛泽东对全党的一次突然袭击。
会议在庐山交际处招待所西餐厅举行。毛泽东提早几分钟来到会场，坐在铺着白台布的桌子前吸烟。他吸的是一种特制的熊猫牌香烟，据说尼古丁含量很少。又重新开了一包，放在桌子上，这就是他的讲话提纲。他有这个本事，第一支香烟引路，有不尽的才思，足以使他的听众目瞪口呆，像接受催眠术一样入其壳中。
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和部长们都到齐了，毛泽东自拉自唱，也不用人主持会议，平静地开了腔。这是一篇“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代表作。以下是李锐记录的讲话全文：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辉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
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些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
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30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数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过年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1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来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斗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够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了这股风，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没有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
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教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得延长。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注：梁朝的曹景宗），打了胜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兢；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注：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译为齐言”，是一篇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青年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边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似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57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切切的泄气性，悲观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
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70几万个生产队。70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人没有人这样主张。
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纸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法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有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
河南等省有一半食堂还在，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句话？三分之一农民，坚持下去就了不起，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56年就有办的，58年搞得更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差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缺点。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此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会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自己开脱一下。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对建设也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袖”，没有领导，哪来英明。58、59年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周、陈）。
实在是一大摊事未办。“始作俑者，其无后呼？”我无后呼？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钢铁指标柯老讲600万吨，我6月讲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表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了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我，一个儿子在朝鲜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补贴80亿，搞小洋群、小土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碳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上半个月的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江西党校那些意见就是驳。始作俑者，其无后呼。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
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个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党讲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钢铁、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点，也许要20个五年计划。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说是就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到列宁时候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1927年那样的失败？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了？不能这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如果讲责任，富春、鹤寿有点责任，谭老板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你要搞600万吨，是我要搞1070万吨，9000万人上阵，第一个责任是我、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说到此处，毛泽东嘎然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