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代影后胡蝶的私生女,却从小被抛弃;为了生计嫁给大她49岁的李宗仁,仅过了两年半老夫少妻的生活便成了寡妇……她的人生传奇,故事常被传来传去,但人们却不记得她的名字——胡友松。本文摘自《环球人物》官方微信公众号,作者环环,原题为《最惨“星二代”:她是胡蝶私生女,为生计嫁给大49岁李宗仁,生前仅留“一声叹息”……》。
李宗仁与胡友松在家中合影(图源:桂林李宗仁公馆)
如果一不小心投了个好胎成了“星二代”,那你一定觉得这人生绝对是烧了高香了,但看了环环今天给你讲的这个人,估计你得庆幸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了吧……
她叫胡友松,母亲是当年叱咤影坛的风云人物胡蝶。有这么一位娘亲,你一定以为她会星途坦荡,至少是过着公主般的生活,而事实却是令人扼腕……
胡友松出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当时,胡蝶为躲避日本人的“片约”,由香港前往上海。1939年,“胡若梅”在上海出生,胡蝶寄望女儿如梅花般美丽坚强。“私生女”一直是若梅摘不掉的帽子,母亲从不告诉她关于生父的任何事,只是说:“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
胡蝶每日只顾着拍电影,两三个月才能见女儿一次。“突然间一睁眼,妈妈回来了。”对若梅来说,“母亲”更像是一个符号。令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参加上海“百乐门”为抗日前线举办的募捐活动,母亲在台上表演,她拎着小篮子满场跑来跑去收集捐款,有观众投来钱,就点头微笑说“谢谢”。
她还有一群“干妈”,那是一些经常与胡蝶来往的国民党军官太太。“我有很多干妈,一个星期去这儿,另一个星期又把我接到那儿。她们凑在一起打牌、跳舞,我就在旁边看。”若梅喜欢干妈胜过母亲,因为她们给她买漂亮的衣服、鞋子,带她坐高级轿车,去许多高档的地方玩。
6岁时,若梅染上湿疹需要到北方治疗,胡蝶听从医生的建议,将女儿托付给一个在北京的军阀姨太太照顾。没多久,内战开始了。国民党军队惨败退至台湾,胡蝶也摆脱了戴笠只身避居香港,后来迁居加拿大。从此这对母女天各一方。
胡蝶曾留给养母一只装满金银首饰的手提箱,本是供若梅生活、上大学的费用,但很快被挥霍一空。养母还一直嫌若梅是“包袱”,常常打骂她。一天,若梅生了重病,养母一边大喊“这不是你家,找你妈去”,一边将她从床上拖起来赶出家门。站在寒风中的她绝望得想死,“我真想跳河,但那时候冰很厚,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连寻死都不成的她最终无处可去,只能回到养母家中,任其虐待……
少女时期的若梅已是亭亭玉立,走到哪里都被夸漂亮,“一定是家人的掌上明珠”……她尽量做出很自豪的神情,内心却痛恨得要死。“我不愿意跟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最亲密的玩伴,说起我家里的事,我只在心里说——‘我的家人在虐待我’。”
49年后,若梅进入中学读书。生活清苦的她为了激励自己,改名“胡友松”,希望自己像苍松翠柏一样意志坚强。可在浮华中长大的她,与那个年代有些格格不入,她的身世还是被查了出来。学校将她从第一批入团名单中撤了下来,但那只是痛苦的开始。
中学毕业后,她进入北京积水潭医院成为一名护士,在那里遇到了初恋情人——一名同是来自上海的医生,长得英俊潇洒。但他们的恋情遭到医院领导的强烈反对,“他们说我俩都是上海人,是资产阶级小姐少爷,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那还了得!”1960年,初恋以分手告终,备受打击的胡友松发誓“永远不结婚”。
5年后,曾任原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在周总理的斡旋下,从美国归来。当时,胡友松第一次从广播里听到了“李宗仁”这个名字,她完全想不到这个男人会走入自己的生命中。
归国的第二年,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因病去世。周围人不忍老年丧偶的他整日沉浸在痛苦中,几天后,一张写有“胡友松”的女子照片摆在了他面前。这个女生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好,又正好从事医护工作,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
