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代影后胡蝶的私生女，却从小被抛弃；为了生计嫁给大她49岁的李宗仁，仅过了两年半老夫少妻的生活便成了寡妇……她的人生传奇，故事常被传来传去，但人们却不记得她的名字——胡友松。本文摘自《环球人物》官方微信公众号，作者环环，原题为《最惨“星二代”：她是胡蝶私生女，为生计嫁给大49岁李宗仁，生前仅留“一声叹息”……》。
李宗仁与胡友松在家中合影（图源：桂林李宗仁公馆）
如果一不小心投了个好胎成了“星二代”，那你一定觉得这人生绝对是烧了高香了，但看了环环今天给你讲的这个人，估计你得庆幸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了吧……
她叫胡友松，母亲是当年叱咤影坛的风云人物胡蝶。有这么一位娘亲，你一定以为她会星途坦荡，至少是过着公主般的生活，而事实却是令人扼腕……
胡友松出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当时，胡蝶为躲避日本人的“片约”，由香港前往上海。1939年，“胡若梅”在上海出生，胡蝶寄望女儿如梅花般美丽坚强。“私生女”一直是若梅摘不掉的帽子，母亲从不告诉她关于生父的任何事，只是说：“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
胡蝶每日只顾着拍电影，两三个月才能见女儿一次。“突然间一睁眼，妈妈回来了。”对若梅来说，“母亲”更像是一个符号。令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参加上海“百乐门”为抗日前线举办的募捐活动，母亲在台上表演，她拎着小篮子满场跑来跑去收集捐款，有观众投来钱，就点头微笑说“谢谢”。
她还有一群“干妈”，那是一些经常与胡蝶来往的国民党军官太太。“我有很多干妈，一个星期去这儿，另一个星期又把我接到那儿。她们凑在一起打牌、跳舞，我就在旁边看。”若梅喜欢干妈胜过母亲，因为她们给她买漂亮的衣服、鞋子，带她坐高级轿车，去许多高档的地方玩。
6岁时，若梅染上湿疹需要到北方治疗，胡蝶听从医生的建议，将女儿托付给一个在北京的军阀姨太太照顾。没多久，内战开始了。国民党军队惨败退至台湾，胡蝶也摆脱了戴笠只身避居香港，后来迁居加拿大。从此这对母女天各一方。
胡蝶曾留给养母一只装满金银首饰的手提箱，本是供若梅生活、上大学的费用，但很快被挥霍一空。养母还一直嫌若梅是“包袱”，常常打骂她。一天，若梅生了重病，养母一边大喊“这不是你家，找你妈去”，一边将她从床上拖起来赶出家门。站在寒风中的她绝望得想死，“我真想跳河，但那时候冰很厚，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连寻死都不成的她最终无处可去，只能回到养母家中，任其虐待……
少女时期的若梅已是亭亭玉立，走到哪里都被夸漂亮，“一定是家人的掌上明珠”……她尽量做出很自豪的神情，内心却痛恨得要死。“我不愿意跟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最亲密的玩伴，说起我家里的事，我只在心里说——‘我的家人在虐待我’。”
49年后，若梅进入中学读书。生活清苦的她为了激励自己，改名“胡友松”，希望自己像苍松翠柏一样意志坚强。可在浮华中长大的她，与那个年代有些格格不入，她的身世还是被查了出来。学校将她从第一批入团名单中撤了下来，但那只是痛苦的开始。
中学毕业后，她进入北京积水潭医院成为一名护士，在那里遇到了初恋情人——一名同是来自上海的医生，长得英俊潇洒。但他们的恋情遭到医院领导的强烈反对，“他们说我俩都是上海人，是资产阶级小姐少爷，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那还了得！”1960年，初恋以分手告终，备受打击的胡友松发誓“永远不结婚”。
5年后，曾任原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在周总理的斡旋下，从美国归来。当时，胡友松第一次从广播里听到了“李宗仁”这个名字，她完全想不到这个男人会走入自己的生命中。
归国的第二年，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因病去世。周围人不忍老年丧偶的他整日沉浸在痛苦中，几天后，一张写有“胡友松”的女子照片摆在了他面前。这个女生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好，又正好从事医护工作，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