在领导的安排下,胡友松在一幢大房子的客厅里见到了李宗仁,“在我的想象中,李宗仁一定是很高大的,但他的个头其实不高。不过,他很有军人气质,声音很洪亮。”那是她对李宗仁的第一印象,李宗仁也对长相漂亮、落落大方的胡友松一见倾心。
原本,李宗仁想找一个贴身保健护士,但“上边”却批示说,新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护理工作也有上下班制度,下班后,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胡友松自己对此理解为:“李先生要是喜欢我,就要明媒正娶。”可要嫁给足以做父亲辈的李宗仁,27岁的胡友松还是犹豫了好久。第四天,她同意了这桩亲事,“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会改变。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个人处境也变了。我可以彻底走出那个老太婆(干妈)的家了。”
就这样,她“忘”掉了当初“永不结婚”的誓言,于1966年7月26日,在李公馆举行了一场低调的婚礼,随后陪李宗仁前往北戴河休养身体。
也许是老夫少妻的婚姻,李宗仁在胡友松的面前表现得既是丈夫,又像长辈。他每天夜里总要去胡的卧室看一看,盖个被子,聊上几句。胡友松很快就烦了,让他以后不要在深更半夜吵醒她,但李宗仁还是去。她熟睡时,他怕惊扰妻子就光着脚在地板上走。还有一次,胡友松肚子痛,李宗仁告诉她吃4两南瓜子可以解痛,她以为是开玩笑,第二天醒来,一盘的瓜子仁儿摆在她床头,那是李宗仁在头天晚上帮她嗑出来的。
李宗仁的细心和体贴,令从未有过家庭温暖的胡友松备受感动。“我要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要好好照顾他。”
平静而怡淡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两年半,李宗仁就先走了。1969年1月30日,78岁的李宗仁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虽然这段婚姻很短暂,但它却是胡友松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李逝世后的每一个清明节,她都去八宝山公墓,将一束鲜花放在丈夫的墓前。
李宗仁留下了不少钱财,胡友松依照上级领导批示,将李留下的20余万元现金,以及国家发给她的特别补助费13.7万元都上缴国库;把李宗仁的160帧照片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此同时,她还向政府表示,不要国家任何照顾。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30岁的胡友松被赶出李公馆,住进了一处四合院。邻居们不常与她碰面,但还是会对她指指点点,说她是傍着旧军阀的姨太太。后来,她被扣上了“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参加劳动。那段时间里,胡友松改名“王曦”,她再一次对生活寄托了美好的祈盼。
庆幸的是,胡友松在“文革”结束后回到了北京,还被调入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她又有一次婚姻,但很快因某些问题离了婚。
1989年,81岁高龄的胡蝶临终前念叨着“蝴蝶要飞走了”,在加拿大病逝。作为她唯一的女儿,胡友松在几年后才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独自一人在异地怀念母亲。
经历了丈夫与母亲纷纷离去,苦尝种种悲伤之后,胡友松在1993年皈依佛门,并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不写回忆录,不写传记。那时,她独自住在北京东郊一幢年代已久的居民楼里,靠着每月领取的退休金,在画画、练字中度过。有时画作被人买走后,她也会将钱捐给慈善机构。
2008年,她被查出了直肠癌,可仍然很乐观,“我是直肠癌,和李先生一样的病,到死的时候我们也是同病相怜。”到了做手术的那天,医生要家属签字,她笑笑说,“我自己签吧,孤家寡人一个!”
术后的恢复并不理想,胡友松自感时日无多,一个人搬去了德州庆云县名刹金山寺居住。一周后,这位一生坎坷的女子以妙惠居士的法身,安然圆寂,留给这世上的只有四个字“一生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