在领导的安排下，胡友松在一幢大房子的客厅里见到了李宗仁，“在我的想象中，李宗仁一定是很高大的，但他的个头其实不高。不过，他很有军人气质，声音很洪亮。”那是她对李宗仁的第一印象，李宗仁也对长相漂亮、落落大方的胡友松一见倾心。
原本，李宗仁想找一个贴身保健护士，但“上边”却批示说，新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护理工作也有上下班制度，下班后，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胡友松自己对此理解为：“李先生要是喜欢我，就要明媒正娶。”可要嫁给足以做父亲辈的李宗仁，27岁的胡友松还是犹豫了好久。第四天，她同意了这桩亲事，“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会改变。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个人处境也变了。我可以彻底走出那个老太婆（干妈）的家了。”
就这样，她“忘”掉了当初“永不结婚”的誓言，于1966年7月26日，在李公馆举行了一场低调的婚礼，随后陪李宗仁前往北戴河休养身体。
也许是老夫少妻的婚姻，李宗仁在胡友松的面前表现得既是丈夫，又像长辈。他每天夜里总要去胡的卧室看一看，盖个被子，聊上几句。胡友松很快就烦了，让他以后不要在深更半夜吵醒她，但李宗仁还是去。她熟睡时，他怕惊扰妻子就光着脚在地板上走。还有一次，胡友松肚子痛，李宗仁告诉她吃4两南瓜子可以解痛，她以为是开玩笑，第二天醒来，一盘的瓜子仁儿摆在她床头，那是李宗仁在头天晚上帮她嗑出来的。
李宗仁的细心和体贴，令从未有过家庭温暖的胡友松备受感动。“我要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要好好照顾他。”
平静而怡淡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两年半，李宗仁就先走了。1969年1月30日，78岁的李宗仁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虽然这段婚姻很短暂，但它却是胡友松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李逝世后的每一个清明节，她都去八宝山公墓，将一束鲜花放在丈夫的墓前。
李宗仁留下了不少钱财，胡友松依照上级领导批示，将李留下的20余万元现金，以及国家发给她的特别补助费13.7万元都上缴国库；把李宗仁的160帧照片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此同时，她还向政府表示，不要国家任何照顾。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30岁的胡友松被赶出李公馆，住进了一处四合院。邻居们不常与她碰面，但还是会对她指指点点，说她是傍着旧军阀的姨太太。后来，她被扣上了“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参加劳动。那段时间里，胡友松改名“王曦”，她再一次对生活寄托了美好的祈盼。
庆幸的是，胡友松在“文革”结束后回到了北京，还被调入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她又有一次婚姻，但很快因某些问题离了婚。
1989年，81岁高龄的胡蝶临终前念叨着“蝴蝶要飞走了”，在加拿大病逝。作为她唯一的女儿，胡友松在几年后才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独自一人在异地怀念母亲。
经历了丈夫与母亲纷纷离去，苦尝种种悲伤之后，胡友松在1993年皈依佛门，并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不写回忆录，不写传记。那时，她独自住在北京东郊一幢年代已久的居民楼里，靠着每月领取的退休金，在画画、练字中度过。有时画作被人买走后，她也会将钱捐给慈善机构。
2008年，她被查出了直肠癌，可仍然很乐观，“我是直肠癌，和李先生一样的病，到死的时候我们也是同病相怜。”到了做手术的那天，医生要家属签字，她笑笑说，“我自己签吧，孤家寡人一个！”
术后的恢复并不理想，胡友松自感时日无多，一个人搬去了德州庆云县名刹金山寺居住。一周后，这位一生坎坷的女子以妙惠居士的法身，安然圆寂，留给这世上的只有四个字“一生叹息”！
